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登不上AI列车，我就是做不到。”33岁的Cristina Estupiñán这样总结自己离开科技行业的原因。此前她在硅谷写了近十年软件，今年早些时候，一份凌晨3点出现在收件箱里的拒绝邮件，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之前，Estupiñán刚经历一次令人疲惫的裁员恢复期，接着又为一家欧洲公司断断续续面试了两个半月。她本期待着终于能得到一个答复，但邮件却在深夜抵达。她对Business Insider回忆说：“收到那封邮件后，我就决定去学护理了。我已经受够了。”
目前，Estupiñán正在修读先修课程，目标是2028年进入罗格斯大学的加速护理项目。这是一个为期15个月的速成路径，专为已拥有本科学位的转行者设计。她的规划是成为执业护士。
复盘那段求职经历，Estupiñán主要的槽点落在同AI相关的话题上。她发现，从招聘专员到经理，再到其他工程师，几乎每个人都在期待她对人工智能展现出满腔热忱。她告诉BI：“我得编一套说辞，谈谈AI什么地方让我激动——说真的，AI没什么地方让我激动。”但恰恰是那封凌晨抵达的拒信，让她彻底断了再编这种说辞的念头。
到这里，一个典型的立场分裂就浮现了出来。一边是行业层面持续升温的AI面试考题：你是不是AI的信徒？愿不愿把对AI的热情写在脸上？这几乎成了一种新的社交凭证。在这场弥漫着的文化期待里，工程师不只需要技术能力，还要表演出足够的热忱，否则就可能被视作“跟不上趟”。Estupiñán的幻灭感，正是在这种挤压下积累起来的。她去年开始找工作，却发现关于AI的讨论渗透进每一次对话，这让她对科技行业的文化氛围越来越疏离。
另一边，把AI完全看成负担也不公平。Estupiñán并不否认技术本身能带来实打实的便利。她特别提到GitHub Copilot在自己上一份工作中的作用，说这个工具把编码中重复性的部分自动处理掉，而她的创造力并没有被触碰到。她抵触的对象其实不是工具，而是围绕这些工具生长起来的文化环境。她还表达了对AI环境成本与社会成本的担忧，直言“我当然不想被监控”。这些考量提醒我们，当人们摆出“拒绝AI”的姿态时，拒绝的往往不是一行代码，而是附加在上面的整套期待、成本和不安。
这种复杂情绪并非孤例。Stack Overflow在2025年的开发者调查收集了超过49000名开发者的反馈，其中对AI工具的好感度已经下滑到60%，而2023年和2024年这个比例还在70%以上。与此同时，使用率却持续攀升：84%的开发者表示正在使用或计划使用AI工具。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一边在用，一边却不再那么发自内心地“喜欢”它。
把两组数字拼在一起，一个更完整的判断就会浮出水面：AI不是无用的，但围绕AI的热情文化可能正在透支工程师的耐心。当“对AI感到兴奋”从一种情绪变为面试桌上的固定题目，技术使用就容易掺杂进表演成分。Estupiñán凌晨3点收到拒信后转投护理行业，正好提供了一个极端观察样本：她不是在拒绝AI工具本身，而是在拒绝一个必须时刻对其表达狂热的职业路径。对她来说，离开科技行业并不是对技术失去兴趣，而是不想再为登上那趟被过度定义的AI列车而勉强自己。这个判断也符合调查数据的趋势——好感度在降，使用量却还在涨，也许意味着一种“用归用，别问喜不喜欢”的冷却姿态正在工程师群体中蔓延。
现在，Estupiñán已经把时间线瞄准了2028年的护理课程，准备在另一个领域构建新的专业身份。这条转身路径并没有多少戏剧性的宣言，更像是一个技术人员在评估过周围的文化温度后，为自己做出的冷静拆解和重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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