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八月二日上午九点二十五分，一颗炸弹砸塌了志愿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的防空洞。
约二十米厚的土层压下来，七个人埋在里面。花名册上，王扶之的名字旁边，已经有人用铅笔写下两个字：
牺牲
可三十八小时后，他被抬了出来。
救他的，不是电台，不是电话线，是从石缝里飞出的
两只苍蝇
这个从死里回来的师长，后来把话撂下：从那以后，
这一辈子不再拍苍蝇
王扶之原名王福治，一九二三年生在陕西绥德，也就是后来的子洲一带。小名叫“拴牢”。
他幼年丧母，刚会走路，就跟着大人吃“百家饭”。稍大一点，跟父亲离开家乡，给人放羊。
陕北山坡上，一个孩子赶着羊，手里攥着鞭子，眼睛盯着沟梁。他那时还不知道，自己会在十二岁那年改名，也改命。
一九三五年七月，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来到村里。队伍进村，不抢鸡，不牵牛，反倒给老乡扫院子、挑水、干农活。
王福治看见一群和他差不多大的娃娃兵，肩上扛着红缨枪，脸憋得通红，在村口唱歌。
他走过去，对一位红军说，想跟队伍走。
他记住的第一句话，不是什么大道理。
那位红军纠正他：“我们不叫官长，叫同志。”
往后，他跟着队伍南北转战。抗日战争中，他在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身边做参谋，还骑自行车驮过黄克诚赶路。
苏北泥路上，自行车后座一沉，他弓着腰往前蹬。车轮轧过烂泥，裤脚上全是泥点。
战友们后来开玩笑，说王扶之的自行车后座，驮着三师的指挥部。
到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已是志愿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代理师长。八月二日那天，师部防空洞里，他正组织作战经验总结。
洞里有烛光，有纸张，有几名干部低声商量。外头敌机声音压过山头，洞顶忽然一震。
土石塌了。
黑暗里，王扶之醒过来，身上压着土石，耳朵里嗡嗡响。他摸到旁边还有苏盛轼、陈志茂，几个人都受了伤。
没有水，没有粮，没有亮光。电话线断了，喊声传不出去，敲击声也像被土层吞掉。
洞外，工兵边挖边塌。时间拖得越久，活着的可能越小。有人开始准备盛放遗体的东西。
花名册上的铅笔字，压得人透不过气。
就在众人几乎不敢再想的时候，石缝里飞出两只苍蝇。
洞口的人一下盯住了那条缝。苍蝇能出来，里面就有空气；里面有空气，人就可能还活着。
镐头又落下去，铁锹又铲起来。三十八小时后，生命通道终于打开。
王扶之没有先出来。他坚持先救伤重的同志，自己最后一个被抬出坑道。
担架抬到洞口，满身尘土的人眯着眼，重新看见光。七个人埋在地下，三个人活了下来，四名战友再也没有出来。
打这天起，八月二日成了王扶之家的“重生日”。家人每年都记着。
一九六四年，王扶之晋升少将。后来他任总参作战部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
到了百岁以后，老人还会被问起那段坑道里的事。他不绕远，只记得那条石缝，那点空气，还有两只飞出来的小生命。
窗边的藤椅上，老人坐着，手慢慢放在膝头。屋里若有苍蝇飞过，他不抬手，也不拍打——那是三十八小时黑暗里，给他报信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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