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因为“故乡三部曲”《皮囊》《命运》《草民》，来自福建沿海小镇的“80后”作家蔡崇达为中国文学地图贡献了一个独特的角落。
日前，他做客“巨鹿之赞”，以“文学：来处与去处”为题，分享自己的写作历程和经验，讲述自己的生活与思考，直面书写的困境，与读者共同探讨破局之道。
意外的手术：找到了写作的新的去处
今年是我来到上海的第十年，大家如果读过我的作品、《命运》《草民》都是在上海写的。
我不喜欢讲座，因为讲座好像是输出很强力的，想要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我很恐惧，很担心自己会有一个很顽固的、而且长时间不变的观点。这证明我没在生长，证明我没有新的感触和感受，证明我没有能力进行自我的推翻和推进。所以今天我也不妨换一个方式，分享一些感触，期待跟大家有更多的碰撞，共同激发，一起前行。
我本来上个月就要来“巨鹿之赞”的，好巧不巧，就在原定时间的前两天，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责任人是我，不是外卖小哥，外卖小哥还是让我感受到人间温暖的。我觉得我当时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处于非常不对的时候，意外其实只是结果，任何意外，都是因为生活产生了一些扭曲和变形，这样的扭曲和变形有时候在心里打了一个结，有时候直接外化成生活里的某个遭遇和某个境遇。
这次我为什么会摔呢？因为我这段时间处于极度焦虑的创作状态。坦率地讲，可能这个词说起来很大，在我看来，现在是中国文学创作一个非常重要，并且困难的时刻，事实上任何重要时刻都是困难的。
当时我着急要写一本承担时代使命的作品，又着急想要给出新的文学判断。其实我前段时间处于两本长篇小说混着写的状态，两者都觉得使不上力气，经常写到头晕脑胀，实在觉得憋闷，想出去透透气。我虽然有驾照，但是不敢开车，因为老是会开着开着就精神恍惚，我觉得可以骑小电驴，出门兜兜风，风吹过自己，包裹着自己，好像超越了一般。那个时候突然间下暴雨，着急回家就开的很快，看到前面有一辆摩托车，自己稍微一拐，人就飞出去了。
抛物线划出，我在半空停留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这首先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冲击；第二，我以前是物理奥赛班的，稍微测算了一下我的体重、质量、速度，我觉得完了，右手应该要出问题了，但是我还是很睿智地保护了其他部位，用右肩着地；第三，着地之前我觉得，或许是老天让我稍微跳脱出现在拧巴的生活状态，或许是此前我的状态不健康，并且因此没有力量完成我想要写作的状态。
落地撞击后，我的右肩特别疼，手两处脱臼，一处粉碎性骨折，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手是变形的。我高估了自己骨头的质量，说是不是把脱臼安一下，养一养就好了。医生跟我说，我的右肩髋骨裂了13块。我的右肩打了一整块钢板，打了十几根钢钉。前天刚去检查一下，自己都替自己疼。
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太好，我有点享受因为生病，因为这样的撞击而不得不从原来的状态脱离出来的状态，有点像我在《皮囊》里写的，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其实是把肉体，把自己的处境当成一个客观体，硬生生把自己灵魂拔到高于自己的地方来俯瞰自己的处境，生病让我获得这样的认识。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有手术的经历，我这次是全麻手术，体验了一次全麻状态。因为我手术的重点部位是手，完成之后，身体一大部分是不能动的，这时候你就察觉到，这种不能动不是我们原来所设想的真的不能动，而是你以为你的意识到达了你的躯体，但是你的意识无法抵达躯体，那个时候就感觉你的灵魂是稍微飘在半空中的。
我在生病、手术的那段时间内，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了写作的新的去处。感谢这一次暂时让我的灵魂稍微脱离一下肉体的体验。
当下正是人的内心建构的时刻
为什么想跟大家聊来处和去处，这是我写作的母题，也是我觉得现在中国文学很重要的，或者要去面对，要去回答的，甚至在我看来是核心的命题。
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触，起码我自己好像有，觉得越来越没有书可读，没有电影可看，没有电视剧可看。前一阵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了，很多影视公司来找我，我听到一些电影导演、电影制片人抱怨说，我们做了电影没人看，做了努力没人认可。也有作者跟我说，现在的写作充满挫折感，因为拼命写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人看。
为什么读者和观众觉得没有书看，没有电影看？而大量的创作者觉得自己的创作没有被认真地珍惜，没有被认真地看待？其实我是站在读者和观众这一边的，我给创作者的回答非常简单，因为创作跟不上人心，没有其他的原因。有些作家写完作品之后总要拼命解释，其实我是想怎么，多么厉害，多么复杂，但是读者读不下去，这些思考是抵达不了的，或者读者读完之后没有这个感受，那就说明你的表达能力还是不够，你的写作还是没有完成。在我看来，为什么现在创作跟不上人心呢？因为我们处于剧烈震荡的时代，我尝试描绘一下我所感知到大家的内心，包括我自己的内心：我们这一代人是来处很可疑，去处很迷茫的状态。
所谓来处很可疑，我们小时候，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小村、小镇、小城，时代发展的太剧烈了，发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推翻、推进，所以我们小时候习得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我们所习得的用以支撑自我的精神秩序，我们习得的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包括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过去的这二三十年内都迅速的、不断的、重复的被推翻、推进。推进到当下的时候，会发现内心是无所依凭的。衍生开来说，这一代人很容易跟父母有隔阂感，经常爱而无法拥抱，为什么？因为父母在他们的那个时代所习得的精神秩序、价值观、生活理念，在过去这几十年反复被推翻、推进，当被推翻、推进之后，他的生命经验跟不上你现在的人生处境，你会发现你们很难沟通，很难交流。所以，明明是相互在乎的，却无法相互沟通，明明关心对方，却无法拥抱，这一代父母很容易追赶不上这一代小孩，更让人难受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追赶不上被推翻、推进的进度和速度。
过去这几年，全世界都处于一个剧烈的震荡期。牛津大学一个院长跟我说，他认为现在人类又面临着文明的危机，世界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还是社会本身是一个生命体，有自己的欲望，它的欲望有时候跟人的欲望是冲突的。当社会产生剧烈震荡的时候，我们的去处变得模糊，那个时候你再转头看，你的来处也很可疑。
所以现在很多人内心是处于悬空状态，我也想跟在座的人说，如果你是父母，请你不要责怪自己小孩所谓的脆弱，因为他内心没有支撑，处于悬空状态。你也不要低估自己对小孩产生的压力，当你追赶时代、气喘吁吁的时候，你的诸多压力小孩也是感受得到的。所以当下，我觉得正处于一个来处很可疑，去处很模糊的一个重要的、人的内心建构的时刻。
而文学是什么呢？我一直认为，文学是人类为了关心所有人的内心而努力发明找到的工具，所以我说，现在是最需要文学的时刻。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没有书可读呢第一个原因，对于描述来处、去处的书，如果跟代际、跟我们生活的当下有些脱节，读者会觉得他的生命经验对当下的生活是没有支撑感的。当然，一些有预言感的作品，直接介入人性根本问题的作品，还是能在根本问题上起到某些支撑。
第二个原因，坦率地讲，作家是人，导演是人，我们也是人，当我们陷在复杂的、无常的剧烈振荡的世界里，内心是懵的。我负责任地讲，不是写作者不认真，而是写作者没有看清楚看明白，甚至没能说出来。所以也请大家给创作者一定的时间，给他们一定的谅解和理解。当然创作者也要尽可能努力，我希望、建议创作者回到文学被发明的时刻，重新开始自己的写作。
第三个原因，很多人渴望从阅读中，或者从内容消费中，或者从是精神产品的消费中，找到某一个去往远方，去往某种可能性的路径，或者是支撑力量。现在这种需要事更强烈的，如果大家阅读历史就会知道，人类在文明的节点找到路径、明确路径，有时候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一方面我可以很开心地讲，在座的所有人，无论几岁，经历了多少的生命历程、时代历程，都是极度幸运的一代，这幸运来自中国这几十年发生的变化，放在人类任何文明史上都是少有的极速发展的几十年。但是话讲回来，我们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代，这么极速的发展，导致我们必须不断在剧烈震荡中找到安放自我内心的方法，找到新的生长可能，找到新的去处，努力在震荡当中，让自我能够扎下根，长出枝桠。所以我经常说，作家该干活了，该努力干活了，该好好干活了。
可能不那么准确，但我想很严肃地提出来跟大家商榷，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的写作进入比较困难的阶段，一方面是时代的变化，对文学提出了更复杂的要求，另一方面，写作者进入梯队建设，或者是创作能力需要修整的阶段。
我们按照年龄把作家分为“70前”“70后”“80后”“90后”“00后”。“70前”那一代，很多是我很尊重的老师，他们经常描绘一个主题，就是压抑和反抗，因为他们成长的时候，特别是青春期，整个社会正处于压抑状态，后来改革开放，他们才得到成长的机会和可能。很多创作者用一辈子在疗愈自己青春期或者是童年遭遇的时代创伤，所以不要去责怪一些老作家们，写作者也是人，他的创作与他经历的时代创伤有关。
“70后”，是幸运的一代，开始享受一点改革开放的成果，从小就要学会快速奔跑，跟上社会的效率和效益。“70后”成长的阶段，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他们更在乎的是那些不断展开的、生长的情感和欲望，会着力于描写那些。
我自己是“80后”，“80后”的写作在我看来根基没那么厚，我读高三时才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80后”这一代开始有意识寻找一些代表人类标准的文学写作理念，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很开心在这里聊这个话题，对于“80后”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新概念作文大赛，它把学生写作往文学的方向引，而不是往作文的方向引。
“90后”还在生长的状态，我又得讲一个问题，正如科学技术，它的发展是基于前者积累的经验进行生发，事实上现在很多新的写作者，他们会把原来传统作家的生命经验进行复杂加工。很多“90后”“00后”作家还来不及扎入生活，但是他们拥有非常高超的技术、非常好的阅读质感，但是他们要学会通过阅读经典获得生命经验，转向阅读生活、理解生活、阅读当下人心，表达当下人心，这需要一个过程。
文学是灵魂的相互拥抱
其实我个人的写作，是一个无意识状态。
我的第一本书《皮囊》属于应激型写作。我原来是在泉州市东石镇，新概念大赛的消息传到东石镇的时候，已经颁完奖了，我来不及参加。当时中国作协跟北大、清华等办了一个创新作文大赛，听说一等奖也能保送名校，我就赶着去参加，意外拿了一等奖。本来可以保送，但是因为福建省政策比较保守，我没能保送北师大。当时的我跟所有处于青春期的人一样，对大城市，对工业化充满着渴望。我非常渴望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想去模仿和学习那里人的腔调。但是当时的我跟同龄人一样，来不及往回思考自己是谁，而是着急跑向你想成为的那样的人群。如果那时候我到北京，或许我就被北京“吞”了，我会反复琢磨北京的写作方式，或许我就没有根系了，长不出现在的写作。
我很感谢那次意外，你看我一直在感谢意外，因为从意外里我们能找到一些好处。我没能保送，留在福建泉州读大学，在泉州期间，我跑遍了市区的大街小巷，走遍泉州所有的县、区、镇、村，我尝试用闽南语写作，尝试理解我所身处的宗族文化、中原文化。闽南文化是什么？泉州有两条江，晋江和洛阳江，第一代移民是晋朝的时候从洛阳地区迁徙过来的，每次中原发生战乱，老祖宗就带着当时的中原文化、当时支撑人的精神秩序躲到天涯海角，我就是在老祖宗埋藏精神家底的地方长起来的，那些精神家底也构成了支撑我的精神秩序。
后来我到北京做媒体工作。我很幸运，因为我长期用文学的方式来对待新闻，这句话翻译一下，很简单，当所有人都在写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时候，我在思考怎样的时代，怎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的人与自我的关系，以及人性本身，人的自我塑造，才能雕刻出这个人。当我带着这样的眼光去叙述一个人和一个故事的时候，那样的表达就比一般的媒体显得浑厚很多。
我大学毕业第三年就担任中国画报的新闻版主编，第七年就担任中国新闻周刊的执行主编。从表面上看，我在写作上获得了很多收益，但是那个时候我要讲《皮囊》的故事。
我写《皮囊》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要往哪儿去。《皮囊》里有一句话，“我们都是既告别家乡，又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人。”北漂、沪漂的生活让我感受到来处很可疑，来处无法托举我，去处又很迷茫。当时的我没法工作，没法生活，我辞掉了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的工作。别人看来你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人，但我不知道要往哪儿去，我的精神困境摆出来了，《皮囊》就是那种状态的结果，我最终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寻找回我的来处，我要向我的来处求助。我知道，人只有活得像棵树，根系不断扎向他的来处，他才有能力汲取到精神的支撑，长出枝桠，探向天空。其实来处和去处不是冲突的，故乡和远方不是冲突的。
落到每个人，只有在自己过往的生命经验里面获得的支撑感，滋养和力量更多，才更有能力面对更复杂的未来。《皮囊》的写作，我选择在那个时候转身走向自己的来处。
《皮囊》出版的时候，出版机构是要退稿的，因为他们不觉得这样的书是可以畅销的。后来《皮囊》在果麦卖了600万册。为什么那时候出版人会觉得这本书卖不动？因为那个时候许多人还处于浪漫主义的状态，想要挖掘更多欲望，挖掘更多可能性。《皮囊》是一本往回走的书，能获得大家的认可，是因为它写了成长，描绘的是人在成长历程中怎么跟自我相处，怎么跟人生的无法和不能相处，怎么跟生老病死相处，等等。
《皮囊》写作完之后，我有将近八年没有出版作品，不是没有写，经常有出版机构找我，说你只要愿意写《皮囊2》，我就可以给你多少钱，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写《皮囊2》，只能证明我是一个想通过写作来赚钱的人，而不是一个感恩文学，或者因为理解文学是什么而希望做这样工作的人。
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之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选择用文学的方式回到来处，因为我当时对的文学的理解，人是难以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的，当读到一本作品，里面有一段话像雷劈中了我，我明白了，就是因为人难以自我理解、自我表达，才有一些人拼命走进自我内心深处去表达。人很幸运，因为人的内心命题是相通的，当你把自我内心某个命题表达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可以借用你的表达表达自己，借用你的理解理解自己，借用你的看见看见自己。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书籍是人可以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很多人讲这句话，但是不理解这句话，很多人觉得阅读好像是获取知识的，实际上如果你享受过你的内心无法表达出来的命题，被某一个写作者表达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灵魂被拥抱，你会感觉到你的灵魂是有去处的，是有可以逃避的地方的，是有支撑点的。在那个理解里面，我一直认为文学写作应该扮演这样的工作。
《皮囊》出版以后，总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蔡崇达，凭什么你的书卖那么多，到底有什么奥秘？我回答不上来，因为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是因为内心苦闷，我已经读了很多小说，但找不到哪部小说能够在那个命题上陪伴我，拥抱我，给我灵魂以容身之所。既然找不到，那我也是一个写作者，我就自己去找吧。《皮囊》是我为了安放自己的灵魂而试图努力的写作。当我理解完之后，我就觉得我更不能够为了出版而写作，为了钱而写作，为了其他而写作，因为我是一个受文学恩惠如此多的人，文学让我不那么孤独，让我找到生命的去处，而且文学让我找到了参与世界，甚至参与到构建他人精神世界的方法。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必须找到我应该记录的命题。
第二本书，《命运》。我先觉得这个时代必须有一本书叫《命运》，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很怕鬼，人最恐惧什么东西呢？看不见、摸不着，又无法使上力气的某种力量，或某种规律，你不知道的某种存在。但是我们想想，假如这个世界上真有鬼，我们念一段咒语让它复形了，它突然在旁边，你会觉得好恐怖，害怕之后，慢慢的你躲在旁边，认为安全了，你走近去观察它，跟它慢慢产生互动，甚至你会发现它有某些可以交往之处，你跟它开始来往，如果内心再强大一点，你还可以调戏它，还可以使用它。事实上，《命运》也是如此。
写作时我意识到当世界开始震荡，每个人的命运开始振荡，变得面目模糊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命运越来越无常的时候，很多人就越来越恐惧，越来越不知道怎么跟它相处，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说必须有一本书叫《命运》呢？因为如果命运像鬼现形一样，现出一个形状来，你就可以去观察它，可以试图跟它相处，甚至可以试图去驾驭它，文学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让某些东西显形，复形。
那段时候，我见作家就唠叨，写一本书叫《命运》吧，他们会说神经病，这个名字这么大，谁写谁被骂死，写不出来的。但是我当时只是笃定一个事，既然没有人写，我又觉得这个时代需要一本书叫《命运》，虽然我不笃定自己能够写出来，但是我当时就把《命运》这个目标立在遥远的地方，拼命调动文字的千军万马，能逼近一分是一分，能往前进一步是一步。
实话讲，写《命运》的过程特别痛苦，写到一半的时候，我的两只脚浮肿，写到最后一章，我发高烧，去医院看，没有任何器质性原因，就是免疫系统崩溃，就是高度的精神压力造成的。我太太讲我写《命运》的时候，她在楼上听到我在负一楼哭得像猪叫一样，确实《命运》的后半部分是边写边哭，哭到好几天走不出来的状态。所以后来有读者说，看了《命运》好几天走不出来，我说那很公平，因为我当时就是这样的。
写出来之后，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写出了命运。我记得李敬泽老师看完，大半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崇达，这本书只能叫《命运》，应该叫《命运》。我当时觉得我好像做到了点什么。
《皮囊》是应激型写作，很多作家的第一本书都是应激型写作，写自己，或者是自己身边的故事。但是我也跟大家提个醒，看一个作家有没有可能性，要看他第二本书，第一本书是他的内心命题追着他写的，第二本书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写作自觉，他为什么而写？他有没有能力抵达？我一直觉得《命运》才是我真真正正完成所谓作家意识写作的第一本书，这本书表达了我的价值观，我选择让命运显形的作用，其实是我试图用文学参与人心，或者试图用文学承担一个作家本应该承担的工作和责任。
第三部，《草民》，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那也是我觉得非写不可的东西。
讲到这里，重新回顾一下讲座题目，“文学：来处和去处”。事实上最近我特别焦虑，首先对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复杂的、困难的，但是如果写得好，又是一个无比重要的，甚至应该出现大作品和好作品的时代。坦率讲，去年好几个知名作家、导演的作品被批评，就是读者、观众用这种方式在表达，请你们赶紧为我创作吧，请你们赶紧表达我们这个时代吧，请你们赶紧陪这个时代的灵魂理解它的处境吧，请你们承担起你们作为创作者的责任吧。所以我这段时间特别特别焦虑，不断地见人就唠叨。我在中国作家的序列里面是很幸运的，经常被当成小孩，年轻的写作者又把我当成大哥哥，我在作家圈就显得“调皮”，经常不断唠叨前辈们，你们得fashing一点，得面对现实一点，对年轻的写作者，我又会不断跟他们强调责任和意义。
我在《草民》后记里，宣布“故乡三部曲”完结，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再写来处。为什么我要完结这个系列，“故乡三部曲”对我来说，是尽可能陪人找到来处的表达，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觉得去处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找到的，去处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去处也不是靠一部作品或者一个思想就能简单达到的，但是去处还没有找到之前，来处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我练过武术，还拿过武术比赛的三等奖，传统练武术的第一步，扎马步，扎得越稳，出拳越有力。人心也是一样，人心越得到安放，内心越有支撑点，你发现你的心力越足。甚至说句武断的话，其实人不怕困难，人怕的是迷茫，是无助。一旦你内心有很强烈的支撑点，困难是可以击穿的。
《草民》的写法，大家如果读过就会觉得我做了一些认真的准备，第一篇的主人公可能是第三篇的配角，第三篇的配角可能是第一篇的主人公，这是七个故事，但其实读下来，这又是一个故事，为什么我选择这种形式？就像你在路边随便拔起一根草，会发现带出一片草，因为草与草的根系是互相连接的，就像我们彼此的命运是相互连接、相互支撑、相互构成的。我想通过《草民》表达，我们为什么生生不息。我们特别喜欢“生生不息”这个词语，生陪伴生，生支撑生，生构成生，我们才获得不息的力量。在我的理解中，这么多渺小的，无助的，无力的人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互为彼此的精神支撑点，互为彼此来处和故乡。我说过，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参与并构成我们本身。请你回想一下，你的个人其实是无数人参与的结果，相互构成的结果，无数人就是我们的来处。我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陪伴每个人找到精神的安放点和精神的支撑点，陪伴每个人连接上每个人，我们互为彼此的故乡，互为彼此的来处，然后我们在一起构成彼此的去处吧。这就是我写故乡三部曲的原因。
第二个，我一定要宣告结束三部曲呢？因为我又进入这种倔强了，我觉得这个时候该有人试图表达去处，虽然去处依然模糊，去处还不容易找到，你可能得写一二十年才能找到一二，但是我觉得得有人写，得有人去找，和那时候得有一本书叫《命运》，一本书叫《草民》一样，现在得有人尝试往去处走。所以我跟大家预告一下，可能我的下一本书会让你们震惊，你们会想不到我怎么写这个认。
如果能写出来，我肯定会觉得我往去处的寻找上踏出了一些可能性，做出了某些探索。所以我预告一下，接下来可能十年内、二十年内，除非我在某个时刻又发现来处的进一步阐释的必要性，不然我可能会告别东石镇了，告别你们通过作品认识的这些人。但是也请大家鼓励我，我希望我能记录这个过程，见证这个过程。
今天是我这一年来唯一一次跟大家见面聊天，而且是来到新的故乡——上海，做的第一次交流，这是我新的支撑点，也是新的出发点，我希望我能用文学写作陪伴大家一起看到更多来处，因此找到更多的去处的可能性。也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够学会珍惜自己的来处，更学会珍惜自己。请你们记住，无论现在的生活多么多么不易，但是你们的来处都是金光闪闪的，都是发着温暖的、良善的、美好的人性之光的，都有支撑我们的东西，希望在你觉得孤立无援的地方不要忘了你有来处，你有根，永远有依凭点，永远是有支撑点的。
原标题：《《皮囊》《命运》《草民》作者蔡崇达：来处与去处，现在是最需要文学的时刻》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李凌俊
来源：作者：蔡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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