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九点零三分，人事部张姐站在我工位旁边，手里拿着一张纸，表情像是来通知我中了彩票——但纸上的字是黑色的，不是红色。

“林音，来一下会议室。”

我站起来的时候，电脑屏幕右下角的微信图标正闪着未读消息的绿光。我没点开。我端起那杯刚冲好的速溶咖啡，咖啡粉还没完全化开，杯底沉着褐色颗粒。张姐的香水味先她一步进了会议室，是栀子花味的，太浓了，浓得像是要在辞职信盖上她的气味印章。

“公司架构调整，”她把那张纸推过来，“这是补偿方案。”

我低头看。N+1，按照劳动法给的，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赔偿金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像是用计算器按了三遍。我的视线越过那张纸，落在她身后墙上贴着的团建合影上——上个月我们刚去爬了山，我在照片里站在最右边，笑得像个傻子，手里还举着HR发的印着公司logo的小旗子。

“现在就要走吗？”我问。

“嗯……最好今天之内。”她搓了搓手指，“交接一下。”

我说好，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苦的。我走出会议室，回到工位。九点零七分。

接下来的五分钟可能是我入职两年以来工作效率最高的五分钟。我打开电脑上的所有工作群，公司大群、项目群、小组群、跟财务部的撕逼群、跟产品部的背锅群、还有那个我自己建的、只有三个人的“吐槽老板小分队”群——这个群今天早上还聊过，小王在里面发了个“今天会不会开会”，我回了“祈祷别”，然后老板就在大群里@所有人说十点开会。

我把这些群一个一个点开，右上角，退出群聊，确定。手指在触控板上划出流畅的弧线。然后是微信好友——同事，客户，合作方，还有老板。我去年买了新手机之后，给所有人都做了标签分组，现在这个分类派上了用场。“同事”分组下四十七个人，全选，删除。“客户”分组下二十三个人，全选，删除。“老板”——只有一个，删除。

我甚至把公司邮箱的邮件都清空了，只留了一封自动回复：“此邮箱已停用，如有业务需求请联系相关负责人。”负责人是谁？我没写。不重要了。

九点十二分，我把工牌和电脑放在桌上。工牌上我的照片还是刚入职时拍的，头发比现在短，笑容比现在真。电脑屏幕暗下去之前，我看到桌面壁纸是我自己拍的一张照片——公司楼下那棵银杏树，秋天的叶子黄得晃眼。

我走出办公区，经过前台的时候，小陈叫住我：“林音姐，你去哪儿？”

“出去一趟。”我说。

她“哦”了一声，低头继续刷手机。她不知道，我也不打算让她知道。这两年我见过太多次这样的场景了——有人被叫去会议室，出来的时候抱着纸箱，眼神空洞，像被抽走了什么。然后第二天，那个人的工位就会被清空，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茶水间里会有人小声议论几句，第三天就没人提了。

我不想变成那个抱着纸箱的人。

走到电梯口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是小王打来的。我没接。紧接着是微信消息提示音——我已经把所有人都删了，但消息还是能收到的，只是显示“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一条，两条，三条。我不用看都知道是谁。

电梯到了。我走进去，按了一楼。门关上的时候，我看到走廊尽头会议室的门开了，老板探出半个身子，脸上的表情像是刚发现自己把钥匙锁在车里。

我掏出手机，点开那个“吐槽老板小分队”群——群里剩下小王和老周。我打了几个字：“我被裁了。先走了。江湖再见。”然后点了退出群聊。手机锁屏前，最后一眼是时间：九点十五分。

电梯到达一楼。我走出写字楼，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眼睛疼了一下。门口那棵银杏树还是绿的，夏天还没过去。我站在树下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杯底的咖啡渣粘在舌头上，涩涩的。

手机又震了。这回是短信——老板发的。我存过他号码，但没存进通讯录，所以他发来的时候只显示一串数字。“林音，你怎么把大家都删了？回来我们谈谈。”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三秒钟。然后删除短信，把这个号码拉进黑名单。

两年前我入职那天，老板在全员大会上说公司是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家人。我当时信了。后来我慢慢发现，在这个家庭里，家人是可以随时被“架构调整”掉的，而不可或缺的意思其实是“暂时还没找到更便宜的人”。

这两年里我加了四十七个同事的微信，建了八个工作群，回复了上万条“收到”和“好的”，在凌晨两点改过七版方案，在周末接过三十多个工作电话。我把这些人都存进手机里，给他们点赞，给他们发生日快乐，在群里发红包暖场。我以为这些是连接，是关系，是某种意义上的“我们”。

但九点零三分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这些只是联系人。而联系人和人的区别在于，联系人是可以一键删除的。

走出写字楼范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十七楼，我工作了七百多天的那个窗户，窗帘拉着，看不清里面。也许这会儿老板正在会议室里暴跳如雷，也许张姐正在跟人事部其他人商量怎么联系我，也许小王和老周正在群里疯狂猜测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发生，大家该干嘛干嘛，十点的会照常开，只是会议议程里少了一个叫林音的人。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

我走到地铁站口，把手机里的打车软件打开，定位改成了自己家。等车的时候，我翻了一下通话记录——过去一个月，我跟同事的通话时长加起来比跟爸妈打的还多。我把那些号码一个一个划过，然后清空了通话记录。

上车的时候，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了地址，然后靠着车窗，看外面的楼和树往后倒。手机安安静静地躺在包里，再也没有响过。

回到出租屋，我把手机扔在沙发上，给自己倒了杯水。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空气里的灰尘浮浮沉沉地飘着。我坐在床边，突然不知道该干什么。这两年我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没有未读消息，没有待办事项，没有人在等我的回复。

我拿起手机，打开通讯录。最上面是“新的朋友”那一栏，红色的数字标着“99+”。我没点开。我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桌上。

下午三点，我打开电脑准备改简历。邮箱里躺着一封新邮件，来自老板的工作邮箱。标题是“重要：关于今天早上的事”。我没打开，直接点了举报垃圾邮件。

窗外那棵银杏树的叶子还是绿的，但我知道再过两个月它们就会变黄，然后落下来，铺满一地。那是我去年拍过的那棵树，今年它还会再黄一次，只是我不会再拍它了。

我关掉电脑，打开冰箱，拿出一瓶啤酒。拉环拉开的那一声很轻，像是什么东西断掉了，又像是什么东西刚刚开始。

手机还扣在桌上，屏幕朝下，安安静静。阳光慢慢从地板上移走，天快黑了。

我喝完那瓶啤酒，把空罐子捏扁，扔进垃圾桶。然后我打开微信，重新注册了一个账号。头像是一只猫。昵称只有一个字：林。

好友列表里，一个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