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离觞》《海上繁花》之后，作家杨怡芬的最新长篇小说《鱼尾纹》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分为“银河之眼”“鱼尾纹”“浪淘沙”“与海豚同游”四个章节，以女主角小葵四十年人生经历为主线，将社会变革与个人命运交织，谱写一曲跌宕动人的“凡人史诗”。
“我很清晰地觉察到，上了四十岁之后，我对历史有了更多的兴趣，无论是对大历史还是微观史；同时，产生了回望同时代人成长经历的冲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正好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重合。有个说法，我们这四十余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进程。”杨怡芬说，以这样的时代经验为宝藏，她决定“用一个女人的个人成长来写这个时代的经济生活”。
《鱼尾纹》的叙事围绕一位生长在舟山的普通女性的精神成长展开。从考上大学，到屈从于职场潜规则导致婚姻破裂，再到借助经济发展的东风触底反弹……小葵的人生既有理想主义的奋发进取，又有遭遇现实暴击后的痛苦反思、绝地重生。女主角的“职场失足事件”在读者中曾引发不小的争议，杨怡芬表示：“人性的灰度和人物的复杂性，本就该是小说的领域，身为一个以写小说为业的人，我得诚实地去面对这些，尽可能地去看清楚。书写灰暗和复杂，将之暴露在太阳底下，藏匿之物因书写而显形，或可为后来者‘避雷’。”
然而，走出低谷泥泞的小葵依然是杨怡芬眼中的“大女主”。她辞去体制内的工作，下海创业，最终蜕变为在商海搏击的女企业家。杨怡芬说：“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对抗男性，而是对抗那个被规训的自己。小葵一直在对抗，这是我选择她做我的主角的原因。”
《鱼尾纹》的原标题为《羞》，对应于库切的著名小说《耻》。它是杨怡芬在不惑之年直面复杂的社会权力运作关系，探究人性幽微和道德边界的勇毅之作，也承载着她对芸芸众生的许多爱和悲悯。如她所言：“‘鱼尾纹’是身体的一部分，是衰老的开始、岁月的馈赠，皱褶里深藏难以言说之物，或羞或耻。最终，它就是鱼尾纹啊，我们终于是要和它相伴一生的。”
南都专访作家杨怡芬
作家杨怡芬。
《鱼尾纹》是“任性之作”
南都：请谈谈《鱼尾纹》这部小说写作的缘起。为什么称它为你的“任性之作”？
杨怡芬：《鱼尾纹》的写作缘起，来自“年龄”。我很清晰地觉察到，上了四十岁之后，我对历史有了更多的兴趣，无论是对大历史还是微观史；同时，产生了回望同时代人成长经历的冲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正好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重合。有个说法，我们这四十余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进程。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这一代的成长，就是“几世为人”。这是个宝藏，会不断有作家投身其中，我也算一个吧。因此，这份缘起，既是我个人的写作自觉，怕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自觉吧。
对于老去，我有一种乐观，在智力物理性衰退之前，随年龄增长的，是视野的扩大。当然，这得立足于保持一贯的观察和阅读之基础上。四十岁之后，我就想着要以一个女人的个人成长来写这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在一个经济社会生活总体上扬的阶段，预设她跌倒了还能爬起来，但这过程中一直会有难关，她得冲关前行。这是正常的构思，之所以称它为我的“任性之作”，是因为，在这本书的写作策略里，我采用了不“安全”的方式。这部小说离我的现实生活很近，近到会被误会我就是女主本人。尤其在开篇的《银河之眼》里，小葵的出厂设置，很大一部分就是我的。这个任性的好处在于，小葵观察到的世界能尽量保真。托尔斯泰有言，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也不过是在书写他个人的片面而已。这个“真”，就是我观察到的主观而片面的时代。因为书写对象和作者我的视野重合，文本呈现出来的现实感就特别强烈。一个小闺密曾和我说，她一边阅读，一边费劲地把小葵和我分开。
我明知道和自己拉开距离的写作才是安全的写作，但我还是任性了一次。
南都：《鱼尾纹》把小葵的人生分为四个阶段，划分的依据是什么？每一个阶段有什么特点？
杨怡芬：这四个阶段，是按小葵的成长和时代的发展两者结合后划分的。书中很可爱地以“小葵纪元”来标注——每个凡人，在个人世界里，也是绝对主角。《银河之眼》是第一阶段，小葵纪元1984-1999年，既是小葵从16岁到31岁从少女到少妇的阶段，也是“入世（加入世贸组织）”前的阶段，相当于改革开放的青春期。开篇的1984年，是很特殊的一年，比如当年“人民公社”改为了“乡”，很多观念在慢慢改变，大家都在期待2000年快点到来。第二阶段《鱼尾纹》单列2004年，那年前后，小葵的人生和改革开放的进程都在高速发展当中，我选取了2004年作为一个中途标本来细细摹写。那时，全球经济都处于高速增长期，呈现此前30年来最快增长态势，我国增速更是快中之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正式启动，行政单位人事制度也有各种改革。一切都在快速发展，每个人都唯恐落后于时代，小葵也是。小葵36岁了，在社会的高速变化里，焦虑悄悄开始，这一年，发生了影响她一生的污点事件。随着改革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改变。2004年，NBA赛事正式进入中国（2004年2月14日NBA主席与北京、上海两市体育局局长在洛杉矶全明星周末新闻发布会上联合宣布）。第一届“超女（《超级女声》赛事）”也在2004年，此后持续很多年。这两件赛事，当年十分火爆，就成了小说进行中的背景。第三阶段《浪淘沙》小葵纪元2009-2011年，小葵的人生和改革开放都面临变局。小葵四十出头，2004年埋的雷，在2009年爆了，她跌入人生低谷。好在，身处经济社会整体上扬的态势里，跌倒了，也有爬起来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2000年之后，农村出身的青年在考学这座独木桥之外，有更多的途径去更大的世界成就自己，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纷纷破土而出，经济发展火热，吸引很多当时有稳定工作的人也辞职创业，小葵借到了这个东风，才得以快速翻身。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让我们开始重视“内需”，于是有了“家电下乡”的政策，盘活了处于危机当中的家电行业；于是，也有了四万亿元人民币的建设投资，房地产和金融等行业因此加速度发展。当时有一个热词：“下海”，但大海当中，“浪淘沙”难免，某类民营企业家是如何被淘汰的，《浪淘沙》提供了一个样本。第四个阶段《与海豚同游》小葵纪元2016-2020年，是这部小说的的最后一个阶段，小葵和改革开放都到了“新常态”。小葵五十出头了，她有了年纪也有了财富。这部分既写她也写“朱家”怎么积攒和分配财富，这个过程拷问家庭和社会伦理，也考验人性。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了“新常态”，从高速发展进入中高速，产业要转型，增长点要切换，小葵也是在这样的形式下从水产行业进入旅游业。这阶段很近，因此，文本中，时代这“背景音”很轻，小葵的心声就响亮了。小说是个开放性的结尾，小葵到底会怎样呢？这答案，交给时间吧。
写人性的灰度和人物的复杂性
南都：小说中有一段小葵在职场竞争中服从“潜规则”的情节。作为小说家和创作者，你如何面对人性的灰度和人物的复杂性？你会不会不自觉地站在道德高地去打量她？
杨怡芬：小说里，小葵有自我审视，她认为这件事自己也有责任，她不仅仅是个“服从者”，她同时也是主导者，因为她想从高位者那里取得她要的帮助。我很欣赏她有这样的认知，不为自己做完全无辜的开脱。但站在更高一层比如男权社会这一维度来讲，她确乎是在服从那套规则。人性的灰度和人物的复杂性，本就该是小说的领域，身为一个以写小说为业的人，我得诚实地去面对这些，尽可能地去看清楚。书写灰暗和复杂，将之暴露在太阳底下，藏匿之物因书写而显形，或可为后来者“避雷”吧。我可不可以吐槽现在的小说有越来越简单化和扁平化的倾向？我把小葵当做活生生的人，和她一起经历那些灰暗和不堪，我想，我没有站到道德高地上去打量她。真诚的小说里，这样的道德高地越少越好。
南都：小葵人生的后两个阶段（商海沉浮、企业家蜕变），与你2018年从综合部门转岗到稽查一线的经历密切相关。你在工作中看到的企业经营状况、会计人员的专业操守，如何具体地“落”进了小说里？它修正或拓宽了你对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哪些认知？
杨怡芬：这个话题还真不好展开，因为涉及很多工作上的事情。说起来，因为工作关系，我算是作家里头离经济生活比较近的，因此，日常生活中，谈及诸如合同啊经费啊这类事情，我会觉得这只是需要厘清的工作内容，而不是在斤斤计较。说到具体的会计工作，“斤斤计较”也是不够的，得“分分计较”。那是个较真的行当。我的小说里写到转账啊银行啊企业啊，会比一般的作家有现实感，因为，我就在现场，职业见闻会在不知不觉间落进小说的字里行间。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卡夫卡，白天是兢兢业业的保险职员；象征主义诗人佩索阿一度是会计，甚至还曾和妹婿共同创办《商业与会计》杂志；我这样的小作家也珍视白天的工作，它不仅是谋生之所，更是一条道路，深入人心与社会变迁。说句题外话，即便靠写作能养活自己，我也不赞成年轻人轻易全职写作——人也像植物，还是需要阳光雨露与风雪冰冻，才能长得健壮。
电视剧尤其短剧里的企业家，多是霸总如何甚至老爷少爷怎样，那是为了迎合一众“刻板印象”而编造的。我接触过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是一群认真做事的人。创业很难，创业成功更难，守成更是难中之难，能在这些难中成就一番事业的人，都很优秀。说到底，大家都是人，不过所从事的行业不同而已。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真的读书。我看到他们的案头有书，除了经济类和企业管理类的，也有文学类的书，且都是在翻阅的。这让我深信精神生活是和物质生活齐头并进的。我对会计和民营企业家都没有成见或偏见，因此，真的很难说出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有什么让我意外的。
南都：小说原名曾叫《羞》，后改为《鱼尾纹》。这个“消失的原题”承载了什么？“鱼尾纹”又有什么象征意义？
杨怡芬：是的，那是原题，当初它指引了我写作的方向，要写出女主的羞愧。我另有个短篇小说，原题叫《耻》，后来看到库切有同名小说，就改了，改为《有凤来仪》。原题《羞》和《耻》的小说是一对，女主的身份都一样，只是经历的事情不一样。《羞》，只是自己沉沦，并且为自己羞愧。《耻》，则是把别人也拉下水了，并且还逃避现实。一个人会知羞知耻就不可怕，可怕的是深陷羞耻之境却不自知。知羞知耻然后才会有勇，这是我想让这俩小说承载的。原题消失了，承载的内容没变。“鱼尾纹”，它象征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是衰老的开始，是岁月的馈赠，皱褶里深藏难以言说之物，或羞或耻。最终，它就是鱼尾纹啊，我们终于是要和它相伴一生的。
通过讲述人生，让不同的人们相互理解
南都：《鱼尾纹》的小说背景依旧在你的家乡舟山。你如何理解舟山在地理与文化上的“末端”与“门户”双重属性？希望通过小说纠正外界对舟山的哪些误解？
杨怡芬：舟山群岛在长江水道和南北海运的T字路口，这里通江达海。我把这句也写进这部小说了。舟山这地名，在文学中出现得不多，身为舟山儿女，我想我有些小责任将舟山在小说中介绍给读者。以陆地和陆地文明为中心，舟山就是边地和“末端”；以海洋为中心，舟山无疑就是陆地的“门户”，但成为“海洋文明”的前沿，目前只是愿景。我希望通过我的小说，能让我的读者感受到，在舟山生活的人们百分之八十和大家一样，有百分之二十和大家不大一样。最重要的是一样的部分。在世界里处理诸多关系，得“求同存异”，求同为大，那是一起前进的基础；存异为小，但也很重要，那是“特色”和“个性”。文学的一个现实意义，尤其是小说的功用，就是能通过讲述人生让不同的人们互相理解。因此，大家对舟山的印象，如果只是一个度假的海岛或是一个出产海鲜的渔场，那读了我的小说之后，一定会有所改观的。
南都：你认为小葵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女性？你为什么以她作为主角？她是否符合我们时代对“大女主”的期待？
杨怡芬：小葵是个既新又旧的人，她的性格里既有相夫教子的传统性，又有要出人头地发展完善自己的信念。总体上来说，她还是个温良的人，性格也算温和，符合南方女性的“刻板”印象。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对抗男性，而是对抗那个被规训的自己。小葵一直在对抗，这是我选择她做我的主角的原因。每个人都活在她自己的时代里，在小葵的时代，她能算个大女主，因为到最后，她从心理和经济能力上都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我不担心她的后半生，即便她再跌倒，她也有保持自尊生活的能量了，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就是大女主。理想中，新时代的“大女主”是怎么样的呢？我不希望看到是变成男人模样的大女人。
既温柔敦厚，又坚定有力
南都：我注意到你的小说语言一如既往的诗意和细腻，显示出文本的高度风格化。请谈谈你对小说语言的要求。
杨怡芬：我们的中文很美，用词和行文，有自己独特的诗意和韵味。我希望在简洁和准确的基础上，带上诗意和古意，共同指向一种力量感：既温柔敦厚，又坚定有力。这是理想状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具体到我自己的写作，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根据文本要呈现的内容和气质，选取相应的叙述语言和行文方式，也就是说，我还是有比较强的文本意识。《离觞》的语言和叙述是偏传统的，《海上繁花》则是现代和通俗的，《鱼尾纹》呢，它是偏现代和“纯文学”的，这是我目前能调用的三副笔墨。当然，即便我想拥有这三副面孔，但，也只是我“想”；实际上，我可能没学会彻底“变脸”，或许只是微微变形吧。
南都：你在创作谈里说，你的小说“是横着生长的，每向前一步，身后都拖着细密的纱网”。这种散文化的、牵连细节的方式，是否对叙事造成阻碍？有没有考虑尝试更干脆利落的写法？
杨怡芬：散文化的、细节丰茂的小说，会比干脆利落的小说更好地呈现氛围感，有“活人感”。在阅读中，我也偏爱这类小说。但我也在尝试更干脆利落地讲故事，比如这部小说的四个部分，小葵的少女和少妇时代，是偏散文化的；小葵的中女和初老阶段，叙事上比之前两部分干脆利落。我的理解是，人生的阶段不同，心境不同，我的叙述也要与之匹配。读者反馈当中，我的文字责编是偏爱前两个部分，她觉得审美好；一位评论家更偏爱最后部分，她觉得我在那里终于将时代让位于人物了。写作犹如厨子做菜，众口难调，还是忠于自己的选择吧。
小说承载家乡、家庭和个人议题
南都：你从事写作已二十余年，从第一部长篇《离觞》到现在的《鱼尾纹》，你认为自己在创作观念、写作风格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杨怡芬：我2002年开始写作的，专心写小说。前十年发表中短篇并出版了两部中短篇小说集，还有两个长篇的“废墟”存在电脑里——我既要工作又要抚育孩子，写作时间实在太少；后面十多年，我同时写着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2021年、2023年、2025年分别出版《离觞》《海上繁花》《鱼尾纹》三部长篇小说之后，2026年，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海里面的怪东西》出版了。业内都知道，对普通作者而言，中短篇小说集相对长篇小说更难有出版机会；可我也惊喜地看到，年轻读者对中短篇小说集是欢迎的，但愿有更多的出版社看到这样的商机。
在创作观念上，初期的我，把小说作为处理社会问题的“工具”，面对的是他者。我这个观念蛮“五四”的，也和新世纪初的写作潮流很不一样，也许好歹能归类到“新现实主义”，但它面向的是“底层”，我的却又不是。渐渐地，大概也是写作十年之后，我开始把小说作为承载家乡和家庭、个人议题的载体，小说在我心里越来越及物和切己。以后肯定还会变，也许会更注重精神性？我不确定。
写作风格上的评论，我是身在庐山之中啊，真有些说不好。不强说它了。
南都：未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杨怡芬：我把自己定义为身处爬坡期的作家——在写作二十多年之后，我终于认下了“作家”这个社会身份。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个全职写作的人了，除了处理必要的生活杂事，其余的时间就都交给读写。说来惭愧，说了很多年，我还没把《离觞》的续篇写完，目前正在写。接着，长篇写作上，我还是以舟山的历史和舟山人的集体记忆入手去写；中短篇方面，就比较自由，可以承接凭空而来的灵感。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