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峥 许家奇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字技术与研究方法深度交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方法变革与组织重塑。以计算社会科学、大数据分析和跨学科实验为代表的新型研究范式方兴未艾，推动社会科学研究从传统的个体化理论推演，转向数据驱动、实验验证与平台支撑的集成模式。在此背景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以下简称“社科实验室”）作为承载科研范式创新、汇聚跨学科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新型科研组织形态，日益成为提升高校核心竞争力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关键变量。如何深刻认识高校社科实验室建设的战略价值，准确把握国际一流高校的前沿发展趋势，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社科实验室发展路径，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亟待回答的重大课题。
高校社科实验室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从全球趋势看，高校之间的学术竞争正从学者个体间的“单打独斗”升级为围绕新型科研组织形态和知识生产主导权的系统性较量。国际一流大学纷纷将社科实验室建设作为巩固其在全球知识生产网络中中心地位的战略支点。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通过建设全球领先的数据共享平台，赋能大规模数据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成为全球计算社会科学的“人才孵化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则以高度跨学科、项目导向的运行模式，孵化出可穿戴设备等颠覆性技术成果，主导了多个全球科技与社会融合议题的研究方向。这些典型案例表明，社科实验室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抢占学术制高点、赢得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战略布局。
就国内需求而言，高校社科实验室建设已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建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教育部先后公布两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名单，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重大问题为导向，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跨学科联合研究，为高校社科实验室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然而，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高校社科实验室建设整体仍处于探索起步和体系化构建的初级阶段，与国家战略要求和世界一流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一些实验室更多着眼于学校自身学科发展需要，缺少从更高站位谋划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特色发展路径；部分实验室的数据、设备与人才分散于不同院系，形成“数据烟囱”与重复建设困局，难以实现集约共享；跨学科合作受制于传统学科壁垒和评价机制缺位，多停留在形式层面的“拼盘式”联合，尚未形成稳定长效的协同攻关机制。这些问题制约了高校社科实验室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从战略高度加以破解。
国际一流高校社科实验室的典型模式与共同经验
纵观国外高校社科实验室的发展历程，其演进轨迹大致经历了从单一学科实验到跨学科平台、从本地化运营到全球化协作的百年嬗变。19世纪末，德国学者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了全球首个心理学实验室，开启了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先河。二战以后，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罗珀民意研究中心等机构将实验方法与公共政策需求深度结合，奠定了大规模社会调查的方法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贝尔蒙报告》确立的伦理原则使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进入制度化轨道。进入21世纪，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推动实验室向数据密集型、平台化方向转型，实现了研究尺度从微观个体到宏观群体的系统性跃升。
当前，国际一流高校社科实验室已形成三种较为成熟的运行模式。一是“赋能型平台”模式，以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代表。其核心定位是建设校级公共科研基础设施，通过Dataverse数据平台汇聚7.5万余个数据集、35万多个数据文件，为全球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开放数据服务和可重复验证工具，成为计算社会科学的“人才孵化器”。二是“创新型特区”模式，以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为标杆。该实验室秉持“反学科”理念，以项目制打破院系壁垒，孵化出150余家初创企业，在可穿戴计算、人工智能艺术等领域不断产出具有颠覆性影响的成果。三是“引领型高地”模式，如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其自主研发的OxCal测年软件被全球绝大多数考古研究机构采用，在该领域牢牢占据了方法制高点。
深入分析这些实验室的成功实践，可以提炼出若干共性经验。在组织机制上，普遍实行“弱科层、强项目”的运行逻辑，赋予实验室高度的人事自主权与经费自主权，通过跨院系“双聘”制度有效打破学科壁垒。在投入机制上，形成了“核心保障+竞争补充+社会合作”的混合模式。哈佛IQSS每年获得学校核心预算约1200万美元以保障基础设施运行，同时积极争取竞争性项目经费；MIT媒体实验室年度预算约6600万美元，80余家企业组成的“赞助联盟”为其提供了稳定社会资金，并通过设立E14基金构建起基础研究、原型孵化、创业加速的完整创新链条。在人才培养上，普遍推行项目制育人方式，让研究生和本科生在真实的科研场景中实现“干中学”，既深入理解社会问题与人文议题，又掌握编程、硬件开发等技术能力，在跨学科团队协作中锻造跨界沟通能力。在网络构建上，通过开源平台建设、跨国同步实验等方式，将自身嵌入全球知识生产网络的核心节点。
加快高校社科实验室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
建设高水平高校社科实验室，是一项涉及理念更新、组织重构与制度创新的系统工程。对我国而言，关键在于立足本国高等教育体制、政策环境和文化传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而非简单复制国外发展模式。只有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统筹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学术追求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才能真正将高校社科实验室建设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重要平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支撑、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的重要基地。
一是立足校情分类发展，避免“千室一面”。综合性大学可借鉴哈佛IQSS模式，着力建设校级公共科研基础设施，整合数据资源、搭建共享计算平台、开发人工智能算法库，系统推动区域内社科研究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理工科优势高校可参照MIT媒体实验室经验，聚焦人工智能伦理、智能治理、数字城市等前沿交叉领域，给予充分的政策自主空间，鼓励高风险、高潜力的原创性探索，致力于孵化颠覆性理论与技术原型。学科特色鲜明的高校则应深耕考古、法学、教育学等自身优势领域，聚焦方法论原始创新和行业标准制定，集中力量在“单点”上形成突破，逐步提升我国在特定领域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二是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构建灵活高效的治理体系。设立独立于院系序列的“实验室系列”岗位，为长期从事科研支撑工作的人员提供稳定职业发展通道。建立跨院系“双聘”制度，允许实验室骨干兼任多个院系职务，在职称评审中将跨学科贡献纳入重要评价维度。组建由校内多学科代表与校外政府部门、行业专家共同构成的决策委员会，实行扁平化管理与项目制运行，提高对前沿问题的快速响应能力。健全实验伦理与数据治理制度体系，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算法偏见等新兴议题制定规范，建立数据分级管理和访问控制制度，为科研活动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三是拓宽多元投入渠道，夯实实验室可持续发展根基。将实验室基础运行经费纳入校级预算核心保障，重点保障公共数据平台、软硬件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团队，避免因短期项目波动影响长期战略布局。在坚持学术独立和公共价值的前提下，探索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共建研究平台、联合开展政策实验，试点“企业会员制”“成果转化基金”等机制，拓宽社会资源进入渠道。设立校内概念验证种子基金，支持青年学者和跨学科团队先行开展高风险探索性研究，激发原始创新内生动力。
四是强化协同育人导向，打造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高地。设立实验室学分，围绕计算社会科学、数字人文、行为科学等方向开发项目化课程，将学生参与的研究项目、实验设计、政策建议报告等成果纳入课程考核体系，允许折抵学分或部分替代毕业论文。构建本硕博贯通的梯队式培养模式，形成以博士生为引领、硕士生为骨干、本科生为参与者的研究梯队，实现以研带学、以学促研的良性循环。依托实验室数据平台构建跨校、跨区域的在线学习与研究共同体，定期开展工作坊、暑期学校等学术交流活动，形成开放包容的育人生态。
五是主动融入全球网络，提升我国高校学术话语权。聚焦共同富裕、共建“一带一路”、现代化人民城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议题，开发具有中国数据结构和分析逻辑的专用模型与平台，通过开源社区向全球公开共享，推动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广泛采用，逐步形成以我为主导的方法标准。积极参与国际数据联盟合作，在数据交换、元数据标准制定等方面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在人工智能伦理、算法治理、数据产权等新兴交叉领域，主动发布具有国际水准的伦理指南和技术白皮书，提升我国高校在未来科技与社会交叉领域的话语主导权。在重点领域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共建国际联合实验室，推动青年学者和学生双向交流，以人才流动带动知识流动和制度创新，在开放合作中不断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作者单位：赵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许家奇，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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