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2026年6月出版，全十册，780.00元
所谓“少年名士”，不是名士的少年时期，而是“少年”和“名士”的有机结合；并非单指，而是复数概念；不是孤立、零散的一个个少年天才，而是指风起云涌、连绵不绝的社会群体。中古早期诸部正史、《世说新语》等文献所记少年名士的书写方式，内容和意义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反映了中古早期学术风气和社会阶层的变动。
少年名士的玄学色彩
魏晋之际，经学式微，玄风大畅，玄学取代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即汉魏时期的学术文化出现一个从考据训诂到哲理思辨的转型。与汉代经学的日益繁琐细密相比，玄学重思辨义理，这种文化转变推动年轻人在思想文化领域崭露头角，甚至领袖士林，部分原因是重思辨的玄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更适合年轻人的学问。这种情形反映在《三国志》《晋书》对魏晋少年名士的记载方式上。
先看《晋书》叙少年名士的笔法，屡有表现玄学之辞。众所习知，风神、清远、夷简、雅量、神悟、辩才等语词，通常用来赞扬玄学名士或魏晋风度。《世说新语》也常使用这些词语称颂名士风尚。不仅如此，《晋书》还将这些表示玄学意味的语词，修饰少年名士。兹各举数例，略窥少年名士沾染玄风之一斑。
《晋书》叙其少修玄学者：
裴楷：楷明悟有识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与王戎齐名。（《晋书·裴楷传》）
谢鲲：鲲少知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绍并奇之。（《晋书·谢鲲传》）
郭象：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晋书·郭象传》）
孙腾：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仕至尚书郎，早终。（《晋书·孙腾传》）
台产：少专京氏易，善图谶、秘纬、天文、洛书、风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学，尤善望气、占候、推步之术。（《晋书·艺术传》）
《晋书》叙其少有风神者：
裴秀：秀少好学，有风操，八岁能属文。（《晋书·裴秀传》）
卫玠：年五岁，风神秀异。祖父瓘曰：“此儿有异于众，顾吾年老，不见其成长耳！”（《晋书·卫玠传》）
王济：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晋书·王济传》）
和峤：峤少有风格，慕舅夏侯玄之为人，厚自崇重。（《晋书·和峤传》）
谢安：年四岁，桓彝见而叹曰：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太平御览》引《晋中兴书》）
《晋书》叙其少有机辩者：
司马虓：少好学驰誉，研考经记，清辩能言论。（《晋书·司马虓传》）
冯紞：紞少博涉经史，识悟机辩。（《晋书·冯紞传》）
刘颂：颂少能辨物理，为时人所称。（《晋书·刘颂传》）
潘岳：总角辩惠，摛藻清艳，乡邑称为奇童。（《文选·藉田赋》注引臧荣绪《晋书》）
《晋书》叙其少有器量者：
山涛：涛蚤孤而贫，少有器量，宿士犹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谓宣帝曰：“涛当与景、文共纲纪天下者也。”（《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虞预《晋书》，《晋书·山涛传》略同）
索靖：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氾衷、张甝、索紾、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晋书·索靖传》，P.2625号文书，即《敦煌名族志》略同；关于索靖，文书多出“与闻不应辟召，乡人号曰腐儒”等语，索永，文书作“索绾”）
索綝：少有逸群之量。（《晋书·索綝传》）
郗超：少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晋书·郗超传》）
在描述魏晋门阀贵族的相关语词中，葭森健介特意指出“清”的重要作用，并统计出两百余种与“清”相关的语词，其中与学术文化或身份地位有关的用例，如清韵、清识、清敏、清通、清彻、清名、清称、清显、清议，等等（参见氏著《门阀“贵族”支配及“清”的理念》，《文史哲》1993年第3期）。这类语词多染玄风。史家自然也会使用“清”描述少年名士。《晋书·李俭传》记其“少有清节”，《崔洪传》（同段再引同书者，省略书名）记其“少以清厉显名，骨鲠不同于物”，《任罕传》记其“幼有门风，才望不及恺，以淑行致称，为清平佳士”，《向秀传》记其“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庾敷传》记其“少有清节”，《陆云传》记其“六岁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司马亮传》记其“少清警有才用”，《司马道子传》记其“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王导传》记其“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薛兼传》记其“兼清素有器宇”，《桓冲传》记桓嗣“少有清誉”，记桓胤“少有清操，虽奕世华贵，甚以恬退见称”，《刘惔传》记其“少清远”，《陆纳传》记其“少有清操”，不一而足。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上图：荣启期、阮咸、刘伶、向秀，下图：嵇康、阮籍、山涛、王戎。
史家取用玄学词语，描述少年名士，并不始于《晋书》。《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文献已有比较集中的体现。何晏、王弼少好老庄，卓然为玄学领袖，自不待言。此处仅举与“清”有关者，窥见玄风所及之影响。如清通，《三国志·裴潜传》注引《晋诸公赞》：“楷少与琅邪王戎俱为掾发名，钟会致之大将军司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如清高，《杜袭传》注引《先贤行状》记杜安“年十岁，名称乡党。至十三，入太学，号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绝俗”。如清白，《胡质传》注引《晋阳秋》记胡威“少有志尚，厉操清白”。如清贞，《邓艾传》注引《冀州记》记爰俞“清贞贵素，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历显位”。
《三国志》所记少年名士，除玄学意味以外，还有两个主要特征。一与名节有关。这显然受到东汉士人重视名节的影响。《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记伍孚“少有大节”，《袁绍传》注引《先贤行状》记审配“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节”，《曹休传》注引《文士传》记曹摅“少厉志操，博学有才藻”。《荀彧传》注引《荀氏家传》记荀彧“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学”，《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少立操尚，非礼不动”，并记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负笈游学，身不停家，乡邑翕然，以为能系其先也”。同卷又记邴原“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州府辟命皆不就”。《鲍勋传》注引《魏书》记鲍丹“世以儒雅显。少有大节，宽厚爱人，沈毅有谋”。前举诸例都出自《魏书》或其注书。《蜀书》或《吴书》所记少年名士，亦有此类情况。如《蜀书》记张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壮之节”，石伟“少好学，修节不怠，介然独立，有不可夺之志”；《吴书》记鲁肃“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张温“少修节操，容貌奇伟”，滕胤“少有节操，美容仪”。
另一个主要特征是与人物评论有关。《三国志·袁绍传》引《汉末名士录》记胡母班“少与山阳度尚、东平张邈等八人并轻财赴义，振济人士，世谓之八厨”，《荀彧传》记其“年少时，南阳何颙异之，曰：‘王佐才也。’”《荀彧传》注引《晋阳秋》记荀顗“幼为姊夫陈群所异。博学洽闻，意思慎密。司马宣王见顗，奇之”，《贾诩传》记其“少时人莫知，唯汉阳阎忠异之，谓诩有良、平之奇”，《崔休传》记其“少无名望，虽姻族犹多轻之，而琰常曰：‘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孙资传》记其“幼而岐嶷，三岁丧二亲，长于兄嫂。讲业太学，博览传记，同郡王允一见而奇之”。另外，崔林、胡质、关兴、庞统、许靖、顾邵、李肃、诸葛恪等人，皆在少年时期，就借助名士的人物评论获致令名。
《三国志》描述名士在童年即有名节，或获人物评论，与汉末清流士人重视名节，喜好人物评论的风气一脉相承。换言之，两种因素显示汉末三国少年名士与东汉的文化风气关系密切。钟会少年成名的经历，可谓典型。《三国志·钟会传》记“少敏惠夙成。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足以知人’。会年五岁，繇遣见济，济甚异之，曰：‘非常人也。’”并注引其母传云：
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
钟会列传记载其“少敏惠夙成”的原因，蕴含在注文所记其母进行的教育之中。钟会童蒙教育的内容，既有玄学意味的《易经》，也有儒学色彩的《孝经》《论语》。这种兼综儒道的行为，正是汉末士风由儒入玄转变的缩影。
简言之，《三国志》《晋书》所记少年名士，绝大多数已经具备玄学名士的风度，但修习经学的例证亦不绝于史。《三国志·司马朗传》记其“十二，试经为童子郎”，《荀彧传》注引《续汉书》记荀爽“幼好学，年十二，通春秋、论语，耽思经典，不应征命”，《法正传》注引《三辅决录》记法真“少明五经，兼通谶纬，学无常师，名有高才”，《谯周传》注引《华阳国志》记文立“少治毛诗、三礼，兼通群书”，《严畯传》记其“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友善”，同卷引《吴录》记薛综“少明经，善属文，有秀才”，《陆绩传》记其“幼敦诗、书，长玩礼、易”，等等。《晋书》也有相似的例子，只是与《三国志》所记相比，少年名士玄学的色彩，远胜儒学。也有的例证是儒道兼综，如S.1889号文书即“敦煌氾氏人物传”记载氾祎，“少好学，事师司空索靖，通三礼、三传、三易、河洛图书”（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121页）。翻检《晋书》，少年名士习经的例证要少得多，《儒林传》稍有体现外，《刘智传》记其“少贫窭，每负薪自给，读诵不辍，竟以儒行称”，《陆机传》记其“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刁协传》记其“少好经籍，博闻强记”，等等。
少年名士的经学知识
我们视线往前，接着追踪史家关于两汉少年名士的书写方式。顾炎武《日知录》论两汉风俗云：“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东汉一朝可谓经学至上的时代。这种崇尚儒学、重视经学的时代特征，必然投射到史家记载少年名士的书法之上。
《后汉书》叙少年名士修习经学，例证甚丰。最集中的体现，见于《儒林传》。其中不少例证，记述诸儒少年时修习某种经典，如任安习《孟氏易》、杨政习《梁氏易》、牟长习《欧阳尚书》、魏应习《鲁诗》、召驯习《韩诗》、楼望少习《颜氏春秋》、张玄习《颜氏春秋》、李育习《公羊春秋》，等等。《后汉书》记少年名士习某种经书而未具体言明者，如《祭遵传》：“少好经书。家富给，而遵恭俭，恶衣服。”《窦瓌传》：“少好经书，节约自修。”《韦著传》：“少以经行知名，不应州郡之命。”《郎顗传》：“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杜元传》：“少传父业，为之训诂。”《刘苍传》：“少好经书，雅有智思，为人美须髯，要带八围，显宗甚爱重之。”《王允传》：“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类似的例证，遍见《后汉书》。
《后汉书》阐明少年名士修习何种经典者，为例甚多。有通《诗》者，《邓禹传》记其“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耿弇传》记其“少好学，习父业”，注引袁山松书曰：“弇少学诗、礼，明锐有权谋。”《伏湛传》：“湛性孝友，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父理，为当世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太傅，别自名学。”《独行传》记李业，“少有志操，介特。习鲁诗，师博士许晃”。有修习《尚书》者，《贾复传》记其“少好学，习尚书”，《牟融传》：“少博学，以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数百人，名称州里。”《王良传》：“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鲍永传》：“永少有志操，习欧阳尚书。”《桓荣传》：“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张酺传》：“少从祖父充受尚书，能传其业。”《杨震传》：“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还有分别修习《礼》《易》《春秋》者，兹不赘举。
当然，还有同时修习多种经书的例证，如《后汉书·刘宽传》引谢承书云：“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范升传》：“少孤，依外家居。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周磐传》：“盘少游京师，学古文尚书、洪范五行、左氏传，好礼有行，非典谟不言，诸儒宗之。”《裴骃传》：“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徐稚传》：“稚少为诸生，学严氏春秋、京氏易、欧阳尚书，兼综风角、星官、筭历、河图、七纬、推步、变易，异行矫时俗，闾里服其德化。”《刘祐传》：“少修操行，学严氏春秋、小戴礼、古文尚书，仕郡为主簿。”其中最让人称道者，当推年少即通晓五经。如《后汉书·逸民传》记井丹，“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儒林传》记许慎，“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朱穆传》：“少有英才，学明五经。”《张衡传》：“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刘淑传》：“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
鲁迅藏南阳汉画《讲经图》
东汉少年名士习经之风，碑刻亦有体现。《孟孝琚碑》：“广四岁失母，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改名为琁，字孝琚。”《鲜于璜碑》：“歧龀谣是，含好䓦常。治礼小戴，闺族孝友，温故知机，辉光笃实。”《武荣碑》：“治《鲁诗经》韦君章句，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阙帻指未冠，即言年少幼童。《西狭颂》记李翕：“天姿明敏，敦诗悦礼，膺禄美厚，继世郎吏。幼而宿卫，弱冠典城，阿郑之化。”（四碑见于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5、284、295、356页）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少年名士以家族为中心传承经学，蔚然成风，实已开启魏晋学术中心家族化之先声。如汝南袁氏，《后汉书·袁安传》：“祖父良，习《孟氏易》。……（袁安）少传良学。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又记袁彭“少传父业”，袁汤“少传家学”。又如弘农杨氏，《杨震传》记杨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杨彪“少传家学”。这种表述也体现在碑刻之上。《孔谦碑》：“幼体兰石自然之姿，长膺清妙孝友之行。述家业，修《春秋经》。升堂讲诵，深究圣指。弱冠而仕，历郡诸曹史。”《孔宙碑》：“少习家训，治严氏《春秋》。”（两碑见于《汉碑集释》，179、250页）。凡世代传经者，基本都是文化高门，甚至已是世家大族。
另一方面，在东汉少年名士竞相习经的浓厚氛围中，逐渐孕育出与此相背离的行为。《后汉书·荀淑传》：“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卢植传》：“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韩融传》：“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声名甚盛，五府并辟。”余英时论及郑玄的经学简化运动，“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实为荆州学派，乃至魏晋玄学之滥觞（参见氏著《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356页）。“不守章句”“不好章句”正是经学简化运动的表现。此外，《后汉书·文苑传》记张升“升少好学，多关览，而任情不羁”，边让“少辩博，能属文”，祢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凡此种种，均已背离敦厚朴实的儒生形象，具备魏晋名士的神韵了。
最后看史家记载西汉少年名士的书法。《汉书》叙少年名士习经之风，以汉武帝时期为分野：此前习经神童甚为寥寥，此后人数增多，渐成风气。先看武帝之前的例证。《汉书·申公传》记其“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人见于鲁南宫”。《汉书·陈平传》：“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董仲舒传》：“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与汉初儒家地位不高密切相关。《史记》《汉书》贾谊本传记“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汉书·公孙弘传》：“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一代大儒贾谊、公孙弘尚且如此，其余诸生更不待言。当时少年修习什么呢？《司马相如传》：“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公孙贺传》：“少为骑士，从军数有功。”《赵充国传》：“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东方朔传》：“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诸子皆为名家，然当时所习，文武兼宗，与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有契合之处。
武帝之后，少年名士的形象为之一变。《汉书·陈汤传》：“少好书，博达善属文。”《疏广传》：“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王吉传》：“少（时）〔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魏相传》：“少学易，为郡卒史。”《息夫躬传》：“少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览记书。容貌壮丽，为众所异。”《梅福传》：“少学长安，明尚书、谷梁春秋。”《杜钦传》：“少好经书，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为吏。”此后少年名士渐多，与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举措直接有关。
翻检《史记》所记少年名士的情况。结果令人惊讶：两汉少年名士习经的热潮，《史记》几乎了无痕迹。这种“无”，当然也有强烈的历史意义，即汉初统治者并不重视儒家学说，修习经学不能成为阶层跃升的工具，自然难觅少年名士的踪迹。《颜氏家训·勉学篇》所云“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对汉初士人不啻天方夜谭。《史记》记将相大臣少时所修内容，多为兵法、击剑、刑名之学，很少涉足儒家经典。扩大视野，司马迁记李信“年少壮勇”，王翦“少而好兵”，淳于意“少而喜医方术”，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商鞅“少好刑名之学”，项羽“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书足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耳。’于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这些战国秦汉的人物，自然不是少年名士，而是少年英雄了。后世经常引为典故的天才甘罗，《史记·甘茂传》记“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未知有何才能，修习何术，盖与经学无关。
神童：贵族文化特权的翻版
此前讨论前四史和《晋书》所记少年名士的史家笔法，基本是俯瞰式的群像素描。此节可举《世说新语》所记个体例证，进行少年名士形象的细描。《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的一则故事，常被学人称引，其文云：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恹。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彼亲故泣，彼不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敦煌莫高窟158窟《涅槃变》壁画
这则故事围绕顾和内外孙顾敷、张玄之分别对佛陀涅槃图像中众弟子是否哭泣及其原因的议论而展开。佛陀涅槃是佛教艺术史中的重要话题，其中充斥着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的惊人举动，学者论之已详，此不赘论（参见雷闻：《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从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王子举哀图说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两个主角分属吴郡张氏和顾氏，顾陆朱张，皆属江东大族，更让人称奇的是两人只是垂髫之年，在面对佛陀涅槃如此艰深的佛教话题时，竟可从容不迫地给出合乎情理的解释。更有甚者，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世说新语·夙惠篇》记载他们另一则故事云：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
这则故事记载两人不经意间所展现的超强记忆力。两则故事所记两人年龄不同，上则故事张玄之年长两岁，下则故事年齿相同。顾和“常谓顾胜”，但张玄之并非等闲之辈。《言语篇》注引《续晋阳秋》：“张玄之字祖希，吴郡太守澄之孙也。少以学显，历吏部尚书，出为冠军将军、吴兴大守。会稽内史谢玄同时之郡，论者以为‘南北之望’。玄之名亚谢玄，时亦称‘南北二玄’。”“少以学显”与《世说》所记其两则少年故事相互发明。
下则故事在《世说新语》中收入《夙惠篇》。夙，早也；惠，晓解也，夙惠即指早慧。马瑞志英译《世说新语》，将“夙慧”译作precocious intelligence。《夙惠篇》著录七则故事，皆与神童早慧有关。《世说新语》共有三十六个篇目，专辟“夙惠”一门；据学人统计，其余三十五个门类中，尚有四十余条故事，直接与神童早慧的现象有关，显示早慧现象在当时已广为瞩目。《世说新语》乃魏晋风度之生动画卷，亦魏晋名士之风流宝鉴。《世说新语》门类分布，大致遵循由褒到贬的原则，越往前越褒扬，越往后越贬斥，前褒后贬，渐次递降。孔门四科居上上之选，《夙惠篇》在目前流行诸本居“卷中之下”，但范子烨将三十六门，分为九品，四类一品，如此《夙惠篇》位于上下品之第四门，位居上流（参见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30-31页；并参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44页）。考虑到少年名士遍布《世说新语》的其他门类，可见他们在时人心目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世说新语》明刻本
这里的少年名士都不是孤零零的，而是成群结队出现的。前文所举东汉少年名士修习经学，主要是游学京师或受业太学。汉魏之际学术中心从太学移至家族。家族成为催生魏晋少年名士的温床。顾和所云“不意衰宗复生此宝”，就将神童的出现与家族命运联系起来。类似的表述，《世说新语·夙惠篇》：“魏隐兄弟少有学义，总角诣谢奉，奉与语，大说之，曰：‘大宗虽衰，魏氏已复有人。’”《后汉书·党锢列传》描述汉末清浊之争云：“时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东汉末年外戚宦官轮流执政，清流士人同气相求，结盟为名士系统，与浊流势力抗衡斗争。组成这些名号的成员，来自不同家族的个体名士。汉魏之际，涌现诸如“陈氏三君”“荀氏八龙”“司马氏八达”“卞氏六龙”“张氏五龙”之类的家族称号，虽然仍在延续汉末名号，却都走上了家族关怀的道路。学人将此倾向称作“名号的家族化”（参见权家玉：《从家族名士群看汉晋士林的嬗变》，《第五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论文集》，西北大学，2017年）。在此风气影响下，同一家族内部名士并肩、贤达共举的齐名美称，亦向少年时期倾斜。随举数例。虞预《晋书》记荀勖：“岐嶷夙成，年十余岁能属文。从外祖魏太傅钟繇曰：‘此儿当及其曾祖。’”（《晋书·荀勖传》略同）王隐《晋书》记陆云“少与兄机齐名，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号曰‘二陆’。”（《晋书·陆云传》略同）《晋书·张协传》：“少有俊才，与载齐名。”《晋书·王导传》：“二弟：颖、敞，少与导俱知名，时人以颖方温太真，以敞比邓伯道，并早卒。”《晋书·王羲之传》：“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三国志·胡质传》注引虞预《晋书》：“（武）陔及二弟韶、茂，皆总角见称，并有器望，……（刘公荣）出语周曰：‘君三子皆国士也。’”汉末人物评论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别家子弟、异姓人物进行褒贬和评论，魏晋之际同族内部著名人物对年幼子弟不吝提携和称引的现象，频繁出现。《晋书·庾亮传》记庾怿“少以通简为兄亮所称”，王隐《晋书》记陆晔，“童龀中，从兄机称为‘陆氏之宝，我家不世之才也。’”《晋书·谢玄传》：“少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诸如此类，皆是门阀当轴人物对家族内部少年子弟进行评论的例证。顾和对内外两孙的评价，自然也是受这种风气的影响。
更进一步，体味尚在龆龀之年的顾敷、张玄之所说的那套言辞，显示他们浸淫于极为优良的家族教育。钱穆倡言门第与学术文化的关系云：“门第即来自士族，血缘本于儒家，苟儒家精神一旦丧失，则门第亦将不复存在。……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所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125-186页）这套根植于家学家风的知识体系，带有深刻的阶层烙印和贵族标识。士族门阀与精英文化犹如唇齿，相互依存。以顾敷、张玄之为代表的少年名士，操持的这套清谈言论和话语体系，与其说是珪璋特达、机警有锋的玄理，毋宁是彰显门阀士族高贵身份的“知识权力”和“语言霸权”。这种精英知识通常在家族或封闭性很强的场所内潜移默化地养成。芸芸众生被排除在外，成为失语者。布尔迪尔谈及一个农夫从未想过竞选所在小镇的镇长时，他会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94页）。同理，顾敷、张玄之等少年名士所操持的精英话语，很难想象出自寒门子弟之口；即便出现，也是昙花一现。这种高度排他性的精英教育，对门阀子弟如“教鱼游泳”，对寒门子弟则难如登天。少年名士的历史真相，正如布尔迪厄所云，“早熟学生的极致就是如今人们常说的‘神童’或者‘超级天才’，他们以堪称神奇的学习速度证明其天赋的广泛，这种天赋使得他们能够节省普通人专心致志地学习，缓慢地积累知识的过程。事实上，早熟只不过是文化特权在学业上的一个翻版。……毫无疑问，被视作早熟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文化继承的一种表现，它与所有这些成功的因素是紧密相连的”（[法]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34页）。魏晋时期少年名士意气风发的光环背后，附着了门阀和阶层的社会背景。《汉书》《后汉书》记少年名士习经之风，《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叙少年名士熏染玄风，只不过是儒生阶层、士族门阀的文化特权在学业上的翻版而已。
综上所述，前四史、《晋书》和《世说新语》所记少年名士的书写方式，显示不同时代的少年名士具有鲜明的“时代格”。每个时代的学术文化随着统治思想和政治环境的改易而变动。诸部正史所记汉晋少年名士书法的变动，正是“学随术变”的绝佳注脚。西汉武帝时代是重要的分水岭：此前儒学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史记》《汉书》所记修习儒家经典的少年名士寥若晨星；此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占据统治地位，《汉书》所记习经的少年名士渐次增多。东汉立国以儒者气象，《后汉书》记少年名士修习经学，蔚为大观。魏晋之际儒学衰微，玄学大盛，《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记叙少年名士的形象，由儒入玄，少年名士的玄学色彩无比强烈。汉晋学术文化风气的变动，对应着儒生群体的兴衰和门阀士族的崛起。家族和阶层成为培育魏晋少年名士层出不穷的“沃土”。另外，史书所记少年名士也有不变的部分，高尚的品德、修习儒家经典、好学有才干等等，两汉以后代不乏人，只是所占权重有所不同。极言之，魏晋时期神童辈出、天才并起的荣光背后，附着了门阀士族成立和发展的壮阔历史；此后更加漫长的南北朝隋唐，少年名士更是前后相继、不绝如缕。作为社会群体出现的少年名士之起始与终结，贯穿了门阀社会成立与崩溃的漫长过程。
（补记：拙文缘起2011年笔者在北京大学访学期间，阎步克先生讲授魏晋风度，提示神童现象的阶层属性，寥寥数语，启迪至深。今逢《晋书》修订本出版，蒙胡珂、聂溦萌女史邀约，撰成小文，同襄盛举，不当之处，尚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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