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作为亚洲地区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和先进工业国，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堪称触目惊心。
当时，日本钢产量580万吨，中国仅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中国产量为0；日本海军总吨位115万吨，中国5.7万吨，一艘战列舰单挑整个中国海军。
这几乎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三个月灭亡中国"似乎并不疯狂；可惜直到战败投降前夕，日本非但没有打通中国的内陆通道，而且还损失了大量机动精锐。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何在国力和工业实力方面，完全领先中国的日本，却无法完成对于一个落后农业国的全面占领呢？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日本为执行对外扩张政策，专门颁布的《大陆政策》。
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进军中国东北和蒙古（满蒙），第四步灭亡中国，第五步征服亚洲、称霸世界。
这一政策，是从明治时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但是实际上受制于经济危机、外部环境等因素，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执行。
有一部分观点认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根本目的，最初就不是“全面占领中国”，而是以华北和沿海经济区为筹码，逼迫国民政府屈服，让中国沦为附庸。
在日本高层眼里，《大陆政策》的确是一个完美的战略计划，但是想要全面占领全中国，在二战期间肯定是行不通的，这不关乎所谓的军事实力、工业规模，光一个战略纵深就不是日本能够耗得起的。
虽然说，1937年全面抗战前，日本常备军仅有38万人，但严格的后备兵役制度，使其战时可动员448万人的预备役部队。
反观彼时的中国军队，170万正规常备军中，许多连花名册都点不齐，基层军官不研究战术，打仗全凭血气之勇。
更令人心酸的是，中国士兵的训练子弹珍贵如金，多数训练只是打空枪，每个士兵开战后配发20发子弹就上了战场，而日军新兵每月步枪实弹射击不低于150发。
在军事实力层面，日军完全碾压当时的中国军队，沦陷更是迟早的事；无论是日军，还是国府高层都清楚，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只会被消耗殆尽。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国府当局迁都重庆，而后害怕重庆再度失手，又拟订迁都西康省会西昌的计划，可想而知当时的中国，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但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战略驱动力，来自“大陆政策”，即通过控制东北、华北乃至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获取弥补其资源匮乏所需的矿产、粮食和工业原料。
然而，日本高层清醒地认识到，以自己不到1亿的人口基数，不可能像清朝那样完全夺取一个拥有4.5亿人口的“庞然大物”。
所以说，日本想着通过速决战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利用华北和沿海经济区为筹码迫使国府投降，让中国变成日本的“打工仔”，而非立即将每寸土地并入版图。
战略目标上的先天性局限，就决定了日本所谓的“全面占领”，不过是自欺欺人。
八一三淞沪会战，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立体化攻势，虽然战损惨重、不断后退，但这本身就是一种“用空间换时间”的战略。
当蒋介石政府迁至重庆，将四川作为持久抗战的大后方时，日军大本营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国民政府在遭受沉重打击后必然屈服，被证明是一场彻底的误判。
淞沪会战后，日军本想“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但由于过早使用了战略预备队，反而因没有“战略追击队”而力不从心。
这种“打赢了追不动”的窘境，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日本战略储备的脆弱性。
随着战线向西延伸，山区地形对于日军后勤补给简直是噩梦，弹药、粮食、油料供应难以为继，机械化部队也难以推进。
更为要命的是，日军在占领一座城市后，往往只能控制“点”（城市）和“线”（铁路、公路），却无法控制广阔的“面”，也就是广大的农村地区。
越往西部内陆，日军占据的城池和据点内，驻防的日军是越来越少，原本进行野战的兵力，被迫作为戍卫部队，严重影响了日军集中兵力扩大战果优势。
1938年底，日军大本营已经发现，消耗中国资源的同时，日本自身的财力、人力和战略物资也在加速失血；日本在关内战场的兵力已超过75万人，却仍然无法肃清敌后武装，无法消化庞大的占领区。
1941年，日军的目标从“继续进攻”调整为“长期持久态势，在几年后将在华兵力缩减到50万人”；它们只能严格控制战区的范围，不敢继续向西部发动大规模进攻。
在对华战争陷入僵局时，为了获取更大的战略缓冲地带和资源区域，日本又错误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和入侵东南亚的行动，这使得美国被彻底拖入二战，这无疑宣告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失败。
日本输掉这场战争，是对于中华民族抵抗意志的严重低估；抗日战争，把中国从一个“地理概念”凝聚为一个“民族认同”。
在全面抗日路线下，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民族抗战意识被点燃；大量的地方军阀，原本还在相互厮杀，当侵略者踏进家园时，他们放下恩怨共赴国难。
十四年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超3500万人；中华民族用自己的牺牲证明，任何侵略者都无法用单纯军事工业实力，摧毁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存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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