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洛阳城与长安城并称“东西两京”，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图1）。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究竟有哪些组成部分？在其城垣内外，到底出土过什么样的文物？2026年6月13日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雄都定鼎地——《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研究》新书首发演讲”在河南洛阳定鼎门遗址博物馆举办。本次活动选在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定鼎门遗址（图2），其学术意义非同寻常，以此来纪念隋唐洛阳城建城1420周年。《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研究》的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霍宏伟，经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刊发霍宏伟研究馆员在活动当日的演讲。
图1 洛阳五大都城遗址平面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博物馆洛阳分馆》，4页）
图2 复原重建的隋唐洛阳外郭城正门定鼎门及门内大街（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选题缘起
1988-2004年，本人就职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考古发掘股。先后参加发掘隋唐洛阳城洛北、洛南里坊区居住遗址、砖瓦窑遗址、唐代奉先寺遗址及该城址的实地勘查工作，多次主持发掘唐代墓葬。1995年，参与编写《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规划》。1997年，独立编撰《隋唐洛阳城遗址档案》（图3），并荣获河南省优秀“四有”文物档案奖。1998年，完成《大业杂记校注》初稿，未出版。通过上述工作的长期积累，对该城址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较为熟悉。
图3 隋唐洛阳城遗址“四有”档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2006-2009年，顺利完成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东都城空间布局之嬗变》。2018年，以学位论文为基础，申请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研究”获准立项，并于2023年底顺利结项。经过多次修改，2024年我将书稿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许海意先生担任责任编辑，获批202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2026年4月，《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研究》一书正式出版。
本次讲座的标题“雄都定鼎地”，源于唐代诗人韦应物《登高望洛城作》云：“高台造云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势居万国尊。”“雄都”，指的就是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的隋唐洛阳城遗址。
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的组成
隋代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癸丑，炀帝首次下营建东京诏书：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0、61页）
隋代东京城始建于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丁未，炀帝第二次下诏，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十个月之后，东京城建设完工。大业五年（609年），改名“东都”。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该城最终被南下的金兵焚毁，存在时间长达523年。历经隋唐两代的苦心经营，洛阳城构筑起一个庞大、复杂的城市空间体系，包括城、苑、窟、墓四个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城，是指外郭城垣范围以内的部分，包括宫城、皇城及附属小城，东城，含嘉仓城，外郭城；苑是指隋唐两代的离宫别苑；窟，即指位于洛阳城南郊的龙门石窟；墓，是指洛阳郭城城垣之外四周面积广大的隋唐墓地。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洛阳居住时间长达18年，上述四个区域的景致在其诗作中均有反映：
城：看雪寻花玩风月，洛阳城里七年闲。（《闲吟》）
苑：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春风》）
窟：龙门涧下濯尘缨，拟作闲人过此生。（《龙门下作》）
墓：贤愚贵贱同归尽，北邙冢墓高嵯峨。（《浩歌行》）
“城”涵盖宫城、皇城、东城、含嘉仓城及外郭城等由城垣围绕的城市范围（图4）。这样的划分，既是社会等级制度在城市物质空间方面的反映，也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层相对应。宫城、皇城不是位于全城中央，而是偏居西北。有人说是因“下京城一等”，另有人说是西北方向代表乾卦，贵为乾位，或称乾冈。宫城不仅是隋唐时期的政治中枢，而且是东都城内的核心空间。因为是皇帝办公、起居之所，故防守严密，周围有一些小城拱卫。其南北两面分别为皇城，玄武、曜仪、圆璧三城，东临含嘉仓城与东城，西有禁苑。宫城内的建筑布局，遵循前朝后寝规制，主体建筑沿中轴线自南向北分布，代表性建筑为明堂及位于其西北的天堂（图5）。考古发掘出的重要遗址有宫城正南门应天门、宫城主体建筑明堂与天堂遗址。白居易《酬牛相公宫城早秋寓言见示兼呈梦得》云：“何人伴公醉，新月上宫城。”其中，“新月上宫城”一句，颇具画面感。唐太和六年（832年）八月十日，白居易亲临俗称“五凤楼”的应天门城楼（图6），登高南望，触景生情，抒发对美好生活的真实感受，即兴创作了一首《五凤楼晚望》：
晴阳晚照湿烟销，五凤楼高天泬寥。野绿全经朝雨洗，林红半被暮云烧。龙门翠黛眉相对，伊水黄金线一条。自入秋来风景好，就中最好是今朝。
图4 隋唐洛阳城遗址平面实测图（《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一册，5页）
图5 复原重建的唐代宫城主体建筑明堂与天堂（霍宏伟摄影）
图6 复原重建的隋唐洛阳宫城正门应天门（程永建摄影）
皇城位于宫城南面，是隋唐时期中央衙署及附属机构的办公重地。隋代洛阳皇城与东城设置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官署，唐代则改为六省、九寺、十四卫府及十率府等，武周时期增置礼制建筑“左祖右社”，这是隋唐两代皇城布局最大的不同之处。考古学者已发掘出皇城南面右掖门、唐右威卫府门、泻口碾坊故址等遗址。外郭城亦称为东都大城、罗城等。郭城基础设施至今仍残留部分遗迹，如城墙、城门及街道等。外郭城形制南宽北窄，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西墙长6776米，北墙长6138米。隋唐时期的外郭城城门均为八座。经过考古发掘的有定鼎、长夏、永通等门址。郭城正门定鼎门，为唐代重要的地标性建筑，在白居易《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中，描写了诗人以定鼎门为洛阳城的坐标点，向南秋游十八里的一段轶事：“南出鼎门十八里，庄店逦迤桥道平。不寒不热好时节，鞍马稳快衣衫轻。”
根据《河南志》的记载可知，外郭城里坊区的建筑性质各异，类型多样。大致有衙署、寺观祠庙、市肆作坊、住宅、园池、馆驿、渠堰堤桥等七种类型。衙署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隋代数量极少，大多为唐代所置，分布于洛南里坊区的衙署数量大于洛北区，而在洛南，以定鼎门大街两侧里坊内分布的衙署数量最多。寺观祠庙分为佛寺、道观、胡寺祆祠、庙宇等，里坊区内约有唐代佛寺二十座，道观十二座，波斯胡寺一座，祆祠三座，庙宇四座。从白居易的诗中可以看出，在洛阳城内寺院中，他登临次数最多的是天宫寺中的楼阁，并谈到了上阁原因，“天宫高阁上何频，每上令人耳目新”。
最具代表性的文人宅第当属白居易晚年居洛的履道坊宅第，其基本特点是住宅与园林融为一体，相映成趣。住宅的基本布局在其《池上篇并序》中有详细描述：“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
1992-1993年，考古学者在洛阳市郊区安乐乡狮子桥村东侧发掘出白居易故居遗址（图7）。履道坊西门即今狮子桥村东出口处，发掘地点在该坊西北隅，主要有住宅、园林、水渠及道路等遗迹，出土建筑构件、陶瓷器、铜器、铁器、骨器等遗物。白氏住宅位于履道坊内西北角，是一处坐北朝南、有前后两进院落的宅院。宅院内有一平面大致呈方形的中庭，东西5.5米、南北5.8米。东、西两端由回廊与东、西厢房相连。回廊各长15.2米、宽3.2米；厢房东西对称，各长约8.9米、残宽4米。厢房往北又各连一段回廊，似与上房相接。由于破坏严重，上房布局、形制不明。自中庭向南约12.6米处，残存一段踏步和散水，平面大致呈凸字形，为宅院的门庭基址。由此向南，为园林区，称为“南园”（图8）。履道坊遗址出土的白居易造石经幢残块上阴刻“开国男白居易造”七个字清晰可见（图9），从而证明了该遗址确为履道坊白居易宅园遗址。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中国古典园林厅内，特意设计、制作了“履道坊白居易宅园”场景复原（图10）。唐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卒于洛阳履道里第。十一月，葬于龙门香山如满师塔侧。此处成为诗人的归宿之地，今于其墓地建有白园，以供后人凭吊、纪念这位唐代“诗魔”。
图7 隋唐洛阳外郭城洛南里坊区诗人白居易履道坊故居遗址发掘现场鸟瞰（王阁供图）
图8 履道坊白居易宅园想象俯视图（豆包AI生成）
图9 唐白居易宅园遗址出土残石经幢拓本（《隋唐洛阳城》第一册）
图10 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厅内景（霍宏伟摄影）
“苑”主要指隋唐两代的离宫别苑。离宫分为苑内型、城郊型及县区型等三种类型，别苑即东都城西面的西苑，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唐代有所改建。《大业杂记辑校》对隋西苑有详细记述：大业“元年夏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周绕龙鳞渠。……苑内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丈。其中有方丈、蓬莱、瀛洲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上有通真观、集灵台、总仙宫，分在诸山。……海北有龙鳞渠，屈曲周绕十六院入海。”
唐代西苑的范围有所减小。《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小字注云：“东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周迴一百二十六里。”唐代西苑范围缩减，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唐太宗嫌隋西苑面积太大，“隋旧苑，方二百二十九里一百三十八步。太宗嫌其广，毁之以赐居人。”（《河南志·唐城阙古迹》，第136页）第二，上阳宫建于西苑东部，占地面积较大。第三，百姓侵苑，盛唐时期，“秦新安谷水社，旧是苑内地，近被百姓并吞，将作数请入苑，百姓不伏。”（《全唐文》卷一七三，第1762页）中晚唐时期，西苑内有面积广大的土地闲置，两位东都留守杜亚、顾少连先后鼓励军民开垦苑内荒地。2015年，在洛宁县顾县水库至洛阳市区引水工程宜阳寻村镇锁营村地段，考古学者发掘、清理出隋唐洛阳城西苑水利设施遗迹、遗物，如东西对称的堤石、密集分布的木桩、木板、板瓦等（图11）。周维权先生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一书中指出：隋代西苑“在设计规划方面的成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古典园林全盛期的到来”。由此可见，西苑在中国园林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图11 洛阳宜阳县锁营村洛河拦水堤堰木桩遗迹（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窟”是指位于隋唐洛阳城南郊、以龙门石窟为中心的龙门地区，东都城与龙门石窟的空间关系是“北南呼应，城窟一体”。这一地区范围较大，各类文化遗存丰富，根据其性质的不同，分为石窟区、寺院区等。白居易晚年喜好佛学，与多位高僧大德关系密切，龙门一带的石窟及寺院也是他经常拜谒之地。白公在龙门留下了诸多诗作，记录下他的行踪，如“水碧玉磷磷，龙门秋胜春。”（《同崔十八宿龙门》）“龙门涧下濯尘缨，拟作闲人过此生。”（《龙门下作》）（图12）
图12 从龙山东山眺望西山窟龛（霍宏伟摄影）
在龙门西山北端宾阳中洞与宾阳南洞之间，有一通摩崖石碑，即伊阙佛龛之碑。唐贞观十五年（641年），魏王李泰为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所刊刻。魏王李泰居住于洛阳城内洛南里坊区的道术坊，坊中有面积广大的水池，曾为都城胜景，文献中有所描述。《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道术坊”条注云：“唐贞观中，并坊地以赐魏王泰。泰为池，弥广数顷，号‘魏王池’。泰死，复立为道术坊，分给居人。”《河南志·唐城阙古迹》“魏王池”条注云：“与洛水隔堤。初建都，筑堤上雍下土水北流，余水停成此池。下与洛水潜通，深处至数顷，水鸟翔泳，荷芰翻复，为都城之胜地。贞观中，以赐魏王泰，故号为魏王池。泰黜后，赐东宫，属家令寺。”
龙门石窟宾阳南洞北壁凿刻有河南县思顺坊老幼等造像记与佛造像。值得一提的是，在龙门石窟留存的唐代造像题记中，直接将洛阳城里坊名称刻于题记标题之中的仅见于这一碑记。题记中所说的思顺坊位于唐洛阳城洛南里坊区长夏门街之东、南市西侧。《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思顺坊”条注：“隋有诸葛颖宅。唐有杨纂宅，张嘉贞宅。”龙门石窟研究院藏唐天宝三载（744年）李夫人碑云：“遂舍归释典，洗心禅宗，将有为之，必空。……寝疾终于思顺里之私第。……遂葬于龙门之原。”（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15卷《白马寺·龙门石窟志》，第315-316页）
“墓”是指隋唐洛阳城垣之外隋唐时期的大量墓地，多位于城郊及县区。以位于城外北面的邙山最为著名，因历代坟茔数量众多（图13），以至于“无卧牛之地”。白居易写有多首与北邙山有关的诗歌，反映出生离死别之情，以及对于世间名利的淡然心态，如“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洛阳隋墓可分为文帝与炀帝两个时期。隋文帝时期，沿用汉魏故城作为洛州城，居民生活于该城内外，故墓地主要分布于汉魏城西一带的邙山南麓，在城北也有少量隋墓。大业元年，炀帝于汉魏故城西十八里营建东京城，炀帝迁郭下居民入东京城。炀帝时期洛阳城址西移，汉魏城居民迁居东京，对墓地分布产生了一定影响。除继续沿用汉魏城西的墓地外，还向西扩展，在距东京城较近的城北邙山开辟新的墓区。与隋墓相比，洛阳唐墓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广泛，墓主人身份极其复杂。洛阳唐墓大致可以分为帝陵、皇室墓地、高级官吏家庭墓地、僧人道士墓、百济与高丽人墓地、西域诸国居民墓地、宫人墓地、商人平民及奴婢墓地等八类。
图13 位于洛阳邙山上的北魏宣武帝景陵封土（霍宏伟摄影）
“中国之中”展览展出与隋唐洛阳城相关文物鉴赏
2025年12月至2026年3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中国之中：中原古代文明精粹”展览，其第五单元为“中贯八方隋唐气象”。展出与隋唐洛阳城遗址相关文物，大致可以分为建筑材料、金属器、唐三彩、陶器与陶范、石墓志拓片五类。
第一，建筑材料。展出一件隋唐洛阳宫城遗址出土莲花纹方砖（图14），雍容华美，颇具大唐气象，应是隋唐洛阳宫城二号庭院遗址1号房基慢道发掘出的莲花纹方砖。（《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图版六一：1，74页，图三七：1）另有一件洛阳棉纺厂出土兽面纹砖，兽面面目狰狞，双角高耸，兽口大张，1992年洛阳东郊热电厂发现的唐代兽面纹砖陶范可以作为参考资料。（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郊发现唐代瓦当范》，《文物》1995年第8期）
第二，金属器，展出银铤一件、铜镜两面。银铤为隋唐洛阳宫城遗址出土杨国忠进奉银铤。1970年春季，在洛阳市金谷园路以东、塘沽路以北的化学制药厂构筑地下管道，出土银铤两件，银饼一件。地点正位于隋唐宫城西北角。今展出的银铤正面有“杨国忠进”等铭文（图15），背面有“天宝十二载十二月日”等铭文。全长30厘米，宽5.5厘米，厚0.9厘米，实测重量2055克。推测这件银铤应该与唐代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密切相关。（苏健：《洛阳隋唐宫城遗址中出土的银铤和银饼》，《文物》1981年第4期）
图14 隋唐洛阳宫城遗址出土莲花纹方砖（清华艺博“中国之中”展览展出，霍宏伟摄影）
图15 隋唐洛阳宫城遗址出土杨国忠进奉银铤（清华艺博“中国之中”展览展出，霍宏伟摄影）
洛阳新安县磁涧乡老井村征集唐代日月星辰八卦铜镜，方钮四隅铭文需跳读，每格读一字，合读为“天地含象，日月贞明，写规万物，洞鉴百灵”，此类镜少见。济源市大峪水电站出土唐代盘龙镜，与两京地区唐墓所出盘龙镜纹饰设计风格一致，应属京畿地区遗物。
第三，唐三彩，展出数量较多。例如，洛阳郊区关林镇洛南影院唐墓C7M5出土三彩武官俑，位于关林镇的石油部一公司工地唐墓C7M72出土三彩天王俑与三彩马。2002-2004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曾经在洛阳关林发掘唐墓61座。该墓地北距隋唐洛阳城南城墙约1.5公里。（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关林镇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4期）洛阳关林一带也是唐墓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展出一件洛阳龙门东山唐代景龙三年（709年）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合葬墓出土三彩骑马俑（图16）。这座墓是1981年在洛阳龙门啤酒厂工地发掘出来的，出土随葬品129件。其中，三彩器50件，经粘接修整后复原。（程永建等主编：《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科学出版社，2017年）这批三彩俑形体高大，类型多样，组合完整，釉色鲜亮，堪称洛阳唐三彩的典型代表。
图16 洛阳龙门东山唐代景龙三年定远将军安菩墓出土三彩骑马俑（清华艺博“中国之中”展览展出，霍宏伟摄影）
展出洛阳洛龙区李楼镇潘寨村唐墓C5M2371出土三彩马、三彩盆、三彩罐各一件。该墓位于洛阳李楼镇潘寨村岳洛路南侧，于2019年7至8月由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墓为竖井式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由墓道、过洞、天井、壁龛、甬道、墓门、墓室等部分组成，出土随葬品丰富，时代特征明显，初步判断为盛唐时期墓葬。出土遗物53件（组）。其中唐三彩13件，造型生动，色彩丰富，拓展了洛阳唐三彩的发现区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阳洛龙区潘寨村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4期）
第四，陶器与陶范。展出一件洛阳偃师区唐代恭陵哀皇后墓出土三牛纹三足陶罐，环绕罐外壁一周，描绘出三头牛静静伫立的侧面形象（图17），可谓是陶器中的精品。洛阳市铁路电务学校唐代烧窑出土武士俑陶范是未曾发表过的考古发掘资料（图18），出土地点应该属于隋唐洛阳城洛北里坊区的范围内。虽然这一区域发现的烧窑遗址数量较多，却普遍为烧制砖、瓦建筑材料类的烧窑，洛阳铁路电务学校唐代烧窑出土武士俑陶范与洛阳关林唐墓C7M1267出土彩绘武士陶俑基本一致，由此推测唐代洛阳城内已能生产用于随葬的陶俑，这一现象值得学术界关注。
图17 洛阳偃师区唐代恭陵哀皇后墓出土三牛纹三足陶罐（清华艺博“中国之中”展览展出，霍宏伟摄影）
图18 洛阳市铁路电务学校唐代烧窑遗址出土武士俑陶范（霍宏伟摄影）
第五，石墓志拓片。展出数量较多，尤其以洛阳偃师博物馆藏偃师首阳山镇唐墓出土书法家颜真卿书丹郭虚己墓志拓片最为引人注目（图19）。其他所见均为洛阳新安县千唐志斋收藏的唐代墓志拓片，志石为民国时期出土于洛阳邙山一带的唐墓中，展出千唐志斋藏唐代书法家李邕墓志拓片最具代表性。因千唐志斋窑洞、天井及走廊墙壁上镶嵌有唐代墓志石1100余方而得名，院内一座被称为“蛰庐”的房屋大门两侧窗户上方“谁非过客”“花是主人”刻石寓意深刻，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端。
图19 洛阳偃师博物馆藏偃师首阳山镇唐墓出土书法家颜真卿书丹郭虚己墓志拓片（清华艺博“中国之中”展览展出，霍宏伟摄影）
结语
其一，2009年，我在四川大学答辩时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隋唐东都城空间布局之嬗变》。虽然我在论文中提出了“隋唐东都城空间体系”这一具有统摄全文的重要概念，研究重点却在于抓转折，着力于探讨该城址空间布局的变化，述多论少，研究有一定的广度而深度不够。对于东都城与龙门石窟的空间关系问题，未做探究。由于当时我的学力所限，片面地认为：“龙门石窟属于佛教考古学的研究范畴，本文一般不涉及有关石窟寺考古的内容。”
其二，自2009年本人毕业至今，历经17年的摸索、思考与写作，研究重点更加明确，将最终成果题目改为《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研究》，并相继完成、发表了数篇个案研究论文，其中一篇为东都城与龙门石窟的空间关系问题，从而补齐了短板，构建起隋唐洛阳城“城、苑、窟、墓”四位一体的完整城市体系（图20）。不仅充分反映了我在川大五年学到的考古研究八字方针“体系观念，问题意识”，也契合了国博学术前辈孙机先生所提出的“由小见大，大中见全”研究原则。
图20 《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研究》封面
其三，在都城考古研究整体观的视野中，我们既要有问题意识，多做个案分析，也要有体系观念，建立一个较为宏大、系统的知识体系。努力做到以体系为框架，以问题为中心，以变化为主线。要将社会空间，即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与内容纳入都城考古的视野之中。探讨隋唐洛阳城的社会空间，是贯穿本书始终的一条主线。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说：“以物论史，透物见人。”就东都城而言，要透物见人，就是要透过都城外部形态构成的物质空间，去探寻生活在这座城市不同阶层人群形成的社会空间。前者是载体，后者是前者变化的原因，两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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