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监督者在其新报告《记录无国界医生的反犹组织文化》中声称，反犹太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及其他敌意在无国界医生（MSF）内部“根深蒂固”。
报告记录了无国界医生内部员工关于以色列及以巴冲突的对话与文化，以及犹太员工在组织内的个人经历。
根据无国界医生内部人士的众多证词，非政府组织监测组织表示，“很明显，反犹太主义和反以色列偏见在无国界医生的组织文化中普遍存在，且由高层官员和基层员工共同表达”。
其中一份证词来自无国界医生前秘书长理查德·罗辛，他于2024年7月13日告诉加拿大《国家邮报》，对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偏见“在80年代初已显现”。
“无国界医生内部的反犹主义始于反犹太复国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转变无法被修复。你无法解决反犹主义，这不是观点，而是一种精神疾病”，罗辛说。
《国家邮报》写道：“罗辛回忆起2010年在乌干达执行任务时，MSF荷兰分队拒绝与一支以色列非政府组织医疗团队互动。罗辛回忆说，那是一次“单向共情”的经历，偏见影响了无国界医生团队与以色列团队的合作和实现帮助平民的共同目标的能力。他认为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困扰着无国界医生在加沙的任务”。
非政府组织监测还借鉴了1980年代无国界医生、90年代无国界医生秘书长阿兰·德塞克谢的话。在2025年10月的一次采访中，德塞克谢表示：“我认为现在加沙的无国界医生实际上是在站在哈马斯一边，反对以色列。美国人需要知道，无国界医生已经不再是15或20年前的那个组织。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偏见、偏袒且激进的组织”。
“无国界医生在撒谎，无国界医生偏袒，有偏见，而且无国界医生是哈马斯的同谋”。
迈克尔·戈德法布是犹太人，曾在美国无国界医生工作了15年。他在2026年3月接受《伦敦犹太纪事报》采访时表示：“欧洲同事们在知道我是犹太人的情况下，坦率地告诉我，以色列没有存在的权利”。
戈德法布说：“你会看到极端的意识形态狂热——以色列是纳粹国家，犹太人是压迫性的、殖民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是纳粹主义”，“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措施来解决反犹主义，也没有对犹太工作人员表示团结，也没有指出这种仇恨。这创造了一个宽容的环境，使反犹主义得以繁荣发展”。
埃斯特雷拉·拉斯里博士，曾于2011年左右在无国界医生日内瓦总部医疗分部担任顾问，任职时间约为2011年至2025年，她亲身体验到“该组织对以色列受害者极度缺乏同情心”。
“我说我们的沟通有偏见，对于一个自称公正的组织来说，却制造了一个偏颇、虚假的叙述，掩盖了实际发生的事情。它呈现了一个非常片面的观点......有人在一次会议上告诉我我是'以色列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据报道，反犹主义在无国界医生封闭的在线员工论坛（内部称为“市场”）中普遍存在。
自2023年10月7日起，MSF内部通讯频道上的帖子包括：“争取自由的斗争......是关于解放世界脱离犹太复国主义的束缚......“，“以色列是一个‘76年历史的犯罪现场’，‘至于对巴勒斯坦抵抗战士的强奸指控，我认为这些都是宣传’”。
“很明显，该组织公然且多次地违反了其以中立、公正和独立为基础行事的主张”，非政府组织监督员说。
报告补充说，官员们经常忽视系统性反犹太主义的证据，并要求对仇恨采取行动。
为了应对“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有毒组织文化”，非政府组织监测建议在国际层面及多个国家分支和分会中对无国界医生的结构、领导层和人员配置进行根本性改革。
此外，报告建议建立独立监督框架，确保无国界医生的领导层，包括董事会成员和资助者，受到追责。
无国界医生告诉《耶路撒冷邮报》，他们理解反犹太主义的危险性，并致力于认真对待。
声明补充说，MSF工作人员的任何形式的偏见或歧视都是不可接受的，但不认为批评以色列政府政策等同于反犹主义。
“我们的声明和报道基于现场情况以及我们工作人员和患者目睹的事件。当政府或行为方实施对患者或员工健康安全的政策时，MSF会发声。以色列对这场战争的执行方式导致巴勒斯坦平民大量死亡和苦难，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处于危险之中”。
“这与战争规范和法律不符”，无国界医生补充道。
很显然，无国界医生的声明并没有认真的解释内部论坛中“以色列是一个‘76年历史的犯罪现场’，‘至于对巴勒斯坦抵抗战士的强奸指控，我认为这些都是宣传’”这些言论存在的原因，一个把目光对准苦难的无政府组织，居然否认10.7的严重的强奸行为，这本身就是反犹主义。
无国界医生没正面回应"内部反犹证词"——面对罗辛/德塞克谢/戈德法布/拉斯里这四个具名的人（两个前秘书长）的指控，MSF 没有一条点对点的反驳，让自己的说辞变得苍白无力——尤其是自家的两位前秘书长，指控无国界医生“80 年代初就有苗头，2010 乌干达荷兰团队拒与以色列 NGO 团队合作 ，加沙至今仍被反犹主义困扰”，让无国界医生无话可说。
看来，披着公正外衣的并不一定是公正的组织，更可能是为了掩盖内心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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