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两位地下党同志准备前往危地，村头农妇赶着母鸡边走边骂：到底要乱跑到哪里去呢？
1949年春，长江以东的海门刚刚插下第一批秧苗，风吹来米香，老支书陈锦荣却常在田埂上发呆。乡亲们只当他在琢磨粮食收成，没人知道，他脑中翻涌的是两年前那个仲夏黄昏的枪火与鸡鸣。要说那一晚救了多少人，只消回想起当时的几句对话，便能心惊半晌——
“陈主任，这回可得冒险了。”黄萌把帽檐压得低低的。
“先别慌，听声辨位。”陈锦荣捏着袖口，目光落在村口的土埂。
正是1947年6月16日，江海平原麦收刚过，国民党“还乡团”凶悍反扑。对地主豪绅来说，土改像锄头，一下子掀翻了祖传威风；对地下党人而言，险情随时可能在稻梗后冒头。白天，他们披着“清乡”旗号搜粮抓人，夜里则化整为零潜伏，伺机封堵要道，专等干部自投罗网。锦明村三面河荡，一条狭长土路通向外界，这里正是所有人生活的命脉，也是死穴。
16日凌晨，小木匠的儿子趴在陈锦荣的窗外，用树枝轻敲竹门，两下短一下长——这是预警信号。还乡团约百人拂晓潜入，打算围歼已被锁定的两位地下干部。陈、黄二人不敢点灯，凭着对地形的熟悉，从后门翻出菜畦，一头扎进坟岗的杂树林。林子与水网交错，白天还能遮身，难就难在夜幕降临前必须换到芦苇荡，否则月色一亮，黑影全成活靶。
太阳往西沉时，河埠头忽传来凄厉的鸡叫。那是茅中兰家。她在村口养了十几只老母鸡，平日里拣草蛋贴补家用。谁也没想到，这位每天提竹篮、满手泥的妇人，会成为那晚最关键的一环。只听院里啪啪几声，鸡翎子飞得满天都是。茅中兰一边挥着竹竿赶鸡，一边嗓门拔高：“成精啦？乱跑啥？赶紧回来，黑灯瞎火摔死算谁的！”粗话掺着鸡鸣，把后山的动静生生盖住。
几名端枪的还乡团匆匆闯进她家院子，昏黄的油灯下，茅中兰故意把鸡笼掀得更响。领头的恶狠狠地吼：“有没有见到两个陌生人？”她瞪大眼回敬：“天黑路滑，我只顾捉鸡，谁有心思瞅外人？”一个兵用刺刀挑开竹篓，母鸡扑棱扑棱乱飞，他被鸡毛糊满脸，骂骂咧咧退了出去。
就在敌人被鸡群缠住工夫，陈锦荣和黄萌循着茅中兰的喊声，悄悄掉头钻进另一条灌木沟。沟外是一片丈把深的芦苇，他们深一脚浅一脚蹚进烂泥，任蚊蠓叮咬也不敢出声。夜色将近，河面起雾，芦苇叶沙沙响，有一瞬，两人几乎对视为诀别。彼时黄萌低声道：“要真被围，别开枪，子弹留给自己。”陈锦荣拍了拍腰间的驳壳枪，没有回答。
天黑后，村头传来发动机声，曾经耀武扬威的还乡团拔营而去。原来他们的“钓鱼”计划失败，不愿再消耗弹药。等到星光隐退，东方泛白，两位干部才踉跄着往北挪，借着晨雾潜出村界。几步之外的草丛里，凌晨报信的小男孩正抱着一捆干柴打瞌睡。他们轻轻把他背回村，藏进茅草屋。第二天，全村人只看到空地上散乱的鸡毛，却不知那几根看似不起眼的羽毛，为何能左右生死。
后来，海门解放，曾横行一时的还乡团溃散。陈锦荣参与接管县府，黄萌奔赴前线。茅中兰仍旧赶着她的鸡，只是掌心多了一块由县里盖章的“支前模范”绸布。她说得最响的一句话，至今留在村里老井旁的墙缝里：“打仗不是光靠枪，命脉在人心。”那天夜里，被一声粗嗓门吼回窝的，何止一群受惊的母鸡，更有暗处磨刀霍霍的杀机。而那一点点烟火气，最终把两条命从枪口下硬生生抢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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