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名学的建构路径与研究方法|地名学|地理|当代|文学史|文学研究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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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地名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中描写和叙述的地名。这些地名因文学书写而被赋予多重意义，具有特定的文化功能和审美价值，但在现有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中长期未得到充分关注。文学地名学的建构路径主要包括对文学地名的地形来源、历史来源、文化内涵及其历史演变的考察，并区分实有性文学地名与虚拟性文学地名。文学地名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则包括历史研究法、地形学法、田野调查法、口述志研究法、统计学方法和地图分析法。文学地名学的建立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展现出广阔的实践价值，对推动文学地理学研究及其学科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文学地名；实有性文学地名；虚拟性文学地名；理论与方法

文学地名学是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新兴领域，也是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分支。然而，迄今为止，它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及其建构问题，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虽未从理论层面作系统论述，但仍可从相关论述中初步把握其对此问题的基本认识。这些论述构成了文学地理学学科理论的主要内容，但似乎并未在学科体系建构上提出重要见解，也未涉及文学地名学的相关问题。此外，梅兴林与葛永海在《文学地理学原理》中虽然讨论了文学地理学的成长历程、概念界定、学科定位、理论建构、研究方法及其与文学地图、文学史学的关系等，但同样未集中探讨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及相关理论问题，更未涉及文学地名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如此，外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亦大致相同。法国学者安德烈·费雷的《文学地理学》主要讨论了“从文学历史学到文学地理学”“文学事实的地理环境”“文学的地理要素”等问题，并在“附录”中涉及“地理学书籍中未言明的事（在荷兰的一次旅行）”“普鲁斯特生命和作品中的文学感召”“文学地理学及其相关问题”等内容，但均未涉及文学地名学。英国学者希拉·霍恩斯《文学地理学》则围绕“起源”目标与方法”“体裁”“绘图”“表征”“未来”等问题展开讨论，虽在“术语”部分提及了“地名学”，但仍未专门论及“文学地名学”。

尽管文学地理学相关著作对于文学地名学的关注较为有限，但在文学研究及相关学科领域内，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地名问题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例如，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张伟然《中古文学作品中“江汉”含义的再讨论》通过对中古文学作品中“江汉”地名含义的辨析，揭示了文学文本中地名语义与历史认知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文化地名学研究领域，陈晨、程林《关中平原历史地名演变中的文化政治格局—基于批判地名学的研究》结合空间分析方法与批判地名学理论，考察了历史地名的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与政治逻辑；田学芝《重塑地方：宋以来中国汉语地名“雅化”研究》则从语言审美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对中国历史地名的命名倾向及其文化影响进行了系统梳理；等等。这些研究虽为文学地名学研究提供了个案材料与方法上的启示，但多针对具体地域、个别概念或单一文本。由此可见，作为文学地理学的新兴分支，文学地名学仍存在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关注文学地名学的建构路径与研究方法，其理论体系及实际应用价值，则留待另文再作集中讨论。

一、“文学地名学”的建构路径

《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及其实现途径》一文将文学地理学划分为十六个分支学科，包括文学环境学、作家分布学、文学感知学、文学基因学、文学地名学、文学流变学、文学家族学、文学空间学、文学气候学、文学物候学、文学天文学、文学灾害学、文学地图学、文学景观学、文学区域学以及文学生态学。其中，“文学地名学”位列第五。《文学地理学批评引论》第四章“文学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与体系建构”则指出：“文学地名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地名，文学现象（如文学社团、文学流派、文学会议、文学期刊、文学机构等）中的地名，也研究与作家相关的实有地名，如作家的出生地、成长地、发展地、客籍地、祖居地、流放地、流亡地、埋葬地等，还包括中外文学史上的地名和文学理论中所涉及的相关地名。”在此基础上，还对文学地名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作了简要论述。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中，虽然存在有关“地名学”的研究，但并无“文学地名学”一说；即便在近十年引入的西方文学地理学著作中，也鲜有涉及文学地名学的内容。因此，文学地名学的研究空间较为广阔，既可拓展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边界，使其研究更加科学化，也有助于完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

鉴于文学地名学尚处于初创阶段，如何开展系统研究和探索合理路径，成为了首要关注的问题，具体可从以下五条路径进行探讨。

首先，考察“文学地名”的地形来源。无论是研究作家与作品，还是探讨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与之相关的文学地名的自然来历，都值得深入考察。例如，三峡、黄山、泰山、阳关、轮台、黄河、长江、巴蜀、吴越等文学地名，其大多数都源自特定的地形特征，如边塞、中原、大漠、盆地、高原、丘陵等。若黄河非黄色，或长江本身较短，作为地名的“黄河”“长江”也可能不会产生。再以文学流派为例，“岭南诗派”这一清代著名流派，其名称就与中国南部的岭南山脉相关。“岭南”包括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五岭山脉所在之地亦包含其中。因此，“岭南诗派”的命名首先依托于五岭之南的山形水势。与之相类似，当代文学史上的“闽南诗派”亦源于特定的地理环境。“闽南”指福建省南部的泉州、厦门与漳州一带，其“闽”字的产生与山海相接的地形息息相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同样与东北地区的地形和地理方位直接关联。“东北”一词指代辽阔的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以及大兴安岭西侧的开阔草原，共同构成了这一文学群体的地域背景。换言之，若作家未出生于东北，“东北作家群”便无从谈起。

不仅如此，文学作品中的地名也往往基于其地理方位与自然地形。例如，《西游记》的命名依赖于唐僧西行取经的路线，类似还有《南游记》《北游记》等作品。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其文学地名的生成同样离不开地理基础。虽然此类研究不一定兼有深度与广度，但却具有趣味性和学术意义。地名本质上与地理密切相关，若缺乏地理依托，则不构成真正的地名。然而，也并非所有的文学地名都与特殊地形直接相关，其形成还可能受到历史人物、重大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学地名产生的方式与路径是多样的。具有概括性的文学地名如此，具体的文学地名亦如此。例如，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的选址均依赖于地形水势。黄鹤楼建于长江南岸的黄鹄矶，地势高，可登高远眺，并具备收集军情等军事与交通优势。若黄鹤楼建于汉口，则地势偏低而难以形成登高揽胜之势；若选址汉阳，则唯有龟山可以呈现出足够的气势，然而当时军政中心设于武昌而非汉阳。因此，武昌蛇山的地理形态与山形水势便成为黄鹤楼得以建立的首要条件。岳阳楼选址洞庭湖东侧，地势略高，便于眺望周边山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描绘的“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并非单纯源于作者的主观想象，而是基于岳阳楼所处特定山形水势的写实呈现。滕王阁建于赣江南岸，既顺应江水自南向北的流向，也最大化地实现了观景空间的开放性与纵深感。倘若其未依此选址，不仅会受到地势条件对建筑施工的限制，也难以获得开阔的视野与景观优势，从而削弱其作为江南名楼的文化与审美价值。

可见，文学地名与文学作品密切相关，而作品中的地名之所以存在，往往来自于作者对特定地形与山川风貌的感知，尤其在游记和非虚构文学作品之中，地理支撑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柯罗在《文学地理学》中指出的：“在布托早期创作的小说里，地点无处不在。”既然“地点”无处不在，那么“地名”也就随之普遍存在，这在中外文学史的绝大多数作品中，构成了一种重要的叙事现象。由于每一处地点都具有其独特的地形与地貌特征，因此，文学地名的地形来源理应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首要关注对象。

其次，考察文学地名的历史来源。许多文学地名与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例如，杭州的“苏堤”由苏东坡主持修建，他甚至为此捐献了个人积蓄。后人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该堤。之所以采用这一命名，不仅是因为苏东坡本身的重要地位，更在于他与苏堤的建成存在直接关联。再如，“五丈原”这一文学地名的形成，与《三国演义》中对其的反复描写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文中，诸葛亮死后被安葬于五丈原，使其成为诸葛亮的终老之地。如果诸葛亮当年未曾在此地与魏国作战，抑或死后并未葬于此，这一文学地名或许就不会产生。与之相类似，“武赤壁”位于湖北省赤壁市所在的长江南岸，其历史底蕴深厚；若当年未发生火烧赤壁之战，这一文学地名也难以流传至今。所谓“地名”，本质上是对“地方”的命名，因此，每一个“地名”都必然与某一具体的“地方”相对应，二者之间呈现出一对一的关系。而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地名”，同样来源于特定的“地方”。美国学者埃瑞克·普利托明确指出：“这些作家的作品促成了新的地方概念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理解我们与地方关系的方式，也塑造了我们对于一个地方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或可以是什么的期望。”在其看来，作家在作品中所描绘的地方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推动了新的“地方”观念的生成，也在持续地改变并塑造着“我们”及“我们与地方”之间的结构关系。

由此可见，许多重要的文学地名都有其明确的历史渊源，因此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文学地名的产生中，自然山川提供了地理空间基础，而历史人物与事件则提供其时间维度的支撑。二者交织，才共同构成了文学地名的地理空间与历史渊源。

再次，关注文学地名的文化内涵。作为文学地名的“黄鹤楼”“归元寺”“长春观”“宝通禅寺”“卓刀泉寺”等，其产生均与当地历史相关联，同时也成为地方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地名的研究可以从自然来源、历史渊源以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等多个维度展开。前述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等文学景观，也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不仅与历代诗人、作家的创作经历相关，也与他们所创作的经典文学作品息息相通，同时折射出不同地区的文化事件及其积累的文化内涵。例如，武汉被誉为“白云黄鹤”的地方，其文化传统与这一称谓密切相关。“黄鹤”指武昌的黄鹤楼，而“白云”则指江夏的白云洞。关于“黄鹤”的起源，历代诗人和作家赋予了其丰富的文化意义。黄鹤的形象既与民间传说中的“九头鸟”相关，也与楚文化中的“凤凰”有一定联系。黄鹤源于鹤类，因其羽毛呈黄色而得名。在民间神话中，黄鹤为仙人坐骑，仙人因此得以在天地之间自由穿梭。然而，据说并无人真正见过黄鹤的具体形态，其体格与性情无从考究，但人们通过黄鹤寄托了吉祥与高贵、纯粹与飘逸、福气与好运的追求，也正是人类对于美的追求。如果说“凤凰”是古老而浪漫的楚文化象征，那么“黄鹤”则体现了宽广而和美的汉文化隐喻，具备“不服周”的汉文化品格；而三年不鸣、一飞冲天的性格则体现了楚文化的特质，二者又在某些层面上相通。“白云”作为江汉地区的自然景象，则象征着纯净与美好，与自然环境相伴而生，也与人们的心灵相契合。

每一个重要的文学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更是文化的体现与传统的象征。对于本地人而言，其内涵可能早已熟稔于心；而外地人则需通过接触和研究才能领会其深意。每一个文学地名都有其独特的来历，因此值得深入探究，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正是研究的核心。几乎所有的文学地名都承载着特殊的文化意义、思想价值和艺术内涵，但前人对此尚缺乏系统的揭示与探索。所谓“文化”，并非完全抽象，而往往是具象化的存在；文学地名正是这种“具象化”文化与“景观化”文化的典型表现，成为地方文化传统和文化风貌的重要标志。

第四，关注文学地名的历史演变。文学地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以山岳地名为例，普陀山的山名直到万历年间才固定写作“普陀”，此前长期被写作“补陀”，寺名则作“宝陀”。元人吴莱在《甬东山水古迹记》中记载：“梵书称补陀洛伽山也，华言小白花山。”可见，即便是声名显赫的佛教名山，其地名也经历了从音译、意译到固定书写的历史过程，这显示了地名在历史演变中并非一成不变的普遍规律。

同样，城市地名的形成也遵循类似的规律。以“汉口”为例，古代汉水的入江口并非现今所在，而是经由上游多处水口分流入江。“在明成化年间，汉水下游主河道入江口在龟山北麓形成，汉水入江口就此稳定下来，从此结束了汉水下游河道迁徙不定、入江口多元散漫的历史。”如果汉水从未在此入江，那么所谓的“汉口”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汉口”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尤其是自近代以来，“汉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名，并与文学产生了密切关联。随着当代文学的发展，包括“汉口”“汉口北”“江汉关”“汉正街”等地名纷纷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真正成为具有文学意义的地名。文学地名“武昌”亦经历类似的历史演变。三国时期的“武昌”并非今日之武昌，而是指如今的鄂州；如今的“武昌”，实为历史上的“夏口”，也即《三国演义》中所称的“夏口”。由此可见，研究文学地名需要具备历史考证的眼光，追溯其演变的过程。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文学地名，对一般地名的研究同样适用。几乎所有地名的产生与形成都有其历史脉络，例如湖北、湖南、四川、重庆等名称，以及历史上的西康、察哈尔等均是如此。“武汉”作为文学地名亦有其独特来历。现今的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合称“武汉”，而在近代中国以前，并无“武汉”这一称谓。汉口、武昌、汉阳各为独立的城镇。民国时期的“汉口市”并非今日的汉口，而是指今日的整个武汉市，涵盖三镇区域。因此，在将“武昌”作为文学地名进行研究时，也必须理解其复杂的历史演变。

再如，“北京”同样经历了重要的历史变迁。其在汉唐时期称为“范阳”，此后又出现“上都”“大都”“北平”等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名为“北京”。若将北京视为一个“文学地名”，亦存在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已有“北京学”这一学科专门研究北京的历史与文化，然而首都的历史演变仍未被普遍了解。历代诗人和作家在作品中多有描写首都的内容，尤其元代作家书写“大都”的作品，为文学地名“北京”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由此可见，无论是山岳地名，还是城市地名，其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的形成，都离不开历史演变。每一个文学地名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这也是“文学地名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视角。

第五，注重“实体性文学地名”与“虚拟性的文学地名”之差异。前者指现实中确实存在的地名，例如“江汉关”“晴川阁”“汉阳树”“鹦鹉洲”“放鹰台”“楚望台”“楚天台”“南华寺”“莲溪寺”等；而后者则仅存于文学作品之中，是作家通过描写与叙述创造的地名。二者在性质上有显著的区别，其中作品中的地名是审美的产物，通过作家的选择、想象、重构与再造而生成，属于另一种“文学世界”。此外，二者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也有所不同。实体性的文学地名研究，需要通过实地考察与田野调查获取相关信息，并进行全面取证，因为它们具有现实存在的物质基础；而虚拟性的文学地名则必须依赖文本阅读，通过作品本身进行把握与认知，进而开展分析与研究。当然，二者亦可结合，以“内外统一”的方式进行探讨。实体性的文学地名在文学作品中可能受到作家主观投射的影响，其形象与结构可能发生变化；而虚拟性的文学地名也往往源自现实社会生活，其原型、演变及与现实地名的关系，是值得深入分析与探讨的重要课题。

文学地名的研究路径是多种多样的，应根据具体地名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路径。无论采用何种路径，都不能脱离研究对象本身，不能忽略每一个地名所承载的具体内容。而历史、地理、文化、社会、伦理、美学等多维度的分析方法，则可以在不同的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文学地名学”的研究目标

文学地名学的研究，可以解决许多与文学地名相关的问题。

首先，研究文学地名实质上也是在研究历史。非虚构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地名，可能并不完全属于“虚拟性文学地名”。以《山海经》为例，其中出现的地名大部分可对应现实地理，从逻辑上可加以还原。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地名以及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地名基本上都是实有的，尽管其中可能掺杂一定的想象成分，但其主体仍表现为“实体性”。因此，这类作品中“实体性文学地名”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其研究自然具有重要价值。再以北方的黄河为例，其本身是实有而非想象的。然而，在历代文学作品中，黄河的形象与表现各不相同。每一位诗人或作家笔下的黄河都是独特的，这一差异主要源于黄河在历史上不断改道，其流经的县城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不同。因此，历代文学作品中所描写或记录的黄河，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具体而言，先秦至隋唐时期，黄河尚未形成普遍的地上河形态，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未见相关描写；至两宋时期，局部河段出现地上河现象，许多诗人和作家的作品中开始出现相关描写；而全段性、稳定性的直河形态，则直到明清时期才最终形成。即便在同一时代，黄河在不同时间或不同季节的形态也有所不同。因此，作为文学地名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黄河呈现出了一个长期且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由此可见，文学地名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通过对文学作品中实有地名的分析，可以揭示其历史记录价值，具有显著的历史学与地理学意义。同时，这些地名的记载与描写本身，也承载着文化学、民俗学及人类学的价值，并在文学与美学层面上具有独特意义。

其次，可以发现“虚拟性文学地名”的想象方式。所谓“虚拟性文学地名”，通常是指通过想象而产生的地名。在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等作品中，虚拟地名尤为常见，且形式多样。那么，作家是如何拟定这些地名的呢？他们为何会选择这些特定地名而非其他地名呢？以电影《九层妖塔》（2015年、陆川执导）为例，其中许多地名都是虚构的，包括片名本身的“九层妖塔”。《西游记》中涉及大量地名，由于唐僧西天取经的过程中经过众多地方，每一处都需要命名，因此地名丰富多样。然而，这些文学地名是否都对应着现实存在的地点呢?事实上，通天河、火焰山、女儿国，以及“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地，均难以对应具体的现实地理。由此可见，文学创作中，大多数地名属于“虚拟性”，而非“实有性”。当然，对于兼具历史性与传奇性的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情况又略有不同。由于其故事与人物多源于历史，因此部分地名可能对应现实，但仍有不少地名属于虚构。例如，关于“水泊梁山”的具体位置就存在多种说法；南阳的隆中与襄阳的隆中是否为诸葛亮的隐居之地，也一直存有争议。作为文学地名的“隆中”确有其现实原型，但历代诗人和作家在作品中描写的“隆中”，并不必然与现实完全对应。尤其在非虚构文学中，虽然可以虚构情节，但基本事实通常不可随意更改；而在诗词、小说、戏剧、影视、游戏等艺术作品中，作者往往加入个人理解与创作加工，因此其地名不可作为可靠的历史依据。

换言之，“虚拟性文学地名”可能通过纯粹的想象、民间传说、半真半假的历史传闻等多种方式生成。作家可以重新命名，创造新的世界，并赋予地名全新的意义。由此可见，虚拟地名的产生与来历极其复杂，而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以及其情感、思想、想象和叙述能力，均为关键因素。

再次，可以研究文学地名的叙事功能。若从艺术角度考察，可以发现许多地名具有显著的“叙事功能”，同时也承载着抒情作用。如，李白在《蜀道难》中提及的地名虽然不多，但他对“蜀道”周围的山川形势与地理方位进行了较多的诗意描绘。因此，“秦塞”“峨眉山”“太白山”等地名都具备了强大的叙事功能；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如果缺少了那些重要地名的点缀，或者不以地名来抒情，千古名篇可能就因此缺少了艺术感染力等等。

无论是古今中外的小说、戏剧，还是史诗类作品，从地名角度切入，都蕴含大量值得深入探讨的内容。以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为例，主人公俄狄浦斯一生的经历涉及多处地名。在罗念生先生译本的注解中，许多内容均与地名相关，这表明地名在叙事中具有重要作用。剧中俄狄浦斯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发现自己正是“杀父娶母”的凶手之后，发出了两段悲痛无比的独白：“唉，喀泰戎，你为什么收容我？为什么不把我捉来杀了，免得我在人们面前暴露我的身世？波吕玻斯啊，科任托斯啊，还有你这被称为我祖先的古老的家啊，你们把我抚养成人，皮肤多么好看，下面却有毒疮在溃烂啊!我现在被发现是个卑贱的人，是卑贱的人所生。”“你们三条道路和幽谷啊，像树林和三岔路口的窄路啊，你们从我手中吸饮了我父亲的血，也就是我的血，你们还记我当着你们作了些什么事，来这里以后又作了些什么事吗？”这两段独白表现出俄狄浦斯无限的自责与忏悔，其中涉及的地名有三个：喀泰戎山谷、科任托斯国和忒拜。这三个地点分别代表他的出生地、成长地和生死抉择之地，在戏剧中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与艺术感染力。出生地体现了他受苦的开端，成长地呈现了他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幸福，而生死之地则象征他无可选择的命运——虽侥幸生还，却注定成为“杀父娶母”的悲剧人物。由此可见，这三处地名及其象征意义，具有超越单纯叙事的艺术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叙事功能，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长篇作品中，各类地名可能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其文学价值也将大打折扣。

最后，可以研究“文学地名”所具有的特殊审美意义。例如，“蜀道”“秦川”“西岭”“东吴”“巴蜀”“武当”“神农”“黄山”“白兆山”等文学地名，都可以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讨论。因为这些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地名，都可以被视为“文学地名”。如果将湖北安陆的“白兆山”改名为“蓝兆山”或“灰兆山”，其所承载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倾向将发生显著的变化。可见，文学作品中的许多地名是不可随意更改或移植的，因为它们已经蕴含了深厚的文化与美学意义。再如，江苏的苏州古称“姑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姑苏”即指今天的苏州；近代文学作品中，上海称为“沪上”，武汉称为“汉上”；成都古称“锦官城”，重庆古称“渝州”，等等。这些古老的文学地名，即便其现代名称可能被认为不尽优美，但在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古地名仍具有独特的审美趣味与内涵，从而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

文学作品本身即是对美的追求与塑造，文学地名，无论虚拟或实有都是文学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承载着审美意义。实有的地名因与文学现象相关联，也成为审美对象与附产品。例如，“晴川阁”“古琴台”“归元寺”“长春观”等地名，其美感远非一般地名可比。由此，研究文学地名的美学来源与哲学来源，应成为文学地理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武汉大学所在的珞珈山，从前称为“罗家山”；华中师范大学所在的桂子山，原名“鬼子山”，后因校园栽植大量桂花而改为“桂子山”。显然，“文学地名”不同于一般的地名，它是作家的精神寄托之地，是文学作品中通过作家自身感知所保存的创造性成果，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命名问题。

文学地名学的研究能够回应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至少涵盖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基础内容。研究文学地名，其实质在于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作家及其作品与具体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如法国学者安德烈·费雷所指出的：“几乎没有一部文学作品不以这种方式反映出作者的生存环境，哪怕是以间接的方式。无论他是在此处出生和度过童年时光，还是在彼处旅行、隐居或者在某个地方长留，抑或是被一个城镇或一处景色吸引，这些都与他所写的主题和行文腔调不无关系。”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地名，从本质上看，是作家对自身生存环境所作出的地理命名。因此，文学地名学的产生，既是作家认识与理解世界的结果，也是人类生存实践与空间经验发展的必然产物。没有地名，就难以认识世界，也难以认识自我。每一个文学地名的生成，既是人类成员认知世界的一种实践，也是认识自我的一种实践。

三、“文学地名学”的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学地名学具有自身独立的研究方法。当然，它在方法上与文学地理学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同时也与文学研究的方法相近。其主要包括如下。

第一，地名学中的历史研究法。要探讨一个文学地名的来源，首先必须从其历史起点出发，分析其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至今日的形态。无论是实有性文学地名，还是虚拟性文学地名，其形成与发展都遵循类似的逻辑。实际上，实有性文学地名的历史发展则可能更加复杂。例如，“隆中”在归属地上虽然存在较大争议，然而其之所以成为文学地名，关键在于其与文学作品的联系。首先，它与诸葛亮的名篇《隆中对》相关联，不仅与历史名人相关联，更重要的是与文学创作相联系。此外，它还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来考察，隆中不仅是实有的地理存在，而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东汉初年的襄阳侯习郁曾在此隐居，而东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兼文学家习凿齿也常在此活动，并留下多部重要著作。可见，对于“隆中”这一文学地名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其当代形态，更应追溯其历史形态，从而发现其中的丰富问题与研究价值。

第二，地理学中的地形研究法。每一处文学地名都依托于特定地点，无论其规模大小，均以地名作为标识。对地名的研究，其核心议题仍然是地形来源，即地名与其所对应的地形地貌之间的关系。即便是虚拟性文学地名，也需要从这一角度进行考证与分析。例如，《西游记》中的五台山显然不同于现实中的山西五台山。现实中的五台山地域辽阔、规模宏大，而小说中的五台山则仅指单独一座山，孙悟空被压于其下，并未明确指出具体是哪一座。若实地考察五台山的五个台顶——中台顶、南台顶、北台顶、西台顶、东台顶——或许能够发现一些线索，但仍可能毫无关联，因为小说本质上是作家想象的产物。无论如何，通过对五台山的实地考察，可以对《西游记》中的地理描写有所感知，这对于文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民间文学中的田野调查法。许多文学地名往往源自于当地的民间神话、民间故事与传说，这些元素赋予了文学地名独特的神秘色彩，并使其与民间文化紧密相连。例如，成都西部的青城山与道教宗师张道陵关系密切。张道陵在此留下了众多故事与传说，而白素贞亦在此修行，最终得道，由蛇化成人形，并与许仙、小青之间形成了丰富的故事脉络。因此，青城山的地名由来及其文化内涵，与张道陵及白素贞的故事密切相关，并衍生出丰富的文化景观。此外，青城山与都江堰相连，而都江堰又与李冰父子的传说、二郎神传说，乃至大禹治水的传说形成了复杂的文化关联。基于此，我们可以运用民间文学中的“传说核”“传说圈”“传说丛”等理论与方法，对文学地名“青城山”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第四，民俗学中的口述志研究法。文学地名，尤其是实体性文学地名，在当地通常都流传着相关的故事和传说，但这些内容未必被记载在书面文献之中，因此进行田野调查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对当地居民进行访谈，并采用口述志的方式记录，是不可或缺的步骤。口头流传的地名故事，不仅是极为宝贵的学术资源，也构成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为文学地名研究提供了生动而翔实的依据。以成都武侯祠为例，这一地名的具体历史背景仍存在诸多疑问。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诸葛亮在汉中去世后，其遗体被运回成都。他生前嘱咐，用新的麻绳捆好棺木，由四人沿南行路线抬运，麻绳断裂之处即为安葬之地。然而，由于麻绳是全新的，始终难以折断。四人行进良久后，因麻绳仍未断而心生愤懑，遂在原地掩埋棺木，随后四散而去。后人因此无法确切知道诸葛亮的具体安葬位置，而这正是他所期望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说在蜀南地区流传较为广泛，而在成都本地则相对少见，因此即便通过口述志调查，在走访范围有限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够获得相关信息。这类田野调查对于理解武侯祠地名的由来具有重要意义，至少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入地认识诸葛亮生前的智慧及其对后事的周密安排。

第五，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统计分析法。在文学研究中，可以统计单一作品中涉及的地名数量，也可以统计某位作家一生中所创造或使用的文学地名数量；同样，一个文学社团或文学思潮所关联的文学地名，也可以进行系统整理。通过将这些数据制作成表格，不仅便于后人直观地了解其分布与特点，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便利。文学地名既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也可从整体层面进行分析。尤其是在研究作家在其全部作品中所创造的地名时，常会发现相同或相似的地名在不同作品中重复出现。例如，莎士比亚与易卜生的作品中就存在此类现象，古希腊悲剧诗人的作品中亦可观察到类似情况。这表明文学地名不仅具有个体性意义，也呈现出跨作品、跨时期的规律性，为系统研究提供了可能。

第六，地理学中的地图分析法。在文学作品中，地名的出现往往呈现出特定的空间分布，而这些分布特征需要通过地图加以直观呈现。在实有性文学地名研究中，作家一生中到过的城市、乡村、国家，以及游历过的山水、古寺、名居等，都可以通过地图的方式加以展示。总的来说，文学地名学可以有独立的研究方法，甚至有时只有通过这些方法，才能有效地解决相关问题。但如果仅依赖文献而不进行访谈和田野调查，许多地名的由来与演变过程将难以得到清晰呈现，也难以对文学地名作出新的阐释和分析。若不借助文学地图学的方法，便难以还原作家的生活轨迹，也无法实现直观化、形象化、立体化的艺术呈现。

因此，文学地名学的研究既可以采用常规方法，也可以采取特殊的方法。每一个地名都有其地理依托，地名研究不可能脱离地理环境，也不能脱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地理学的方法和社会人类学的方法是文学地名学研究的核心工具。当然，具体的研究路径是多种多样的，只要能够有效解释和说明文学地名学的相关问题，都是可行且有力的方法。

结语

文学地名学是一门内涵丰富的学科，主要研究文学作品中地名的类型、来源及其内涵与意义。作家在作品中特定选择的地名，不仅构成叙事背景，也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部小说、一部戏剧或一部电影皆可构建出一个独立的世界，而其中每一个地名都承载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例如，电影《流浪地球》（2019年郭帆执导）中构建的地理空间是如何形成的？编剧与导演是如何思考空间结构的？演员如何在特定的地理语境中塑造角色？此类与文学相关的艺术创作，同样可以纳入文学地名学的研究范畴。作家与艺术家在创造叙事世界时，必然需要塑造多样化的地点与地域，从而生成丰富且具有象征性、文化性和叙事性的文学地名。每一个文学地名的生成机制、形成过程与发展方式，以及其与作品整体、创作者自身和特定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构成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学术议题。因此，文学地名学所蕴含的研究问题也是极为丰富的。正如邹建军所说：“文学地名学可以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涉及的内容与形式都相当可观，并且会涉及到一些深刻与博大的内容，如文化、历史、伦理、习俗、宗教、信仰、地名的演变等。”总体而言，对文学地名学的系统研究，才刚刚开始。

文学地名学的建构路径与研究方法，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同时涉及重要的实践问题。诸如“文化地名学”与“文学地名学”之间的关系、“自然地名学”与“文学地名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普通地名学”与“文学地名学”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亟需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以开展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然而，这些问题仍然属于文学地名学的外部关系问题，而并非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文学地名学的核心关注仍在于其内部问题，即对文学作品中地名的研究。正如文学地理学区分外部问题与内部问题一样，文学地名学同样需要明确这种界限。文学地名学的建立，主要依托于对文学作品中地名的分析。文学地名不仅存在于作品之中，而且承载着深厚的思想、艺术、美学与哲学意义。对“虚拟性文学地名”的研究，是具体而扎实的学术工作；而对“实体性文学地名”的研究虽同样重要，但其存在是有限的，并且并非每一个实有地名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其中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甚至是认定问题。所谓被文学作品反复描写的地名，首先需要论证其确实存在以及描写方式，否则该地名可能就会被误归为“文化地名”或“自然地名”。

作者：邹茜，萧映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年第10期

选稿：宋炳燃

编辑：杜佳玲

校对：潘艺佳

审定：欧阳莉艳

责编：杨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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