更少的资金，更多的政治干预：在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这个科学强国已无庆祝可言。华盛顿政府正对大学发起一场攻势，由此可能危及美国的繁荣和全球影响力。其他国家正在科研领域迅速追赶。
“情况很糟。”谈到美国科学界的现状时，科尔·多诺万这样说。多诺万长期在华盛顿担任科学政策相关职务，曾以外交官身份参与国际项目，如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也曾担任拜登总统顾问。如今，他以政策顾问身份参与“为科学挺身而出”基金会的工作，希望保护科学机构“免受过度行政干预带来的影响”。政府当前的科学政策可能把最优秀的人才赶出美国。
对美国而言，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且影响将远远超出科学领域。多诺万并非唯一持这种判断的人。越来越多专家开始担心，美国这个科学强国的未来正在受到威胁。
美国成为科学超级大国，始于政府资助科研。美国在科学领域崛起为超级大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且，这一进程是在政府将科研和教育提升为国家优先事项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早在1944年11月，罗斯福总统就要求其科学顾问范内瓦·布什制定一项促进科研的国家战略。战争期间，科学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充分证明：雷达、青霉素和原子弹的出现，大幅提升了美国的军事能力。战后，科学又被寄望于支撑国家的繁荣与安全。
范内瓦·布什是后来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和乔治·沃克·布什的远亲。他在二战最后几个月构想出美国现代政府科研资助体系。
1945年7月，范内瓦·布什提交题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这份报告至今仍被视为美国现代科学政策的奠基之作。报告建议设立一个联邦机构，专门资助基础研究。1950年，美国国会据此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1948年，成立于1930年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完成改革，重新定位为支持生物医学研究的机构。
布什在报告中还建议，应重点支持高校科研。在他看来，大学里的科学家由好奇心驱动，不受短期经济压力束缚，因此更可能作出最重要的发现。对美国大学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战前，它们的科研主要依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资助；此后，政府成为最重要的资助者和委托方。
这一模式成效显著。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战后美国都成为全球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超级大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高校，成为世界各地顶尖人才向往的目的地。
这一点在诺贝尔奖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到1945年为止，美国只有17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而德国有39人，英国有22人。自二战结束以来，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以及经济学领域，共有365个诺贝尔奖授予美国人。欧洲竞争者如今已被远远甩在后面。
美国政府科研资助数十年来持续下降。政府对科学的资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快速增长。在与苏联展开登月竞赛的高峰期，美国政府承担了全国三分之二的研发支出。但此后，政府科研资助持续回落。
如今，美国政府只提供全国研发经费的四分之一，其余资金来自企业。这一变化是在数十年间一步步发生的。现在，美国私营部门的创新投入不仅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甚至一些美国大公司单独投入的创新资金都超过了整个欧洲国家。
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本身并没有问题，恰恰相反。问题在于，国家借此为由退出科研资助。因为企业通常把资金投向那些已经发展到可以在可预见时期内转化为产品的技术，而国家的作用，是为这些技术的诞生打下基础，让那些看似无用的发现最终能够催生发明。一旦地基松动，整个创新金字塔都可能坍塌。
西北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琼斯在一项研究中估算了美国政府科研投入的宏观经济效应。根据这项研究，政府每投入1美元用于研发，平均至少能带来5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把健康改善带来的生活质量提升等非纯货币收益也计算在内，回报还会翻倍以上。琼斯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政府对科学的投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他还表示，这一点并不只适用于美国。
但特朗普政府显然并不这么看。它正在削减经费，并一步步拆解这个原本行之有效的科研资助体系。自前任主任在政府第一轮削减中辞职以来，国家科学基金会在过去一年里一直处于无人领导状态。特朗普虽然提名了继任者，但此人没有科学家或工程师背景——这在这家科研资助机构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4月底，特朗普还将国家科学委员会22名成员全部解职，且未作替补。这个机构自1950年以来一直负责制定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战略，并就科学事务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供咨询。
另一经济体已在研发支出上超过美国。当美国放慢其创新能力背后的科学引擎时，另一主要经济体正以更具战略眼光的方式扩张自己的科研体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按购买力计算，该经济体在2024年已超过美国，成为研发支出最高的国家。这个里程碑并未让专家感到意外，因为这一趋势早已持续数十年。
而且，这一趋势很可能还会延续。有关方面在最近一个五年规划中宣布，到2030年将把研发支出每年至少提高7%。特朗普在其2027财年预算草案中提出大幅削减科学经费。几周前，美国众议院也通过了一份削减幅度略轻的预算案。参议院预计要到11月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就预算展开谈判。
特朗普希望把军事研发支出增加355亿美元。不过，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流向“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等先进技术开发。军方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同样面临削减，削减额超过10亿美元。
分析人士已经指出，增加军事技术经费并不能替代科学预算的缩水。许多军事系统都建立在长期基础研究之上。比如，没有精密原子钟及其背后的物理学研究——从量子力学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卫星定位系统就无从谈起。
对科学日益政治化的担忧。除了科研经费被大幅削减，美国科研界还对科学日益政治化深感不安。5月底，特朗普政府提出修改联邦科研资助规则，引发强烈反弹。新规则规定，科研项目是否获得资助，将由政治任命官员而非独立专家决定。相关官员还必须确保研究项目符合“总统的政治优先事项”。
此外，学术期刊发表费用和参加学术会议的经费也可能被取消。这将严重阻碍科研成果传播。国际科研合作同样可能在新规下受到重创。美国研究人员甚至可能被禁止与某些国籍的同行合作，无论这些人生活和工作在何处。
在数以千计的意见反馈中，科学家警告称，这套拟议规则将带来灾难性后果。许多人承认，与其他国家合作确实存在知识被窃取的风险，但一刀切地禁止合作，显然矫枉过正。
波士顿学院教授克里斯·格拉斯说，政府内部某些派系正在推动一套议程，而其结果只能是反科学的。这套议程涉及移民政策、对大学“觉醒主义”的打击，以及针对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保护主义。格拉斯表示，特朗普政府以“最大化的科学政策措施”进行了一场高风险实验。任何一届政府都有权设定政治优先事项，但通常情况下，如此大幅改造科学体系，政府会先逐步试行，再决定是否全面推开。
格拉斯说，特朗普政府在科学监管上采取的却是“休克疗法”。“但科学生态系统就像一片森林。若把这片森林烧掉，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这场围绕科研经费与制度的冲击，影响的将不只是科学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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