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电话，是表哥打来的，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蹭铁皮：“小军，你来一趟澳门吧，我把你嫂子押在那边了。”

我当时正窝在老家客厅的旧沙发上看电视，手里的半根烟一下子掉在了裤子上，烫出一个焦黑的洞。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他说的什么，蹭地站起来，膝盖撞在了茶几角上，疼得我倒抽凉气。我问他是不是喝多了说胡话，他却只是重复那一句：“你来吧，来了就知道了，我订了明天的票，你身份证号给我。”

挂断电话之后，我坐在沙发上好半天没有动弹。窗外的槐树被风吹得哗哗响，我妈在厨房里剁饺子馅，一声一声，剁得我心里发紧。表哥叫周海波，大我六岁，从小一块儿在镇上长大，他爹死得早，是我妈——他亲姨——把他拉扯到初中毕业。后来他去南方跑货运，攒了点钱，娶了我嫂子刘芳，在县城买了房，生了闺女婷婷，日子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稳稳当当。谁能想到，他怎么会跑去澳门玩这个，还玩这么大。

第二天一早，我跟我妈撒了个谎，说单位派我去珠海出差，两三天就回来。我妈没多问，只是往我包里塞了一袋子煮鸡蛋，说路上吃。我看着她花白的鬓角，心里酸得不行，却什么也不敢说。高铁转轮渡，折腾了将近十个小时，我才踏上澳门的土地。满街的霓虹灯晃得人眼晕，空气里飘着一股甜腻腻的香水味和烟味混杂的气息，跟老家那股子泥土和炊烟的味道完全是两个世界。

表哥在码头接我，才一个多月没见，他整个人瘦脱了相，颧骨高高凸出来，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身上那件名牌T恤皱得跟抹布似的。他看见我，想笑一下，嘴角扯了扯，却比哭还难看。他没多说话，拦了辆出租车，报了个地方的名字。路上他靠着车窗，一言不发，手指头不停地抖。

到了地方，他拽着我的胳膊往里走，里面金碧辉煌，水晶吊灯大得吓人，一排排闪着各色灯光的机器，叮叮当当的声音跟下雨似的。空气里是浓重的空调味和人的汗味混在一起，让人胸闷。表哥把我领到二楼一个走廊上，指了指角落里的一个塑料凳子。凳子上坐着我嫂子刘芳，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连衣裙，头发胡乱挽在脑后，眼睛肿得像两个桃子，怀里抱着一个布包，看见我，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小军，”她喊了我一声，声音颤得厉害，“你哥他……他疯了。”

表哥站在旁边，双手插在裤兜里，低着头用脚尖蹭地砖缝。旁边一个穿黑西装的瘦高个男人，皮笑肉不笑地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一串数字，表哥的名字签在底下，按了手印。黑西装男人说，周先生在这里支了钱，到期没还上，他太太是自愿留下来等的。嫂子哭出了声：“我自愿什么！你把我身份证和手机都拿走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我连个电话都打不出去，我想婷婷啊，婷婷后天就要期末考试了……”

婷婷。这两个字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那小丫头今年才十一岁，上小学五年级，最爱扎两个羊角辫，每次我回县城她都缠着我给她买雪糕。她要是知道她爸在澳门输了钱，把她妈扣在那儿，她该怎么想。

我把表哥拽到一边的消防通道里，楼道里空荡荡的，只有应急灯发出绿幽幽的光。我推了他一把，他踉跄着撞在墙上，没站稳，顺着墙滑坐在地上。我蹲下来盯着他，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双手捂住脸，肩膀一抽一抽的，从指缝里断断续续地说出了经过。

原来上个月他跑货运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老板，那老板说自己常去澳门，每次都能赢个几十万回来，说得表哥动了心。正好那段时间货运生意不好做，他想着能捞一笔快钱给婷婷攒学费，就揣着五万块钱去了澳门。刚开始手气确实好得邪门，五天下来，五万滚成了一百八十万。他说那几天他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酒店的床软得他睡不着，每天凌晨三点他都要把柜子打开数一遍钱，一沓一沓地摸，闻那股新钱的油墨味。

可是到了第六天，他觉得这一百八十万还是不够，他想凑到两百万，整数，图个吉利。结果风向一下子就变了，他越玩越大，赢得快输得更快，一百八十万没几个钟头就缩水了一大半。他不甘心，觉得前面五天都能赢，凭什么今天就不行了，一定是自己手气背，歇一歇就能转回来。他又去想办法弄筹码，想翻本，结果越弄越多，越玩越输，到最后不仅把赢来的全填进去了，自己还欠了一笔。

“我当时脑子就是木的，”表哥抱着头说，“眼睛盯着那张台子，好像上面有钩子一样，把我的心肝肺全勾住了。我明明知道不能再玩了，可我的手不听使唤，对面一喊，我就像被人推着一样把东西推出去。后来我签了那张单子，连看都没看就签了，签完才想起来，我拿什么还……”

他说到这里，抬起脸看我，眼泪顺着鼻沟淌下来，嘴唇哆嗦着：“小军，我对不起芳芳，对不起婷婷。我把家里的房子抵押了，把车卖了，都填进去了还不够。我本来想着赢了钱就收手，真的，我就想赢到两百万，给婷婷在省城买个学区房，让你嫂子也过几天好日子。我哪知道……”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又气又酸。我从小就知道表哥是个好面子的人，什么事都要争个强，跑货运那会儿别人一天跑一趟，他拼命跑两趟，累得腰椎间盘突出了还硬撑着。可这股好胜心用错了地方，那就是要命的毒药。

我们在楼道里待了快一个小时，表哥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点，但整个人还是木木呆呆的，眼神发直。我让他先别慌，我出去想办法。我回到走廊上，嫂子看见我，想站起来，腿一软又跌坐回去。我扶住她，低声说：“嫂子你别怕，我来了就肯定把这事儿平了。”

黑西装男人一直站在旁边，也不催，也不急，就那么带着一脸职业的微笑看着我们。我心里明镜似的，这种人见惯了像表哥这样的情况，他们有的是耐心跟你耗，耗到你山穷水尽，耗到你走投无路，最后只能打电话找亲戚朋友借钱。我忽然想起以前在厂里上班时，有个工友也是欠了钱被人扣着，最后是找相关人员出面协调才摆平的。对，找官方。

我掏出手机，黑西装男人的眼神动了一下，往前迈了半步：“兄弟，您要打电话可以，但咱们的账目清清楚楚，您就算找了人来，经济上的事也不一定管得着。”

我没理他，直接拨了电话。接通后，我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说明了情况，说有人被限制着不让走，地点在某某地方。对方问得很细，我一一答了。挂了电话，我就拉着嫂子和表哥站到走廊最亮的地方，哪儿也不去，就等着。

黑西装男人的脸色终于变了，他凑过来压低声音说：“兄弟，何必把事情搞大呢？咱们可以再商量商量。”我摆摆手说：“商量的事等相关人员来了再说，我嫂子现在要喝水，麻烦你们倒杯热水来。”

等了大概二十多分钟，两个穿制服的人员来了，一个年长些，一个年轻些。他们问了情况，看了那张单子，又核对了表哥和嫂子的证件。年长的那位皱着眉头看了半天，对黑西装男人说：“扣着身份证件不让人走是不对的，先把这位女士的手机和证件还了。”黑西装男人笑得比哭还难看，连声说误会，赶紧让人把嫂子的手机和身份证送了过来。嫂子一拿到手机就拨了家里的电话，听到婷婷喊妈的声音，她捂着嘴哭得说不出话。

相关人员又单独把表哥叫到一边问话，表哥耷拉着脑袋一五一十全交代了。后来他们跟我们说，这笔账数目不小，他们也只能协调，真要走程序得去法院。不过扣着人不让走这点他们批评了对方，对方也答应不再为难。

从里面出来，已经是深夜了。澳门的夜还是那么亮，满街的霓虹把天空都映成紫红色。我们三个走在街上，谁也没说话。表哥在前头走，背影佝偻着，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走两步就叹一口气。嫂子挽着我的胳膊，她的手指冰凉，攥得我胳膊生疼。

走了一段路，嫂子突然停下来说：“海波，咱们回家吧。房子没了就没了，车没了就没了，只要你人还在，咱们从头再来。婷婷不能没有爹。”

表哥站住了脚，肩膀剧烈地抖起来，但他没有回头，只是从喉咙里挤出一声闷闷的“嗯”。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买了轮渡票。表哥把酒店里剩下的那点零钱取出来，买完票还剩几千块，他捏着那沓钱看了半天，转身就要往回走。我一把拽住他胳膊，他挣了两下没挣开，红着眼睛对我说：“就最后一下，我押一下单双，赢了咱们就有路费了。”

我死死攥着他，手指头都掐进他肉里了：“哥，你醒醒吧！你昨天输了多少你忘了吗？嫂子为什么被扣在那儿你忘了吗？”

他愣愣地看着我，眼神里一会儿清明一会儿浑浊，就跟走火入魔似的。嫂子从后面走过来，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啪的一声，清脆极了。表哥被打得一歪，捂着脸站在那儿，半天没动弹。嫂子指着他说：“周海波，你今天要是再往那个门里迈一步，我回去就跟你离婚，婷婷归我，你这辈子别想见我们娘俩。”

那个耳光好像把表哥打醒了。他眼里的那股狂热慢慢退下去，退下去，最后变成一片灰败。他把手里的钱塞进口袋，弯下腰，像个老头儿一样慢吞吞地朝码头走去。我看着他被汗水浸透的后背，脊梁骨一节一节地凸出来，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把。

轮渡上，表哥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眼珠子在眼皮底下不停地动，嘴唇一张一合，我凑近了才听清他翻来覆去念叨的是“一百八十万、一百八十万”。嫂子靠着另一边的窗户，望着外面的海水发呆，眼泪无声地淌了满脸。我坐在他们中间，左边是输到一无所有的表哥，右边是差点被当掉换钱的嫂子，外面是浑浊泛黄的海水，一浪一浪拍打着船舷，跟老家那条小河的动静一模一样，可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

回到县城，表哥的房子果然已经贴了封条，车也早被人开走了。嫂子带着婷婷暂时住到了她娘家，表哥一个人搬到了他爹留下的那间老屋里。那老屋在镇子最东头，房顶漏雨，墙皮剥落，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蹲在院子里拔草，戴着顶草帽，瘦得裤子都挂不住了，腰里勒着根布绳子。看见我来，他咧了咧嘴，露出一个干巴巴的笑。

他说他在镇上的砖厂找了个活，一天一百二，先干着，慢慢还债。那些账他打算跟对方协商分期还，实在不行就走法院，认了。我问他还想玩吗，他沉默了好半天，把手里的草根一根一根捋顺了，才开口说：“想，有时候半夜醒了，脑子里还是那个画面，哗啦哗啦的声响。可我一想婷婷，一想你嫂子那个耳光，我就知道，那是一条回不来的路。”

他又说：“小军，你知道吗，那五天我赢了一百八十万的时候，我觉得全天下都是我的。可第六天我才明白，不是我在玩，是那个东西在玩我。它把我整个人都装进去了，连骨头带肉，嚼得渣都不剩。”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头翻江倒海的。我想起小时候他带我去河边摸鱼，他总能摸到最大的那条鲫瓜子，举起来冲我得意地晃。那时候他眼睛亮亮的，笑起来满口白牙。可现在他坐在一堆乱草中间，抬头看我的眼神浑浊而疲惫，四十岁的人，看起来像六十岁。

后来，嫂子到底没跟表哥离婚。她隔三差五带着婷婷去看他，给他送饭送菜，帮他把老屋收拾得干净了些。婷婷那丫头不知道大人之间发生了什么，还跟以前一样骑在她爸脖子上揪耳朵，表哥就弯着腰在院子里转圈，嘴里发出“驾驾”的声音，脸上的笑纹虽然深了，但好歹是真笑。

我有时候回县城，会去砖厂看表哥。他光着膀子搬砖，后背晒得黝黑发亮，汗珠子顺着脊梁沟往下淌。休息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两块五的烟，递给我一根，自己点上一根，两个人蹲在窑洞门口抽。他也不怎么说话，就看着远处的烟囱冒黑烟，偶尔冒出一句：“这个月还了八千，照这个速度，再有个十来年就清了。”

我说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慢慢来。他吸一口烟，吐出来，烟雾被风吹散，他眯着眼说：“我得还啊，那是我欠的，怨不得别人。就是觉得对不起芳芳跟婷婷，跟着我受了这么大罪。”

我拍拍他肩膀，没再多说。有些道理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他自己摔这一跤明白得透。临走的时候他忽然叫住我，从工装裤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零钱，五块十块的，大概有两三百块。他把塑料袋塞给我说：“给婷婷买点好吃的，就说……就说爸爸给的。”

我接过那袋钱，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我点点头，转身走了，走出老远回头看，他还蹲在窑洞口，烟头在暮色里一明一灭，像一盏快灭的灯。

回来以后，我把这事儿写了下来，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记住。记住那六天是怎么把一个好好的人变成疯子的，也记住一个耳光是怎么把疯子打回人形的。这件事给人的教训太大了，赢的时候觉得全世界都在你手里，输的时候才发现，你连自己都攥不住。表哥后来跟我说过一句最让我难受的话，他说：“小军，那一百八十万我其实一分都没花，连顿饭都没舍得吃好的，我就想看着那个数字往上涨，涨到我觉得够了为止。可什么叫够呢？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是啊，什么叫够呢。人的贪心像口无底洞，永远填不满。表哥用五天上了天堂，用一天下了地狱，又用往后所有的日子来爬回人间。这条路有多长，只有他自己知道。

前两天我又回了趟镇上，表哥已经从砖厂出来了，跟人合伙开了个小小的货运信息部，帮人配货拉活儿，一天忙到晚，手机响个不停。虽然赚得不多，但稳当。嫂子在门口支了个摊子卖凉皮，婷婷放了学就在摊子旁边写作业。我去的那天傍晚，夕阳把整条街都染成橘黄色，表哥正蹲在摊子边帮嫂子洗黄瓜，婷婷趴在小凳子上头也不抬地写数学题。嫂子看见我，招呼我坐下吃碗凉皮，我摆摆手说不饿。

表哥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上的水，对我笑了笑。那笑容比以前舒展多了，眼角的皱纹虽然深，但里头有了光。他拍了拍我的肩说：“小军，你回去跟姨说一声，我这周末带芳芳和婷婷回去看她，好久没去了。”

我说好。临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表哥一家三口挤在那个小小的凉皮摊后面，说说笑笑的，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融在一起。婷婷写完了作业，缠着她爸给她买雪糕，表哥从口袋里摸了半天，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块钱递给她，小丫头欢呼着跑向小卖部。

我转身往车站走，心里忽然就踏实了。那一百八十万像一场大梦，梦醒了，人还在，家还在，日子还能重新过。表哥这辈子可能再也翻不了什么大身了，但他总算学会了，什么才是真正输不起的东西。

走在回老家的土路上，两边的玉米已经长得老高，风一吹哗啦啦响。我摸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说周末表哥要来看她。我妈在电话那头高兴得直念叨，说那敢情好那敢情好，我多包点饺子等你们。

挂了电话，天色暗下来了，远处谁家的狗叫了两声，炊烟从屋顶一缕一缕飘起来。我心里默默算着，表哥欠的那些钱，照他现在这个干法，十几年总能还清的。这辈子长着呢，只要脚还踩在地上，一步一步走，总能走出来。

我忽然想起澳门那个地方，到处亮得晃眼睛，可照出来的全是人的影子，歪歪扭扭的，没有一个正的。倒不如老家这盏十五瓦的灯泡，昏昏黄黄的，但照着的是真正的日子，是饭桌上的粗茶淡饭，是孩子摊开的作业本，是一家三口挤在一起的笑声。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表哥还在澳门，还在那张台子前面坐着，眼前堆着山一样的筹码。可他一回头，看见嫂子牵着婷婷站在门口，婷婷手里举着一根快化了的雪糕，奶白色的汁水顺着她的小胳膊往下淌。表哥猛地站起来，台子上的东西哗啦一声全倒了，滚得到处都是。他拔腿就往门口跑，跑着跑着，天花板好像塌了，灯砸下来，碎成一片一片的光。可他没回头，一直跑到嫂子跟前，一把抱起婷婷，三个人从大门口走出去，外面是亮堂堂的大白天，太阳刺得人睁不开眼。

醒了以后我躺了好一会儿，窗外天已经大亮了，麻雀在电线杆上叽叽喳喳。我拿起手机，看见表哥半夜给我发了条微信，就一句话：“小军，我又梦到那个地方了，但这次我没碰，我转身走了。”

我回了他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然后把手机扣在枕边，起床刷牙洗脸，准备去上班。日子照旧过，太阳照常升起来，落在每个人身上，不多不少，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