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这个时候，我拎着两个蛇皮袋子，从那个住了十二年的家里走出来。
身上就剩三百来块钱，银行卡里头干干净净。房子归他，车子归他，连儿子读书的那笔教育金，也归他——因为他说那是他爸出的钱，跟我没关系。
我叫春兰，今年四十三。离婚那天，是个下着小雨的下午，我站在民政局门口，雨水顺着头发往脖子里灌，凉得我直哆嗦。陈建国——我那个前夫——他连伞都没给我撑一把，转身就上了那辆黑色帕萨特，副驾上坐着个染黄头发的女人，比我小十几岁。
我那时候心里头跟刀绞一样，可我没哭。
为啥不哭？因为我早就把眼泪流干了。
陈建国是开建材店的，这些年家里头的钱都在他手上攥着。我呢，从结婚那天起就在店里头帮忙，进货、记账、招呼客人，没拿过一分工资。他说："咱俩是两口子，分啥你的我的。"
我信了。
信到他在外头养了个相好两年多，我才从隔壁王婶嘴里听说。
摊牌那天，陈建国把离婚协议甩我脸上："房子是我爸名下的，店是我开的，你想要什么？想要就上法院告去，告个三年五载，你耗得起吗？"
我看着那张纸，手抖得签不了字。可我一想到儿子明年就要上大学了，我不能让他爸妈在亲戚跟前抬不起头来——我签了。
净身出户。
走的那天，我儿子抱着我哭，说：妈，你等我，等我考上大学挣钱了，我养你。
我摸着他的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谁能想到，一年后的今天，陈建国会站在我租的这间小出租屋门口。
那天我刚从早市回来，手里头拎着两斤排骨，准备给儿子炖个汤——他周末要回来。楼道里头光线昏暗，一股子炒辣椒的呛味儿。我刚摸出钥匙，就看见门口蹲着个人。
那人一抬头，我手里的塑料袋"啪嗒"掉地上了。
"春兰……"陈建国站起来，脸上挂着我从没见过的那种讪笑，"咱俩……能聊聊不？"
我盯着他看了足足有十秒钟。
这人比一年前老了不止十岁。头发白了一片，西装皱巴巴的，下巴上一层青胡茬，眼睛底下两个大眼袋。哪里还有当年那个开着帕萨特、把离婚协议甩我脸上的陈老板的样子？
我没说话，开门进屋，他跟着就往里挤。
我"砰"一声把门顶住："你想干啥？"
他赔着笑："春兰，给口水喝行不？我从早上就在这儿等你了。"
水我是给他倒了。
不是心软，是想听听他到底要说啥。
陈建国捧着那个掉了瓷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大口，叹了口气，开始倒苦水。
那个染黄头发的小三，姓刘，跟他同居了八个月，把他银行卡里头三十多万取走，连人带钱跑去广东了，听说在那边又找了个开厂的。建材店因为这两年行情不好，加上他没心思打理，赔得一塌糊涂，欠了一屁股债。房子抵给银行了，车子也卖了。
"春兰，我现在啥都没了。"他眼圈红了，"我想明白了，还是你好，跟我过了十二年苦日子，从来没红过脸。咱俩复婚吧，重新开始，啊？"
我听着，差点没笑出声。
我端起自己那杯水，慢慢喝了一口，问他："建国，你今年多大了？"
他愣了一下："四十……四十六了。"
"四十六的人了，"我把杯子放下，"你是不是觉得我还跟二十年前一样好骗？"
他脸"刷"地白了。
我站起身，从抽屉里头拿出一个本子，翻开给他看。
那上头记着这一年来我所有的账目。
去年净身出户之后，我去了城南的一家服装厂，白天踩缝纫机，晚上去夜市摆摊卖袜子。一双袜子赚两块钱，一晚上能卖出去六七十双。后来我攒了点本钱，跟王婶合伙在小区门口盘了个早餐铺，卖豆浆油条。
凌晨三点起床，晚上九点收摊。
我手上的茧子，比我妈那辈子做农活的时候还厚。
可我攒下了七万八千块钱。
我儿子今年考上了省里的重点大学，学费我自己出的，没找他爸要一分。
"陈建国，"我把本子合上，"你来找我，是觉得我一个女人在外头混不下去了？还是觉得我心里头还念着你？"
他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
"我告诉你，"我走过去把门拉开，"当初你把我从那个家里头赶出来的时候，我就死了一回。死过的人，不会再回头走老路。"
"你赶紧走吧。以后也别来了。"
陈建国走的时候，背驼得跟个老头一样。
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眼泪到底是流下来了。
不是后悔，是替过去那个傻女人哭。
晚上儿子回来，吃着我炖的排骨汤，问我："妈，你今天咋了，眼睛红红的？"
我笑笑："切葱花呛的。"
窗外头，夕阳把对面楼房的玻璃照得金灿灿的。
我心里头头一回觉得，这日子，是我自己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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