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0日,万达电影正式更名为儒意电影,这可不是一次普通改名。

对王健林来说,万达电影曾经是他文化版图里最亮的一块招牌,从院线到影视制作,再到海外影院和好莱坞资产,万达一度想把电影院开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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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过去两三年里,一座座万达广场的股权陆续被保险资金、产业资本和财务投资人接走,很多城市的商场还在照常营业,背后的股东名单却已经换过几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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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王健林不是第一次卖资产,早在2017年,他卖掉文旅和酒店,被外界看作一次断臂求生;但现在他又卖万达电影、卖万达广场,可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出债务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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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最早让万达变得不同,靠的就是万达广场。

2000年前后,中国城市化加速,地方政府需要商业中心,居民需要购物、吃饭、看电影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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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抓住这个机会,把商场、写字楼、酒店、公寓和步行街装进同一个项目里,再复制到一座又一座城市。

对很多二三线城市来说,万达广场开业曾是一件大事。招商海报挂起来,品牌店进场,电影院亮灯,本地人第一次觉得,自己所在的城市也有了一个像样的商业中心。

这套模式给王健林带来很强的安全感。住宅卖完就结束,商场却可以长期收租;项目越多,租金和管理费越稳定,银行也越愿意相信万达有持续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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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上行期里,万达广场几乎是一台扩张机器。土地、商场、品牌和融资互相支撑,万达广场越开越多,王健林的商业帝国也越滚越大。

到后来,万达不满足于只做商业地产。它买影院、做文旅、建酒店、出海收购,把“万达”两个字从城市商圈扩展到电影、体育和文化产业。

2017年前后,风险第一次集中压过来。万达出售13个文旅项目给融创,又把大批酒店资产卖给富力,那一次王健林已经用过一轮“卖资产换安全”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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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很多人以为万达已经过关。王健林也反复强调轻资产转型,万达不再做重资产房地产开发,而要靠商管能力和品牌输出赚钱。

商业地产的信用,不会因为一句转型就彻底改写。过去为了扩张形成的债务、投资人安排和资本承诺,仍然留在万达的账本和合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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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万达再次紧张的,是珠海万达商管的上市问题。

万达曾经把商业管理业务拿出来,试图通过珠海万达商管赴港上市。为了这次上市,万达引入了多方投资者,也背上了很重的回购压力。

万达广场规模足够大,租金和管理费稳定,商业管理又比住宅开发更容易讲出轻资产故事,只要上市成功,投资人可以退出,万达也能重新打开融资通道。

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环境一起变了。珠海万达商管多次递表,始终没能顺利上市,原本要靠上市解决的问题,反而变成了悬在王健林头上的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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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23年,万达的债务和兑付问题不断被市场关注。债券到期、股权冻结、被执行信息、评级压力接连出现,万达广场看起来还热闹,集团层面的流动性却越来越紧。

王健林开始卖掉更核心的东西。万达电影控制权转让给儒意系,海外影视资产陆续退出,部分万达广场项目公司股权也被保险资金和其他投资方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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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卖”,和2017年已经不同。2017年卖文旅和酒店,还像一次主动收缩;2023年以后继续卖广场,更像是把最能换钱的资产一块块拿出来,先把眼前的到期压力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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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广场之所以有人接盘,是因为它仍然有价值。成熟商场有客流、有租金、有城市位置,对险资和长期资金来说,这类资产比很多烂尾项目清楚得多。

但这也让王健林陷入一个矛盾。越是优质的万达广场,越容易卖出价格;可越是优质的广场,原本也越能给万达贡献稳定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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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太盟等投资方参与万达商管重组,给了王健林一段喘息时间。那笔约600亿元的新投资,帮助万达化解了一部分珠海万达商管上市失败带来的回购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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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说明万达商管仍然有价值,也说明投资人没有完全放弃万达广场这套商业运营体系。

但喘息不是上岸。新投资人进来以后,万达要让出更多利益和控制权,王健林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推动公司。

2025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披露经营者集中信息,太盟珠海、高和丰德、腾讯、京东潘达、阳光人寿等投资方,拟共同收购48家万达广场项目公司的股权。

这条消息出现时,很多人才意识到,万达卖广场不是零星动作,而是持续进行的资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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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新华保险、阳光保险、大家保险、横琴人寿等机构也曾接手不同万达广场项目。到这个阶段,万达广场仍然开门迎客,但很多项目背后的股权已经不再完全属于原来的万达体系。

卖广场能救急,却很难彻底治病。今天卖掉一座广场,可以补上一个期限;明天还有债券、贷款、投资人回购、合作方款项和项目公司安排等着处理。

万达过去的强大,建立在大量资产之上。广场越多,银行越愿意给钱,投资人越相信它能上市,合作方越愿意跟着万达跑。

现在逻辑反过来了。为了还钱,万达需要卖资产;资产卖出去以后,集团手里的筹码变少,未来能贡献的租金和利润也会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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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的难处,还在于他卖掉的并不是边角料。

万达电影曾经是他文化产业版图里最醒目的资产。美国AMC、传奇影业、万达影城,曾经共同支撑过他“文化帝国”的想象。

后来这些资产陆续退出,万达电影也在2024年完成实际控制人变更。

万达广场更是如此。它不是普通物业,而是万达最核心的招牌,很多城市居民认识万达,就是从本地那座广场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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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座座广场被保险资金、产业资本和财务投资人接走,商场仍然开门,名字也可能继续保留,但王健林与这些资产之间的关系已经改变。

过去,万达广场证明他的扩张能力;现在,万达广场证明他还需要继续筹钱。过去每开一座广场,都是版图扩大;现在每卖一座广场,都是一次压力释放,也是一块控制权的让渡。

王健林并不是没有自救能力。从2017年到现在,万达几次靠出售资产、引入投资人、调整结构,把最危险的时刻拖了过去。

只是债务迷局最消耗人的地方,正是它让人一直处在“还没倒下,也还没真正安全”的中间状态。

万达还在运营,万达广场还在开业,王健林也还在牌桌上,但他能调动的资产和时间都比过去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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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城市的万达广场,晚上依然灯火通明。

只是那些商场背后的名单,已经悄悄变了很多次。王健林还没有离开万达,但万达也不再完全是当年那个由他一人掌舵、一路扩张的万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