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周雪松
7月2日,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展望与财政政策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会议以“全球不确定性下的东盟与中日韩地区经济展望”为主题,从宏观经济、财政政策两大视角,探讨区域经济体应对外部风险、缓解结构性与财政压力的可行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发展规划处处长贾俊雪,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首席经济学家何东做欢迎致辞。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做主旨演讲。
东盟与中日韩经济相互依存
贾俊雪在致辞时表示,东盟与中日韩是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区域之一,团结协作、合作共赢是抵御风险挑战、实现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不少经济体面临增长放缓、债务高企,特别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多重压力,如何把握好财政政策的力度、节奏和效果,增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对于本区域乃至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十分重要。
何东重点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两份报告。一是《2026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展望》,既包含对区域宏观经济形势的最新研判,也系统梳理了过去20年区域经贸结构的深刻演变。报告的一个核心判断是,与20年前相比,东盟与中日韩的经济发展更加锚定区域自身,越来越成为一个内部紧密交织、相互依存的整体。二是《东盟与中日韩财政政策报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高企,特别是许多经济体的财政政策空间自疫情以来已受到挤压,加强财政政策管理对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吴晓求围绕全球不确定性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主旨演讲。他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国有信心跨进发达国家门槛,但一系列社会性指标的改善仍面临艰巨任务。他认为,保持经济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依靠科技创新与现代金融“两个轮子”共同驱动,而完善的法治是增强各方信心和构建现代化国家的基石。他强调,应抓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推动大学与科研机构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理论突破;同时深化金融变革、重构资本市场生态,以金融创新支撑高科技产业发展。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区域监测组高级经济学家王浩斌表示,在供给、需求、投资三方面共同作用下,“东盟+3”已成为一个更加锚定区域、更依托内部需求的经济体,有效抵御了外部经济金融冲击的影响。谈及政策,他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宏观政策需保持灵活、必要时果断应对,既关注区域内部、也关注来自区域外部的经济金融风险。他表示,区域在深化内部一体化的同时始终对全球保持开放,这正是应对碎片化时代的战略性智慧。
专家呼吁各方加强合作对话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执行董事张之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明,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国际金融专家鄂志寰,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区域监测组负责人黄康宁,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玄相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IMI)研究员陆利平在随后的研讨环节,围绕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发展与深化合作展开深入讨论。
张之骧表示,“东盟+3”在金融合作方面具有能力和潜力,应加强金融领域的区域合作。同时,他特别强调了金融安全网建设的重要性,以亚洲1997年金融危机为鉴,指出当前“东盟+3”以2400亿美元货币互换为基础的金融安全网规模有限,远低于欧盟5000亿欧元的安排,需要认真审视其是否足够,并在推进合作的同时高度重视风险防范。
张明认为,“东盟+3”经济增长韧性显著,内需驱动增强、产业链联系紧密、金融安全网初步建立,但未来面临三方面挑战。第一,地缘冲突高发加剧全球滞胀阴影,各国追求产业链韧性与能源安全将推高中期价格。第二,贸易摩擦压力犹存,国际摩擦可能加剧,冲击东亚产业链。第三,美国利率高位运行引发财政可持续性担忧、AI估值泡沫及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或对亚洲经济体形成外生冲击。
黄康宁认为,“东盟+3”经济增速虽超全球平均但持续放缓,当前面临两大核心挑战。第一,生产率提升亟待突破,受资本积累放缓、人口老龄化及大国竞争、经济碎片化影响,长期增长动力不足。第二,发展分化加剧,人工智能红利、国际贸易收益分配不均,小国及新兴经济体在大国博弈中易成为利益受损方。他呼吁各方加强合作对话,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现共赢发展。
玄相伯认为,“东盟+3”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其增长模式亟须转型,需解决供应链、协同创新、区域内需三大核心问题。
携手筑牢区域经济韧性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财政监测组高级经济学家黄国华围绕全球不确定性背景下的财政政策挑战与应对对《东盟与中日韩财政政策报告》进行解读。他指出,当前东盟与中日韩地区面临财政赤字和债务上升、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高企、增长放缓和收入分配压力加大,以及财政收入增长不足和支出刚性增强等挑战。针对上述问题,他介绍了《2026年东盟与中日韩财政政策报告》提出的五大政策建议,包括强化财政总量管理、优化战略性资源配置、提高支出效率、加强财政增收及系统性风险管理。他强调,应建立可信的“财政锚”和中期财政框架,提升财政资源使用效率,增强经济韧性,以更好应对外部风险并维护财政可持续性。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财政监测组负责人洪承玄,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执行所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吕冰洋,日本银行香港办事处首席代表小池一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副所长、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涂永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所长助理、中央民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曲强在研讨环节围绕全球不确定性下的财政政策制度及可持续性等议题展开讨论。
吕冰洋聚焦中国财政可持续性,总结我国财政收入、国有资产、财政体制三大特色。指出我国大规模减税降费具有长周期性,属于跨周期管理;我国具有庞大国有资产,财政可持续性要考虑国有资产的作用;在财政体制下,政府债务主要体现在地方债上。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财政可持续性判断。并指出财政可持续性不能单一看债务率,财政能否持续还要看财政能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他提出东亚可借鉴国内关于统一大市场“五统一、一开放”的建设思路,深化东亚区域经济政策协同。
小池一德认为,新冠、地缘冲突等供给侧冲击难以靠货币政策化解,财政政策是首要防线。此类冲击无规律、影响难预判,财政政策需保持灵活,东南亚各国已在兼顾财政稳健下出台应对措施。他对东盟财政提三点建议:第一,危机时灵活扩张财政并提前走完审批;第二,财政资金需精准定向投放;第三,财政需联动产业、公共卫生等多领域政策,强化部门协同。在频发供给冲击下,财政作用关键,各国需提前做好政策预案。
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原主任魏本华做闭幕致辞,他倡议完善区域联合监测预警体系,推动各国平衡稳增长与财政可持续,深化多维度区域一体化,携手筑牢区域经济韧性。
总 监 制丨杨玉洋 车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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