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灵山齐梁宗室萧子恪墓考古报告|墓室|墓葬|帝陵|志文|考古|萧子恪

作者｜邵磊，南京市博物馆研究员

萧子恪墓壁直棂假窗上的“凸”字形灯龛

摘要：在南京仙林灵山考古发掘的萧子恪墓，是迄今所见第四座墓主确凿无疑的南朝齐梁宗室墓。萧子恪一门济济多士，而据出土墓志，可知萧子恪本人亦曾对南齐 “永明体” 的发展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出自彼时第一流高门王谢子弟手笔的萧子恪墓志，也为澄清南北朝时期由两人分工合撰同一篇碑志文字这一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提供了又一件弥足珍贵的实物材料。萧子恪墓的考古发现，对于探讨南齐宗室墓在京师建康的分布、南朝墓葬的形制构造与所对应的品秩爵位乃至分期断代，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萧子恪墓出土文物与有关现象的分析，对于重新审视早年发掘的灵山南朝大墓与尧化门老米荡南朝梁墓的具体时代与墓主身份等问题，也不无启示。

关键词：仙林灵山；萧齐宗室；萧子恪与永明体；葬地与墓制

中图分类号：K23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 (2012) 05-0012-11

2008 年3月上旬，有市民举报不法分子在南京仙林灵山盗掘古墓，经南京市博物馆调查，发现被盗古墓位于灵山西北麓的密林中，其地北距清代民族英雄邓廷桢墓仅 100 余米，西距梁武帝萧衍六弟、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神道石刻约 1500 余米。向南约千余米处的灵山西南麓，旧有人民解放军驻宁某部射击靶场，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市博物馆前身）曾于 1972 年在该靶场附近的一对小型石辟邪后发掘过一座大型南朝墓葬，以墓中出土有高达 85 厘米、被誉为 “六朝青瓷之王” 的青瓷莲花尊而广为人知⁽¹⁾。

为了防止被盗古墓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南京市博物馆对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于 2010 年完成了考古资料的整理工作⁽²⁾。此后，通过对出土墓志文字的进一步清理辨识，得以确认此墓的墓主即为南齐豫章文献王萧嶷次子、南齐永明年间一度授封南康县侯、入梁后降为子爵的萧子恪。墓主确凿无疑的南朝齐、梁宗室墓葬，迄今所见不过三例而已，墓主分别是齐东阳太守、梁武帝萧衍的叔父萧崇之侧室夫人王宝玉与梁桂阳简王萧融及其嗣子桂阳敦王萧象。而萧子恪的传记材料远较上述三人为详，故萧子恪墓以其墓主明确的纪年墓所彰显出的不寻常的标型意义，不仅给南朝墓葬的断代与相关的制度研究树立了重要标尺，为庞杂的南朝墓葬资料的归纳与整合提供了契机，对于考察彼时的社会流通、经济发展、审美情趣的潜移默化也可谓不可多得的实物佐证。仅以此而言，萧子恪墓的考古发掘可称得上是近年来南朝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发现，值得作更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惟此种种认识，已非考古简报的体例与容量所能涵括，故撰此小文，权作引玉之砖，以冀引起六朝史学界的关注。

一、萧子恪墓的地理位置、形制结构⁽³⁾与出土文物

萧子恪墓依山势建于灵山西北麓中段，北倚海拔 155 米的灵山主峰，前临豁敞平缓的坡地，与灵山主峰相连属的岗阜丘峦绵亘左右，其形胜与南京栖霞区甘家巷及其附近的萧梁王侯墓相仿佛，合乎六朝时期卜筮图墓者的堪舆之道。与同时期的大型砖室墓一样，萧子恪墓的营建也经历了开凿墓坑，砌建墓室与甬道及排水沟等附属设施，开挖墓道，移棺入藏并 “下器圹中”，封塞墓门，负土起坟等步骤。

萧子恪墓志拓片

萧子恪墓的墓坑平面略呈 “吕” 字形，总长 19.5 米、宽 2.4—3.9 米，墓坑内以封门墙为界，分为斜坡墓道与砖室两部分。

斜坡墓道宽 1.6—3.24 米，坡度 12 度。砖室平面呈 “凸” 字形，内长 8.94 米，方向 320 度。砖室底部共有 4 层铺地砖，其铺墁方法自下至上依次为：第 1 层为错缝平铺；第 2 层为端面侧立砌法，其中，位于墓室与甬道的主体中心部位均为侧立横砌，其两侧皆作侧立纵砌；第 3 层亦为错缝平铺；第 4 层平铺作席纹，其范围小于其下的三层铺地砖，仅分布于棺床前后的地面。在第 4 层铺地砖的周边分别承砌封门墙和墓壁。封门墙嵌砌于甬道口内，甬道口外分别砌有两翼挡土墙。甬道平面呈长方形，内长 3.14 米、内宽 1.4 米。墓室平面则介于长方形与长椭圆形之间，内长 5.8 米、内宽 2.75—2.9 米。墓室前部与甬道抹角相连，左右两壁略向外弧，后壁呈半圆形向外弧突。墓室内的第 4 层铺地砖仅分布于与甬道相连的墓室前部以及墓室后壁与左右两壁交割形成的圆弧形的平面区域内，在第 4 层铺地砖前后相夹的墓室中部，即为砖砌棺床所在。棺床长 3.7 米，与墓室等宽，棺床以上下两层砖铺砌而成，上层平铺成斜 “人” 字形，惟前后两端以纵平砖锁口，下层侧立纵砌于第 3 层铺地砖上。在棺床前后的第 4 层铺地砖上，分别辟有 20 厘米见方的阴井。墓室两壁砌法与甬道壁相同，惟右壁保存较好，其壁面在距棺床 1 米高处砌有间距 2 米的两个直棂假窗，假窗均为 5 棂，宽 54 厘米、高 38 厘米。在假窗上皆辟有双 “凸” 字形灯龛，灯龛底宽 14 厘米、高 12 厘米。在后壁正中残存一直棂假窗的左下角部分。

砌墓用砖均为青灰色砖，其中，既有在侧面模印莲花与斜网格纹的组合纹饰，也有在端面模印以方胜的形态组合在一起的莲花纹、钱纹或对拼的半朵五瓣莲花纹，花纹砖主要用于砌建封门墙、墓壁、棺床等。在部分端面模印莲花纹或钱纹的砖侧，尚模印有较粗拙的 “李” 字或形似 “五” 的文字，可能皆是来自同一窑场的不同工匠所署。此外，素面砖也见有不少，主要用于铺地或砌建挡土墙。

萧子恪墓早年屡经盗毁，墓主骨殖散落，仅于墓室前部及棺床部位清理出人牙数颗与零星肢骨。出土遗物也多已脱离原有位置且残损不堪，经清理，能够分辨器形的尚有陶碟 1 件、陶钵 1 件、陶盘 1 件、陶果盒 1 件、陶托盘 3 件、陶唾壶 2 件、陶灯 2 件、陶奁盒 2 件、陶香熏 2 件、陶凭几 2 件、陶井 1 件、陶女俑 4 件、陶男俑 4 件、陶仓 2 件、陶马 1 件、陶牛车 2 件、青瓷盘口壶 2 件、铜钱 30 枚、铜泡钉 7 枚、铁钱50 枚、铁钉若干、滑石猪 1 件、石墓志 1 件。

野外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出于文物保护的考虑，萧子恪墓右侧墓壁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段被整体切割后运回南京市博物馆，现陈列于该馆 “龙蟠虎踞 —— 南京历史文化展” 中。

二、萧子恪生平行实及其对 “永明体” 的贡献

出土于萧子恪墓棺床前部偏左侧的墓志，是解密墓主身份的关键，堪称此次考古发掘最为重要的收获。石墓志长 90.3 厘米、宽 70.5 厘米、厚 9 厘米。墓志首题 “梁故侍中中书令宁远将军吴郡太守■”，次刻题名 “五兵尚书南昌县开国侯琅玡王规■” 和 “仁威将军晋陵太守陈郡谢举制铭”，其后即为墓志正文。志文由于漫漶极甚，具体行数不清，满行 38 字，逡录如下：

据墓志正文首行起始所述 “君讳子恪，字景冲”，可知墓主当为齐高帝萧道成孙、豫章文献王萧嶷次子萧子恪无疑，至于残存志文所透露出来的其他关于墓主籍贯、历官等方面的信息，如 “南兰陵郡兰陵县都乡中都里人也”、“起家为宁朔将军、淮陵太守”，以及墓志首题谓其 “梁故侍中、中书令、宁远将军、吴郡太守” 之终官、正文第 27 行 “春秋五十有二” 的享年，也无不与《梁书》与《南史》中的萧子恪本传相合⁽⁴⁾。而墓主的祖、父即萧道成至萧嶷这一世系，当亦即墓志正文第 1、2 行所谓的 “祖□□□□□□神武睿哲，□明为□，□功超□，□为君则，威加四海；父丞相、文献王，□真体道，含章□□……” 云云。

史载，萧子恪于齐武帝永明十年 (492) 封南康县侯，初为宁朔将军、淮陵太守，明帝建武年间迁为辅国将军、吴郡太守。先是，齐明帝萧鸾本为齐高帝萧道成兄长萧道生之子，以早孤而由高帝萧道成抚育成人，历事高、武二朝，爵通侯、官仆射，及郁林王萧昭业登基辅政。未几，以郁林王无道而弑之，改立海陵王萧昭文，旋亦废弑而夺其位。自以得之不正，遂大肆屠戮高武子孙以杜后患。以高武旧臣自居的大司马王敬则震怖于明帝杀害高武子孙之惨，遂奉其时外迁吴郡太守的萧子恪名号，自会稽举兵向阙。出于报复，明帝萧鸾亦拟将萧子恪的兄弟及其他高武子孙亲从 70 余人尽数杀害。适萧子恪仓惶逃回台城自白情状，其亲族始得于命悬一线之际死里逃生。

梁台初建，萧子恪及其诸弟循例皆被降为子爵。为了安定人心，以巩固自身统治，梁武帝萧衍对于萧齐宗室成员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由于萧子恪兄弟既因乃父萧嶷之死而与齐文惠太子乃至齐武帝萧赜夙有嫌隙⁽⁵⁾，又因王敬则起兵向阙几罹灭门之祸，故对齐明帝萧鸾亦无好感，是以梁武帝萧衍也就不吝在毫无威胁的萧子恪兄弟身上展现其厚待前朝宗室的宽宏大量了。他先是利用与萧子恪兄弟有旧的阉人赵叔祖释放了自己的善意，继而又乘萧子恪及弟萧子范等入谒之际，与之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晓以利害的长谈，并希望得到萧子恪兄弟的尽节报效。未几，萧子恪兄弟十六人并皆仕梁。其中，萧子恪出为永嘉太守，还除光禄卿、秘书监，又出为明威将军、零陵太守。天监十七年 (518)，入为散骑常侍、辅国将军。普通三年 (522) 迁宗正卿，四年 (523) 转吏部尚书，六年 (525) 迁太子詹事。大通二年 (528) 出为宁远将军、吴郡太守，并于此年 (529) 卒于郡舍，诏赠侍中、中书令，谥曰 “恭”。值得一提的是，前引墓志正文第 27 行所云 “…… 春秋五十有二”，与史籍所载大通三年 (529) 萧子恪卒于吴郡郡舍之年寿相合，而后继 “其年秋八月……” 云云，显然是萧子恪下葬之期，据此可推知南京灵山萧子恪墓构建完工的时间下限正在其卒年八月。

萧子恪诸弟多才学出众，尤以萧子范、萧子显、萧子云等人成就斐然。六弟萧子范入梁后为南平王萧伟从事，王府文牍率出其手笔，尝制千字文，令蔡蘧作注。“侯景之乱” 后，受诏命制简皇后王灵宾哀策文，委惬上意，有前、后文集三十卷。八弟萧子显于经史之学尤为专擅，尝著《鸿序赋》，沈约见之而倾倒。又采众家《后汉书》，考正同异，作《后汉书》一百卷，复撰《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卷，特别是《齐书》（即二十四史中的《南齐书》）流传至今，列入正史，成为传世史学文献的经典。别有文集二十卷。九弟萧子云亦博学藻文，年二十六而成《晋书》百余卷，另有《东宫新记》二十卷。萧子云尤擅书法，且为世楷则，自谓规模钟繇、王羲之而又出乎意向之外，不仅为梁武帝所激赏，且名闻海外。

与诸弟所负一代文学之望不同的是，萧子恪尽管 “少亦涉学，颇属文”，年仅十二岁之际即和从兄、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高松赋》，竟致时有 “儒宗” 之誉的尚书仆射王俭见而奇之，表现出了很高的天分和才情，但却终以 “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 自况，以是竟无文集传世。

今所见萧子恪墓志正文第 4 行至第 6 行有云：

“司徒文宣王雅好篇什，觞馆礼贤，开阁求士，唐染□趋，□枚竞湮，□制《高松》之□，□者成群，君乃斐然□□，□□便就，新声逸□，贯沧时流，文□辞□，咸加叹□。” 志文虽略有泐损，但不难推知其所述应即史传所载萧子恪年方十二岁之际和从兄萧子良《高松赋》之事。然墓志所述，非惟可补益史载，对于探究南齐文学风尚的发展亦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南朝文风的丕变，因永明年间 “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体” 强调声律，要求 “辞既美矣，理又善焉”，其 “大旨欲‘宫商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⁶⁾而 “永明体” 发生之前的文风，往往好搬弄典故以及阐述玄理，夙多古奥之意，由于 “永明体” 的出现，使得声调平仄相对在广大诗人中得到普遍认同，此后又历经发展，方才会出现唐以后的近体诗。

“永明体” 的发生，与齐武帝萧赜次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有直接的关系，这不仅因为 “永明体” 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如沈约、谢朓、王融等皆是游艺出入萧子良西邸的 “竟陵八友” 之一，也因为萧子良本人在西邸 “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⁷⁾，对于催生乃至完善 “永明体” 在韵声上做足了准备。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经既由梵文转译为汉语，音调随亦发生变化，僧人诵经颇苦于声调的难于和谐，是以东晋、刘宋以来，陆续有不少僧侣在探索江南 “吴声”、“西曲” 等委巷中歌谣的音调而为诵经参考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中，安乐寺僧辨尤以其 “哀婉折衷” 的诵经 “独步齐初”。在僧辨的影响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 集第作声”。此即萧子良 “造经呗新声” 的过程⁽⁸⁾。这一记载本身虽有一定的虚幻迷信色彩，但对于理解 “造经呗新声” 与 “永明体” 诗歌之间的关系仍有很重要的启示。

揆以上述 “永明体” 发生的背景及其影响，并参考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则墓志着意刻画的萧子恪唱和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高松赋》这一文坛佳话本身，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蕴，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三点：其一，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作《高松赋》在永明七年 (489)，其时奉和者，史载仅及王俭《和竟陵王高松赋》、谢朓《高松赋奉竟陵王教作》以及沈约与萧子恪等人的奉和之作而已，而据萧子恪墓志所载，可知萧子良《高松赋》撰成后，唱和者众多，当远不止此四人，亦即墓志所谓 “司徒文宣王雅好篇什，觞馆礼贤，开阁求士，唐染□趋，□枚竞湮。□制《高松》之□，□者成群”，这种一呼百应的状况，显然是与萧子良作为彼时文坛东道主的身份相符合的，只不过在这些酬和之作中，惟萧子恪所作脱颖而出；其二，彼时诸家酬和萧子良《高松赋》之作既多，其中更不乏名家佳作，何以年少的萧子恪能独步时贤，引起极大关注？对此，史籍并未置一辞。今据萧子恪墓志残存志文推知，萧子恪 “□□便就” 之作之所以能 “贯沧时流”，乃是由于 “新声逸□”，显然颇得益于萧子良在西邸 “造经呗新声” 与 “永明体” 主将沈约等人倡导的 “四声” 之说，可见萧子恪的唱和之作是一篇讲究声律并可归诸于 “永明体” 范畴下，代表了上层统治集团正在悄然转变的审美趣味的篇章。由于萧子恪其时尚为孺子，甫有此作，适可为永明新体流被之广乃至深入人心之佐证，对于 “永明体” 这一新兴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故尔会受到彼时不同文学主张人士的普遍关注。如面对少年萧子恪唱和《高松赋》之作，同撰《和竟陵王高松赋》而有 “儒宗” 之谓且审美趣味明显趋于保守的 “卫军王俭见而奇之”，当即是这一客观情形的生动反映；其三，永明年间，以文坛东道主自居的竟陵文宣王萧子良 “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其时出入萧子良西邸的文士，最负盛名者有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以及后来登基为梁武帝的萧衍八人，即所谓 “竟陵八友”，而从墓志谓萧子恪斐然唱和《高松赋》之前关于萧子良 “觞馆礼贤，开阁求士” 等内容揣度，其时尚孺幼的萧子恪或亦是从容出入西邸参与酬答唱和的常客。

此外，墓志中还见有大量赞诵传主萧子恪德望行止、文章尺牍的内容，虽说不无谀墓之嫌，但揆诸其人 12 岁唱和萧子良《高松赋》而为世人深所瞩目一事来看，也并非全然没有可以采信之处。以此而言，萧子恪最终的荒疏学业，或不免归诸 “江郎才尽” 乃至 “少时了了，大未必佳” 之谶，但也不能排除是萧子恪入梁后作为齐豫章文献王萧嶷一支的代表人物，为求得家族自全而刻意表现出来的谦抑姿态。如果是这样，入梁后的萧子恪放弃学艺上的追求，与其父萧嶷在齐永明年间力避齐武帝萧赜与文惠太子萧长懋父子的猜忌而一味谦退，可谓如出一辙了。

三、萧子恪墓志的撰造体例与作者生平考察

南北朝时期的碑志，其序文与铭辞（或曰 “颂辞”）两部分内容，既有一人撰成，也有两人分别撰述序、铭，再合为完整的一篇。关于后一种情形，前贤颇有误唐人为始作俑者⁽⁹⁾，曩见李兆洛在《骈体文钞》所辑江文通《宋安成王右常侍刘乔墓志铭》按语中即曾认为：“当时志与铭，或出两人手，故诸家集，或有铭无志，或有志无铭，不尽关缺佚也。”⁽¹⁰⁾所论至为允当。此外，据文献记载，梁太常卿陆倕墓志系其从子陆襄撰序、湘东王萧绎作铭⁽¹¹⁾，陈朝五兵尚书孙玚 “及卒，尚书令江总为其志铭，后主又题铭后四十字，遣左民尚书蔡徵宣敕就宅镌之” 云⁽¹²⁾，另如《北史・樊逊传》亦述及《魏书》的作者魏收作《库狄干碑》序，而令樊孝谦作铭一事⁽¹³⁾。出土实物对于上述文献记载也做出了有力的回应，但由于大多数南北朝时期的墓志例皆不题署作者姓名，使得这一现象长期被忽视。至如南京出土的齐东阳太守萧崇之侧室夫人王宝玉墓志与梁桂阳简王萧融墓志，仅署记了铭辞作者⁽¹⁴⁾，而忽略了序文作者。分别明确题署序、铭作者的墓志，向仅见有梁宣城内史蔡深妻袁月玑墓志、陈义阳郡公黄法氍墓志、北齐太尉中郎元洪敬墓志以及孟国栋新近检出的北魏王诵墓志、郑使君夫人李晖仪墓志等寥寥数例⁽¹⁵⁾。今所见萧子恪墓志首题后有 “五兵尚书南昌县开国侯琅玡王规■” 和 “仁威将军晋陵太守陈郡谢举制铭” 两列题名，可证其墓志亦系出王规与谢举二人合作而成，其中，铭辞既出谢举手笔，则王规所承担的无疑是以传主行实为主体的序文了。因此，萧子恪墓志的出土，为澄清南北朝时期由两人分工撰写同一篇墓志这一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又提供了一份确凿无疑的实证，弥足珍贵。

为萧子恪墓志撰写序文的王规，字威明，《梁书》、《南史》并有传⁽¹⁶⁾。王规的祖父王俭是南朝宋齐之际琅玡王氏官高位显、首屈一指的人物，少年萧子恪唱和萧子良《高松赋》之作，即是因为得到像王俭这样的士族首望的关注而为世所瞩目。在重儒向学的家风熏染下，王规自幼便通晓《五经》大义，好学有口辩，行止以礼，而被叔父王暕誉为 “吾家千里驹”。梁天监十二年 (513)，改造太极殿毕工，王规献《新殿赋》，以辞采工丽，敕与殷芸、王锡、张缅同侍东宫，俱为昭明太子所礼。梁武帝于普通六年 (525) 在文德殿为广州刺史元景隆饯行，席间令群臣同用五十韵赋诗，王规援笔立就，且文辞藻丽，以是深为梁武帝嘉赏，即日而拜侍中。王规门宗贵盛，既袭父封南昌县侯，恒思减退，终于钟山宋熙寺筑室以居，大同二年 (536) 卒，时年四十五岁。尝注《续汉书》二百卷，并有文集二十卷，惜皆不传。今据墓志题名可补，王规于普通六年在文德殿与群臣同步五十韵赋诗为广州刺史元景隆饯行之后不过四年光景，又为萧子恪撰述了墓志序文。《梁书》本传谓王规于 “大通三年迁五兵尚书，俄领步兵校尉。” 而王规在萧子恪墓志上的题名署 “五兵尚书南昌县开国侯”。由于萧子恪墓志至迟在大通三年八月间已书刻完成，据此可进一步推知，王规迁五兵尚书必在大通三年元月至八月之间。

为萧子恪墓志撰写铭辞的谢举，字言扬，《梁书》、《南史》亦有传⁽¹⁷⁾。谢举的六世祖谢万，与东晋中兴名臣、“淝水之战” 的决策者谢安为从兄弟，其曾祖谢弘微、祖谢庄、父谢瀹、兄谢览以至谢举本人，率多文采灿然，个性却淡泊简约，因而在晋末以至南朝的陈郡谢氏家族中，谢弘微及其子嗣几乎是唯一没有遭受重大政治打击而长期保持兴盛的一支。

谢举能诗善文，博涉多通，著名文士江淹曾以 “驭二龙于长涂” 称赞谢览、谢举兄弟，时人更是将他们与王筠、王泰兄弟并称，以其分别作为谢氏与王氏新一代的代表人物而大加赏誉。梁武帝曾向谢览打听谢举的学艺，谢览应以 “识艺过臣甚远，惟饮酒不及于臣”。梁武闻而大喜，遂转谢举太子中庶子，深为昭明太子赏接。谢举尝注《净名经》，并有文集二十卷，惜皆亡佚，存世惟乐府《凌云台》一诗，曰 “绮甍悬桂栋，隐映傍乔柯。势高陵玉井，临迥度金波。易觉凉风至，早飞秋雁过。高台相思曲，望远骚人歌。幸属此迢递，知承云雾多。” 其音节流畅，笔调清丽，隐见其祖谢庄 “气候清雅” 之风貌。此外，谢举尚撰有《答释法云难范缜〈神灭论〉》一文，大同三年 (537) 出知吴郡又题《虎丘山赋》于寺，以答前任郡守、有 “何吴郡” 美誉的何敬容，惜皆仅存目。今据萧子恪墓志题名可知，谢举尝于四十七岁之际为萧子恪撰造墓志铭辞，当可补史载之缺。

谢举仕历，时论颇以其三度出任吏部尚书为荣。吏部尚书为中枢要职，南朝多以望族居之，谢举祖辈谢尚与父兄在刘宋以迄梁初，曾四度典选吏部尚书，至谢举又三任此职，可谓前所未有的荣耀了。不过，谢举第三次迁掌吏部尚书的时间，《梁书》本传系于大通二年 (528)，下文继云 “四年，加侍中。五年，迁尚书右仆射，侍中如故。” 校记云：“上文既是‘大通二年，入为侍中’，则此四年、五年当为大通四年、五年。但大通只二年，大通三年十月改元中大通。据本书《武帝纪》，吏部尚书谢举为尚书右仆射在中大通五年。则‘四年’上当有‘中大通’三字，否则上文之‘大通二年’乃‘中大通二年’之讹。”⁽¹⁸⁾此两可之说，适可藉萧子恪墓志上的谢举题名以审其实。按《梁书》本传，谢举于普通六年 (525) 第二次徙任吏部尚书，继出为仁威将军、晋陵太守，则未书明年份，当亦在普通六年或稍晚。史载，谢举出知晋陵之际，“在郡清静，百姓化其德，境内肃然。罢郡还，吏民诣阙请立碑。” 其治绩如此，当非短短一二年间能臻。而据萧子恪墓志正文前所题 “仁威将军晋陵太守陈郡谢举制铭” 云云，可证至迟在大通三年八月，谢举仍出知晋陵郡。萧梁外任以三年为小满，则谢举知晋陵当为连任，故《梁书》云谢举大通二年迁掌吏部有误，其 “大通二年” 当为 “中大通二年” 之讹。

四、萧齐宗室墓葬在建康东北郊的分布

萧子恪墓的考古发现，对于拓展南朝齐、梁陵墓分布规律与范围的既有认识颇多启迪。

丹阳于东晋为南兰陵，系南朝齐、梁二代的发祥地，以桑梓本乡、王业旧基，是故齐、梁帝后陵寝例皆营建于此。然具体而微，又稍有区别，在齐而言，凡帝后与未及登基的太子乃至众多的皇子，都可以入葬丹阳陵区⁽¹⁹⁾；在梁而言，则除了帝后外，包括未及登基而早殇的太子与众多皇子亲从在内，都只卜葬于都城建康周围，不得归葬丹阳⁽²⁰⁾。是故南京现存萧梁宗室墓甚多，殊少见萧齐宗亲墓。当然，这也仅是就大的方面而言，如南京博物院于 1988 年夏在栖霞区甘家巷以北约 3 公里、张家库以西约 1.5 公里的包山，发掘了卒于齐永明六年 (488) 四月的故冠军将军、东阳太守萧崇之侧室夫人王宝玉墓，即可证萧齐宗亲墓在京师的葬地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循。萧崇之为齐高帝萧道成族弟，也是梁武帝萧衍的叔父，入梁后追谥忠简侯⁽²¹⁾，结合萧崇之长子、梁吴平忠侯萧景墓亦位于甘家巷的情形，则可推断萧崇之本人亦卜葬于这一区域。此外，中兴元年 (501) 十一月卒，归葬于萧崇之及其家族墓区以东的栖霞寺侧，为齐和帝诏赠侍中、丞相的萧颖胄，亦齐室宗亲，其墓前石碑至宋代尚存⁽²²⁾，以归从祖葬之固有习俗推断，则萧颖胄之父、齐高帝萧道成从祖弟萧赤斧及其家族成员或亦聚葬于此。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梁桂阳简王萧融、桂阳敦王萧象、安成康王萧秀、始兴忠武王萧憺、新渝宽侯萧暎与临川靖惠王萧宏等人的墓葬皆位于甘家巷及其附近⁽²³⁾，故以往的认识多将甘家巷及其附近地区视为萧梁皇室宗亲的一处聚葬墓区。今由上述分析可知，这一所谓萧梁贵族墓区的形成，至少可溯源至萧齐。而萧子恪其人，无论在齐在梁都忝为宗室，因此，他的墓葬营建于东距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神道千余米的灵山西北麓，是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按，萧子恪兄弟计十六人，除死于 “侯景之乱” 者，余者如文誉甚著的萧子显、萧子范及其家属亲从，或亦葬于萧子恪墓附近。

揆以萧子恪齐室贵胄的独特身份及其墓葬位置，对于重新认识齐明帝皇后刘惠端初葬旧墓的位置与 20 世纪 70 年代发掘的所谓灵山大墓的年代等问题，也都不无启示。史载，南齐永明七年 (489)，时为西昌侯萧鸾妃的刘惠端卒葬于江乘县张山，至萧鸾入纂为齐高帝萧道成第三子继帝位的次月己卯，遂追尊为敬皇后，卒得以改祔丹阳，号陵曰 “兴安”⁽²⁴⁾。关于江乘县张山，旧志有二说，一说位于城东南三十里、淳化镇之北⁽²⁵⁾，今更有将其确指为南京江宁区淳化街道新庄村西北一座名叫 “东山” 的小山⁽²⁶⁾；一说位于城东北六十里章桥西⁽²⁷⁾，今栖霞区仙林灵山东侧有龙王山，山巅有天然洞窟，村民率以其为龙穴所在，并于明正统年间建庙礼拜，今仍存明嘉靖十二年 (1533) 仲秋八月江乘社沈氏兄弟所立《重建张山龙王庙碑记》⁽²⁸⁾，故亦不排除所谓江乘县张山即龙王山或与龙王山相连属的附近诸山丘在内的群山总称。但论及齐明帝刘皇后位于江乘县张山的旧墓，历来多归之于南京城东南三十里、淳化镇之北⁽²⁹⁾，然据前揭卜葬建康的齐室疏宗例皆营葬于南京东北郊，特别是萧子恪墓所傍依的灵山亦位于龙王山附近而言，则齐明帝刘皇后以西昌侯妃初葬的旧墓，当仍以位于南京城东北六十里章桥西的张山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20 世纪 70 年代发掘的灵山南朝大墓，位于萧子恪墓以南约 1000 米的灵山西南麓，而在这座灵山大墓前方不远处，1956 年与 1972 年文物部门还先后调查发现过 2 件东、西相对的小型石辟邪，除了形制较小外，两件石辟邪的造型风格大致与南朝王侯墓前的神道石兽相类属。关于灵山大墓及其墓前石兽，曾有学者推断为系陈文帝陈蒨永宁陵所在⁽³⁰⁾，也有观点认为，灵山大墓及墓前石兽的规制与南朝中后期宗室王侯墓相当，可能只是陈代某一宗室王侯墓，并认为今灵山地区系围绕陈文帝永宁陵所形成的一个陈代陵区⁽³¹⁾。然而上述关于灵山大墓为陈文帝永宁陵以至灵山地区为陈代陵区的推断，皆建立在《建康实录》等文献记载陈文帝永宁陵位于 “县东北四十里” 的 “陵山” 与今灵山谐音的推测上，以及南宋《六朝事迹编类》、《景定建康志》、明代《万历上元县志》等晚出文献对陈文帝永宁陵的位置愈来愈 “明确” 的记载，缺乏对实物材料的具体分析。

灵山大墓出土的 31 件文物当中，尤以两件青瓷莲花尊最为引人瞩目。两件青瓷莲花尊造型皆细长，施青黄色釉；通体装饰以飞天、忍冬、宝相花、仰覆莲瓣等凹凸分明的高浮雕，繁缛富丽，并附有方钮莲瓣纹器盖。与灵山大墓青瓷莲花尊造型、纹饰相近似的考古出土品尚有多件，而有纪年可考最早的一件为湖北武昌何家大湾南齐永明三年 (485) 刘顗墓所出⁽³²⁾。相较而言，刘顗墓的青瓷莲花尊在装饰上主要表现为以刻花或剔花的手法所营造出来的浅浮雕莲瓣与忍冬纹，展现出相对尚属发展阶段的工艺特征。但如果考虑到南齐末世如东昏侯萧宝卷这样的恶童天子穷奢极欲、肆意妄为的物质追求，以及建康都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在文化传播上所特有的先声意义，也就不能排除如灵山大墓青瓷莲花尊这样繁缛富丽的奢侈品，终齐之世得以在供给皇室权贵的用作中迅速发展成熟的可能性⁽³³⁾。在此认知基础上，揆以萧子恪墓的考古发现，则不难推绎出距萧子恪墓仅千米的灵山大墓的墓主系萧齐宗亲的身份来。从灵山大墓甬道中设有一道石门的情形看，其墓主下葬之际身份颇贵显，或即与齐明帝刘皇后以西昌侯夫人初葬江乘县张山之际相类，而非萧子恪兄弟以齐宗遗民仕梁之骤降身份可比。

通过对齐明帝刘皇后在江乘县张山初葬旧墓位置与灵山大墓年代的分析，并结合其他的考古发现，可揭示出南齐宗室成员在都城建康的墓区主要位于东北郊，大体分布于从今仙鹤门到江滨、从燕子矶到摄山镇与仙林的地域范围内，几乎与位于南京东北郊的萧梁宗室墓区相叠合。其中，围绕仙林至摄山镇一线则可能是这一片萧齐宗室贵族墓区里最为显要的地段，卜葬其间的萧齐宗室，在品秩上更高于埋骨于尧化门至甘家巷一线类如梁武帝叔父萧崇之家族等相对于齐室而言的疏宗。

五、萧子恪墓的葬制与构造 —— 以石门等石质葬具与排水设施为着眼点

萧子恪墓砖室连同封门墙与墓室后壁的厚度都计算在内，长约达 10 米，其规模仅次于墓主被推断为南朝皇帝的丹阳鹤仙坳大墓、丹阳金家村大墓、丹阳吴家村大墓、南京西善桥罐子山大墓以及南京栖霞区白龙山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家族墓⁽³⁴⁾，与墓主被推测为梁安成康王萧秀、梁南平元襄王萧伟、梁始兴忠武王萧憺或萧憺之子萧晔的甘家巷 M6、尧化门老米荡南朝墓（此墓神道上的华表位于尧化门北家边，故有部分出版物亦迳称之为 “尧化门北家边南朝墓”）、蔡家塘 M1、梁桂阳简王萧融墓、萧融嗣子桂阳敦王萧象墓在伯仲之间⁽³⁵⁾，而明显大于装饰有 “竹林七贤” 镶拼砖画的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和陈义阳郡公、中权大将军黄法氍墓⁽³⁶⁾。显而易见，萧子恪墓的重要价值决不仅仅在于其规模的宏大，更因为墓主身份的确凿无疑。当然，如果再进一步考虑到墓主以南齐宗室降格仕梁的身份与经历，并藉此关照其墓葬的建筑结构与随葬品的形制特征，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出南朝丧葬礼制与习俗的变迁，对于完善以建康都城为中心的南朝墓葬的年代学研究，也有其不可替代的标型意义。

通常认为，南朝时期仅次于帝陵规制的大中型墓葬，须具备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其总长度多在 7 米至 10 米之间⁽³⁷⁾，也有将其细划为 9—10 米和 7—8 米两个层次，并推断前者系皇家宗室王侯墓，后者系高级士族官员墓⁽³⁸⁾。其次，墓室后壁弧形外凸或左、右、后三壁皆向外弧凸，墓壁除西善桥宫山墓装饰有规范完整的 “竹林七贤” 镶拼砖画外，多以莲花、忍冬、钱胜与菱格纹以及表现相对独立的人物、动物形象的花纹砖组合砌筑。第三，甬道内例皆设置一道石门，在石门与棺床之间摆放围屏石榻⁽³⁹⁾，围绕石榻四角张挂帷帐（由于帷帐易朽，故仅存用于插置帐竿的四个圆形或半圆形的石帐座），墓室砖砌棺床上铺置石棺座。

萧子恪墓全长 10.05 米，从墓葬规模上看，已经完全达到了所谓南朝王侯大墓的等级标准，但另一方面，萧子恪墓甬道内既无石门，墓室前部亦无围屏石榻及石帷帐座，且棺床上亦未铺陈石棺座，这些似乎都说明萧子恪墓在规模上臻于王侯之礼，实有僭越之嫌。不过，像这样的情形在当时亦非鲜见，如武昌何家大湾南齐永明三年刘顗墓⁽⁴⁰⁾，墓葬全长达 7.4 米，但墓主生前只不过是秩六百石、品列七级的宋武陵王前军参军，其墓葬规模不仅远远超越了刘宋初年的豫宁伯、海陵太守谢琉墓，且与梁普通二年（521）的辅国将军墓相埒⁽⁴¹⁾。再如墓主被认为是梁临川靖惠王萧宏或其家族成员的南京栖霞区白龙山南朝墓⁽⁴²⁾，总长达 13.4 米，几乎臻于南朝帝陵的规模。凡此种种与既有认识的抵牾之处，实际上也引出了一个如何从规制上划分南朝墓葬等级的问题。

显而易见，以是否具备石门、石榻围屏、石棺座等系列石葬具为着眼点，较诸墓室长度与墓葬规模这类更可能与家族财势密切相关的因素，无疑更令人信服。但刘宋中期以迄齐、梁、陈三朝，包括石门等在内的石葬具，究竟被限定在哪一阶层以上使用，以往的相关论述并未能说得很清楚，通常意义上的 “王侯等级墓制” 之说，也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毕竟已发掘的南朝墓中，除帝陵外，设置石门的墓葬仅见有王与公二级，尚无一例可以被确认系侯爵身份的墓主。不过，如果考虑到梁吴平忠侯萧景与建安敏侯萧正立两墓的神道石刻组合皆与诸王之制相匹，笔者认为，其墓中设置石门或亦情理中事⁽⁴³⁾。入梁后由侯爵降封子爵的萧子恪，其墓虽规模超大，但甬道内不仅不设石门，亦无石榻围屏、石帷帐座与石棺座。据此可证，南朝中后期设置包括石门等系列石葬具在内的墓葬，其墓主身份当限定在侯爵与伯爵之间，其中，伯爵以下的子爵或无爵位的官员，其墓葬内于例皆不得享有石门。

六朝墓葬的功能设施随时间的推移，有愈来愈完善的发展趋势。结合萧子恪墓及以往的考古发现看，这一发展趋向在墓室内部的排水设施的构筑上亦表现得较为突出。

萧子恪墓的排水设施以封门墙为界，分为内外两部分。封门墙前的一段排水沟，系在墓道底部开挖沟槽，沟槽底部的排水沟用砖砌成，具体砌法为：上、下各以二层砖横向平铺，其间铺两列纵平砖，共铺三层，在两列纵平砖之间，留出宽 8 厘米的孔隙，即为排水孔道。在最上层横平砖顶部中间，再增铺一层半砖，推测其用意是为了在排水沟上部形成坡面以减轻来自封土对排水沟的压力。

封门墙内的排水沟位于第一、三层铺地砖之间，系铺墁侧立的第二层铺地砖时预留而出，其排水路径较为复杂。从平面上看，在墓室内共辟有三条排水暗沟，总体布局呈 “中” 字形。其中，位于砖室正中的主排水沟系以墓室后壁正中为起点，在流经棺床前后的两个阴井以及棺床、甬道的底部之后，与封门外的排水沟直接连通。位于主排水沟两侧的两条分支排水沟，皆以位于棺床后部的阴井为起点，分别向墓室左右两壁延伸，再分别呈直角纵向拐折，沿左右两壁的走向穿过棺床底部后，再呈直角横向内拐，与主排水沟在棺床前部阴井处交汇合流。通过对排水沟所在的第二层铺地砖的全面揭露，发现凡排水沟流经处的两侧铺地砖，皆为侧立横砌，藉以使砖缝尽可能多的与水道垂直相交，以利于渗漏积水的汇聚排放。

六朝砖室墓普遍设有排水沟以泄墓内积水。其中，六朝早期通常只是将墓室底部铺砌成前低后高的格局，俾将积水疏导入墓前的排水沟内。但这样的排水效果显然并不好，故东晋以后，结合高出墓室地面的砖砌棺床的渐趋流行，出现了在甬道地面或甬道铺地砖下辟置与墓外排水沟连通的或明或暗的阴井的做法，从而起到汇聚积水以集中排出的功用。其中，在地面上辟置的阴井口还会覆以陶制或铜、铅质地的漏水板。约在东晋末至刘宋早期，又新出现了一种将砖砌棺床的左、右、后三边与墓室对应的左、右、后三壁之间隔出浅沟罅隙以分流疏导积水的做法⁽⁴⁴⁾。这一排水路径系以棺床后部与墓室后壁相夹的沟隙为起点，由高及低分别流向墓室左右两壁、继而折拐向墓室前部，直至交汇于棺床前的阴井口，而据萧子恪墓棺床前后的阴井及与之连通的排水沟的平面布局，则墓葬经营者预设的排水线路或亦源出于此，只不过像萧子恪墓这样在棺床前后皆辟置阴井以分段蓄集墓室积水，同时在棺床部位的铺地砖下增铺一条纵贯墓室前后阴井的主排水沟，从而在墓室铺地砖下形成纵横相通的排水管网的做法，不仅不易造成墓室积水的潴留，而且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墓室分割布局的空间完整性，在视觉上显得更为简洁美观，确是一种先进的工程设计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就公开发表的资料而言，类如萧子恪墓这样先进的排水线路，此前仅见诸被推测为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的丹阳胡桥鹤仙坳南朝大墓⁽⁴⁵⁾。而针对这一其时尚属独一无二的发现，日本学者曾布川宽认为：（丹阳胡桥鹤仙坳南齐大墓）作为南朝陵墓的一个重要特点，对排水问题都有特殊的考虑，如在山的斜坡修筑墓室，在长 9.4 米、宽 4.9 米的墓室中央和四周都修筑排水沟，墓室中的积水通过墓室前后的阴井口、甬道下方，再通过墓外 190 米长的排水沟，最后流入一池中。”⁽⁴⁶⁾这一表述显然是更多地着眼于墓主身份或者说墓葬等级的特殊性所体现出来的制度因素，然萧子恪墓的考古发现，则表明这种构造先进、完善的排水系统的运用，并不意味着墓主身份的悬隔，充其量只是反映了墓葬建筑在设计建造上的合理与使用功能上的完备而已，显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从墓葬的结构功能着眼，可以断言，但凡在棺床前、后的铺地砖上各辟置一阴井的南朝墓葬，例皆铺筑了类如萧子恪墓或丹阳胡桥鹤仙坳南朝帝陵这样平面布局呈 “中” 字形的排水沟，只是由于以往发掘的规模稍大些的南朝墓葬多遭严重盗毁，往往铺地砖以下的结构也难以幸免，加之部分清理工作可能也不够细致，以至这一构造长期被忽略。

六、对萧子恪墓其他出土文物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

萧子恪墓历经盗毁，随葬品除石墓志外，多已失去了原有的位置与组合关系，且已残破不堪，但以其出自墓主明确的纪年墓所彰显出的不寻常的标型意义，仍然值得重视。

萧子恪墓出土两件青瓷盘口壶，皆仅残存口沿部分，盘口深而外撇似喇叭状，颈部以下缺失，其中一件在盘口下部贴附一对半环形横系，这一做法此前仅见于南京铁心桥马家店南朝墓、望江矶南朝墓各出土的一件盘口壶与对门山南朝墓出土的青瓷莲花尊三例⁽⁴⁷⁾，由于采用此种装饰手法的青瓷器迄未在南朝京师建康以外的其他地方发现，故不排除是出于定制或窑场为了迎合京师显贵的审美趣味而专门烧制的。

萧子恪墓出土陶牛车的厢舆造型除形制稍小之外，与南京铁心桥马家店南朝墓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可证两墓的年代应极为接近。从马家店南朝墓甬道内设一重石门、墓室内置围屏石榻及石帐座、棺床上铺石棺座等石制葬具来看，其墓主身份应高于萧子恪而臻于侯、伯之位⁽⁴⁸⁾。由于车舆在舆服制度中特有的示范意义，也提示了萧子恪墓出土车舆在形制上小于马家店南朝墓车舆所特有的礼制因素。

萧子恪墓出土的 4 件陶女侍俑，两鬓挽出椭圆形发髻，面貌丰满肥腴，与众多偏于清秀纤丽的南朝陶女俑迥异其趣。与之造型面目相同的陶女俑，仅见墓主被推定为梁南平元襄王萧伟的尧化门老米荡南朝梁墓以及早年发掘的张家库南朝墓两例⁽⁴⁹⁾，且由于萧子恪墓与尧化门老米荡梁墓皆出土了形制同样肥胖粗短的滑石猪，则此三墓在年代上应甚为相近。从形制结构上看，尧化门老米荡梁墓在甬道内建有一重石门，在墓室前部摆放了围屏石榻，在棺床上陈置有石棺座，其等级规格当高于萧子恪墓，但是否即如考古简报判断的那样达到郡王一级或者直接推定墓主为梁南平元襄王萧伟，尚值得斟酌。

史载，萧梁 “（天监）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⁵⁰⁾但实际上这一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纵观有碑表或墓志等文字材料可以确认墓主的萧梁墓葬，凡属郡王等级者，其神道石刻例皆为石兽、石柱、石碑的组合，概无例外。甚至在齐梁嬗替过程中有推戴之功并在梁世膺受重寄的吴平忠侯萧景以及因谦让友与而深为梁武帝嘉许的建安敏侯萧正立，其墓葬的神道石刻在组合上也几乎得以拥有与郡王相同的礼遇。惟有梁始兴忠武王萧憺之子萧暎墓的神道上仅建有一对 “记名位” 的石柱，而萧暎爵封新渝宽侯，由此可推知，尧化门老米荡梁墓的墓主身份等级充其量只是臻于侯爵。并且，从老米荡梁墓东依梁武帝叔父萧崇之侧室夫人王宝玉墓所在的包山，墓前的神道石柱南邻萧崇之长子、梁吴平忠侯萧景墓这一地理位置来作进一步的分析，则尧化门老米荡梁墓的墓主亦应与萧崇之家族有关，也就是说，卒于齐永明六年、入梁后追谥忠简侯的萧崇之本人及其萧景以外的诸子孙，都有可能是尧化门老米荡梁墓的墓主。这其中，又以萧崇之第三子、萧景异母弟萧昂最值得关注⁽⁵¹⁾。

萧子恪墓随葬五铢钱有铜、铁两种，其中，以铁五铢殊值留意。按，梁代铁五铢存世虽众，但出自墓葬者极少，此前在国内仅见于浙江瑞安县芦蒲与湖北武昌吴家湾的两座南朝墓，亦皆与铜钱伴出⁽⁵²⁾。史载，萧梁铁五铢系普通四年 (523) 十二月因给事中王子云议始铸，其前提则是废止铜钱流通，但铁钱投入市场后，民间交易却仍然在使用铜钱⁽⁵³⁾。铜钱的屡禁不绝，使得政府也不得不采放任态度，默许这一违法现象的公然存在。以至时以文才见长的名流任昉在《赠到溉诗》中有云 “铁钱两当一，百代易名实。为惠当及时，无待凉秋日。”⁽⁵⁴⁾可证当时流通领域不仅铜、铁钱混用，而且铁钱与铜钱之比一度稳定地达到 2∶1。萧子恪墓及浙江瑞安县芦蒲与湖北武昌吴家湾的两座南朝墓兼以铜、铁钱随葬，更是为任昉 “铁钱两当一” 的诗句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参考文献：[1] 马砚祥《南京灵山梁墓青瓷莲花尊浅议》，《江苏省考古学会第四、五次年会论文选集》，第 118-122 页，江苏省考古学会 1986 年编印。本文所引灵山大墓的相关材料，皆据此文出，不另注。

[2] 南京市博物馆（邵磊执笔）：《南京市灵山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2012 年第 11 期。鉴于萧子恪墓系继前述出土大型青瓷莲花尊的灵山南朝大墓之后，在南京仙林灵山所发掘的第二座南朝墓葬，故发掘简报中将萧子恪墓编号为 08NQXLM2，简称 M2。

[3] 关于萧子恪墓的形制，限于篇幅与体例，本文仅作了简洁的介绍，详见南京市博物馆（邵磊执笔）《南京市灵山南朝墓发掘简报》。[4] 萧子恪的籍贯、历官、表字与年寿，参见《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南史》卷四二《齐高帝诸子上》。又，本文所引萧子恪兄弟入梁后的史事，亦据此二书出，不另注。

[4] 萧子恪的籍贯、历官、表字与年寿，参见《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南史》卷四二《齐高帝诸子上》。又，本文所引萧子恪兄弟入梁后的史事，亦据此二书出，不另注。

[5] 齐豫章文献王萧嶷与其胞兄齐武帝萧赜以及文惠太子萧长懋之间的关系，可能并没有表面上那样友爱融洽。由于萧嶷才能出众，深得齐高帝萧道成赏识，几乎一度将取代萧赜作为皇位继承人。因此，当萧赜登基后，萧嶷为求自保，刻意表现出谦抑的姿态，不仅事萧赜父子恭悌尽礼，甚至一再请求解职，然据《南史・齐高帝诸子上》载：“（萧）嶷薨后，忽见形于沈文季曰‘我未应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种药，使我癃不差，汤中复加药一种，便利不断。吾已诉先帝，先帝许还东邸，当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纸文书示文季曰‘与卿少旧，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传，甚惧此事，少时太子薨。” 以是藉志异暗示萧嶷终不见容于萧赜父子而遭毒杀之事。

[6] 《南史》卷四八《陆慧晓传》。

[7] 《南齐书》卷四〇《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8]（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十三《齐安乐寺释僧辨传》，《中国佛教典籍选刊》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503 页。

[9] 立于唐武德九年（626）的《大唐宗圣观记》为给事中、骑都尉欧阳询撰序并书，侍中、江国公陈叔达 “奋兹宏笔，为制嘉铭”，清人王昶按语 “一碑而序、铭两人分撰，创见此碑。” 详见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编》第 2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07、609 页。

[10] 李兆洛选辑《骈体文钞》卷二五《志状类・江文通宋安成王右常侍刘乔墓志铭》，世界书局发行 1936 年版，第 555 页。

[11]（宋）陈思纂《宝刻丛编》卷十四 “梁太常卿陆倕墓志，从子襄序，湘东王萧绎铭。”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陈书》卷二五《孙玚传》。

[13] 《北史》卷八三《樊逊传》。

[14] 王宝玉墓志与萧融墓志的撰人题名皆位于墓志的序与铭辞之间，其中，王宝玉墓志的撰人题名作 “铭文大司马参军事东海鲍行卿造”，明示鲍行卿只是 “铭” 这一部分的作者；萧融墓志的撰人题名作 “长兼尚书吏部郎中臣任昉奉敕撰”，但《艺文类聚・职官部一・诸王》所录《梁任昉〈抚军桂阳王墓志铭〉》亦仅见有铭辞部分的内容，此或即李兆洛所谓 “当时志与铭，或出两人手，故诸家集，或有铭无志，或有志无铭，不尽关缺佚也。” 详见邵磊《南齐〈王宝玉墓志〉考释 — 兼论南朝墓志的体例》，《文献》2003 年第 4 期。

[15] 北齐袁月玑墓志的序文作者为袁奭、铭辞作者为刘仲威，北齐元洪敬墓志的序文作者为桓柚、铭辞作者为袁奭，陈朝黄法氍墓志的作者为江总与顾野王，俱参邵磊《略论北齐袁月玑墓志》，《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 年第 4 期。此外，孟国栋撰《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一文检出《魏故使持节侍中司空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徐州刺史王公（诵）墓志》（528）为王诵弟王衍撰序、抚军将军李奖作铭，《魏故假节督南徐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南徐州刺史郑使君夫人李氏（晖仪）墓志铭》（533）为李晖仪之子郑伯猷撰序、《魏书》的作者魏收作铭，《北齐朱岱林墓志》（571）为朱岱林第四子朱敬修撰序、朱岱林侄朱敬范作铭，载《唐研究》第十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45-158 页。又，孟国栋先生大作论列唐人碑志合作撰文现象颇称详备，惟所述 “唐人合撰墓志文还出现了新的方式 —— 重铭和后赞” 云云，恐未必尽然，正如孟先生归纳的 “所谓重铭，即由另外一人在原铭文的后面再续作一首，从而造成一篇墓志铭有二首铭辞的特殊情形”，然据前注 11 所引陈朝五兵尚书孙玚 “及卒，尚书令江总为其志铭，后主又题铭后四十字” 事，可证这一情形至迟在南朝后期即已出现。

[16] 王规事行、历官，详见《梁书》卷四一《王规传》；《南史》卷二〇《王昙首传附王规传》。

[17] 谢举事行、历官，详见《梁书》卷三七《谢举传》；《南史》卷二〇《谢弘微传附谢举传》。

[18] 《梁书》卷三七《谢举传》校勘记。

[19] 据《南齐书》卷四〇《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夹石，子良临终，望祖硎山，悲感叹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请葬兹地。既薨，遂葬焉。” 结合顾野王《舆地志》与《乾隆丹阳县志》卷二《山川》的相关记载来分析，齐豫章王萧嶷所葬的金牛山，当即为今丹阳东北三十五里的经山，至于齐武帝次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所葬的祖硎山，与其兄长、被后世追尊为文帝的文惠太子萧长懋位于夹石的崇安陵，固皆与经山毗邻。而丹阳现存标识明显的七处南齐帝陵，亦皆分布于丹阳东北的经山周围。

[20] 综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来看，梁武帝的兄弟子侄多营葬于京师建康郊野，这其中也包括生前未及登基、却两度被后世追尊为皇帝的昭明太子萧统。事详（唐）许嵩撰、张枕石点校《建康实录》卷十八《梁下・太子诸王传略》，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21] 详见《南齐书》卷四四《沈文季传》；《梁书》卷二四《萧景传》；《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上・吴平侯景》。

[22] 张敦颐撰，王进珊校点《六朝事迹编类》卷十三《坟陵门》，南京出版社 2011 年版。

[23] 此处所列建康东北郊萧梁王侯墓的墓主身份，皆有墓上神道碑及华表或出土墓志可征。

[24] 《南齐书》卷二〇《明敬刘皇后传》。

[25] 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十七《山川志・张山》，《南京稀见文献丛刊》本，南京出版社 2010 年版。

[2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江宁区委员会编《江宁历史文化大观》，南京出版社 2008 年版。

[27] 所谓 “章桥西”，即章桥西侧，据《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桥梁・钱公桥》：章桥，以西接张山，亦名张桥。宋淳熙十一年（1184），留守钱良臣易为石桥，遂称 “钱公桥”。桥在府城东北五十七里，跨七乡河，上元、句容二县以此桥为界。第 381 页。

[28] 明嘉靖十二年（1533）江乘社沈氏兄弟七人所立《重建张山龙王庙碑记》现已移置南京栖霞区仙林大学城管委会院内，碑记拓片与录文刊于南京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文物局）编著《南京历代碑刻集成》，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8、388 页。

[29] 《景定建康志》卷四三《风土志二・古陵》；《六朝事迹编类》卷十三《坟陵门》，南京出版社。

[30] 朱偰《修复南京六朝陵墓古迹中重要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3 期。

[31] 王志高《梁昭明太子陵墓考》，《东南文化》2006 年第 4 期。

[32] 湖北省博物馆（王善才执笔）：《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考古》1965 年第 4 期。

[33] 据《南史》与《南齐书》本传，齐东昏侯萧宝卷早 “在东宫，便好弄”，至登基后，对于物力的靡费更是达到了令人难以理喻的程度，而 “性暴急，所作便欲速成”，其造作 “系役工匠，自夜达晓，犹不副速”。凡此种种，都可视作繁缛富丽如灵山大墓青瓷莲花尊这样的奢侈品，终齐之世得以迅速发展成熟的重要前提。

[34]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 年第 2 期；南京博物院（尤振尧执笔）：《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 年第 2 期；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 年第 6 期；南京市博物馆等（王志高等执笔）：《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考古》1998 年第 8 期。

[35] 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 年第 5 期；南京博物院（霍华执笔）《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2 期；金琦《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考古》1963 年第 6 期；南京市博物馆阮国林《南京梁桂阳王萧融夫妇墓》，《文物》1981 年第 12 期；南京博物院（陆建方等执笔）《梁朝桂阳王萧象墓》，《文物》1990 年第 8 期。

[36] 南京博物院（罗宗真执笔）：《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60 年第 8、9 期合刊；南京市博物馆（姜林海执笔）：《南京西善桥南朝墓》，《文物》1993 年第 11 期。

[37] 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 年第 3 期。

[38] 周裕兴《南京南朝墓制研究》，载蒋赞初主编《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25—327 页。

[39] 设置于南朝墓棺床前的围屏石榻，其榻面上的围屏例由五块下端出榫的石屏构成，但以往所见考古简报如前注 34 所引《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等，却不乏有将此种石围屏指认为龟趺墓志残存志石或小石碑之类的误会。

[40] 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

[41] 南京市博物馆（华国荣执笔）：《南京南郊六朝谢琉墓》，《文物》1998 年第 5 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魏正瑾、阮国林执笔）：《南京郊区两座南朝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 年第 2 期。

[42] 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

[43] 梁吴平忠侯萧景与建安敏侯萧正立墓上今犹存石兽、华表，而据《景定建康志》卷三三《文籍志一・石刻》所记，此二墓旧亦有神道碑，分别题为《吴平侯萧公碑》和《建安敏侯碑》，第 859 页。

[44] 在棺床与墓室左、右、后三壁之间隔出沟隙排导积水的六朝墓葬，主要出现在东晋晚期至南朝早期，而相对广泛地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对北朝墓葬也有所影响。刘宋永初二年（421）海陵太守谢琉墓，是迄今所见南京地区这一构造的墓葬中唯一的纪年墓。

[45]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

[46]（日）曾布川宽著，傅江译《六朝帝陵 — 以石兽和砖画为中心》，南京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 页。

[47] 南京市博物馆等（王志高等执笔）：《南京铁心桥镇马家店村南朝墓清理简报》，载南京市博物馆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5-111 页；南京市博物馆等（马涛等执笔）：《南京市麒麟镇西晋墓、望江矶南朝墓》，《南方文物》2002 年第 3 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魏正瑾、阮国林执笔）：《南京郊区两座南朝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 年第 2 期。

[48]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铁心桥镇马家店村南朝墓清理简报》。

[49] 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墓发掘简报》；王志敏等编《南京六朝陶俑》，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1 页。

[50] 《隋书》卷八《礼仪三》。

[51] 萧昂系萧崇之侧室王宝玉所出，爵封湘阴恭侯，这一爵号与墓上仅树立 “记名位” 的神道石柱相符；其次，萧昂卒于大同元年（535），距萧子恪卒葬仅晚六年，而享寿五十三岁，也大体与南京医学院测定的男性墓主骨龄接近；再者，将尧化门老米荡梁墓的墓主设定为萧昂，揆诸南朝陵墓的排葬制度亦无悖碍，因王宝玉系萧昂生母，而以血缘上的母子关系来规划墓葬区域或方位，在六朝可谓屡见不鲜。唯一不能落到实处的是，尧化门老米荡梁墓神道西柱方版上尚可见 “梁故侍中抚将军” 等文字，而史载萧昂虽为侍中，但生前死后皆未授 “中抚将军”，不过也并不能据此而否定萧昂为墓主的可能性，如梁武帝侄萧正立并无被赠予 “侍中” 的记载，但其人位于南京江宁淳化刘家边的墓上神道石柱方版上却分明刻有 “梁故侍中……” 等内容。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传世文献可能出现的缺遗也是要充分考虑到的。

[52] 详见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瑞安桐溪与芦蒲古墓清理》，《考古》1960 年第 10 期；武昌市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工作组《武昌吴家湾发掘一座古墓》，《文物》1975 年第 6 期。此外，位于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宋山里的百济武宁王陵，亦见随葬萧梁铁五铢钱，中韩学界关于其特征与性质的讨论，参见大韩民国文化财管理局编《武宁王陵 —— 发掘调查报告书》（日本语版），学生社 1974 年出版，第 40、113、114 页；邵磊《百济武宁王陵随葬萧梁铁五铢钱考察》，《中国钱币》2009 年第 3 期。

[53] 《南史》卷七《梁本纪中第七》；《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54]《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引任昉《赠到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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