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枚银元从天上砸进湘西山谷，最先听见动静的，不是官兵，是凤凰县维新乡一带的庄稼人。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山里先是一阵轰鸣，接着，一架美制 C—46 运输机拖着烟，从凤凰县西北方向的山岭上空栽下去。
峡谷里一声闷响。
火光起来了。
有人赶到坠机处，只敢站在远处看。铁皮烧得发黑，树枝上挂着碎片，泥土里、草丛边，却闪着一点一点白光。
有人弯腰捡起一枚，往衣襟上擦了擦。
是银元。
不是一枚两枚，是一箱又一箱摔开后的银元。五十箱，约十万枚。
那一刻，山里人看见的不是国民党飞机，也不是败局里的军费。
他们看见的是能买粮、买盐、还债、盖屋的硬通货。
金圆券早已不顶用。到了一九四九年春，许多地方收付又改用银元。纸票子一天一个价，银元拿在手里，才像钱。
所以火还没完全灭，胆子大的人已经往残骸边靠。
一个背篓装不下，就用衣服兜。
衣服兜不住，就找袋子。
有人把银元藏进灶膛底下，有人埋到屋后菜地里，有人连夜往亲戚家送。山路黑，脚下打滑，怀里却沉甸甸的。
沉得人心发慌。
这笔钱本不该落在这里。
一九四九年五月，南京已经易手，解放军继续南下。湖南尚未和平解放，湘西山高路险，地方武装、保安队、土匪势力盘根错节。
国民党方面还想在西南、湘鄂川黔边区留下一些能牵制局势的力量。
钱，比命令管用。
这架飞机载着的十万银元，便成了乱局里最直接的筹码。它从广州方向起飞，原本要把银元送往指定地点，最后却摔进凤凰县的山谷。
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银元却活了。
消息走得比人快。当天晚上，维新乡附近已经有人摸黑上山。到第二天，山谷里不只有村民，还有带枪的人。
地方恶霸、乡里头面人物、县里的武装，都盯上了这片坠机地。
这不是捡钱了。
这是抢命。
没多久，凤凰县防剿委员会的人到了。
余子坤带着县防大队进村时，村民已经把银元藏了两天。天刚亮，枪口堵住寨口，挨家挨户搜。
屋梁上找。
灶灰里扒。
床脚下撬。
菜地、猪圈、柴垛，一处一处翻。谁不交，谁就挨打；谁说没有，家里自己的钱也保不住。
有人前两天还抱着银元睡觉，第三天就被逼着把埋好的土坑刨开。
白花花的银元倒出来，落在木桶里，哗啦一声。
人不敢看。
这就是代价。
县防大队不只收坠机银元，也顺手搜走村民家里原有的钱财。许多人分不清哪枚是捡的，哪枚是祖上留下的；官兵也不需要分清。
有的村民逃进山里，几天不敢回屋。
有的被押着盘问。
有的为了凑数，变卖家当，借钱补交。原先以为天上掉下富贵，转眼才明白，富贵后面跟着枪。
十万银元没有回到它原本要去的地方。
一部分被村民最早捡走，随后又被搜缴；一部分落进地方武装和土匪头目手里；一部分埋进泥土，后来再也说不清去向。
余子坤等人以追缴为名，前后搜刮了相当数量的银元，还雇人继续到坠机处挖掘。每天几块银元的工钱，叫人再去山谷里翻泥土、撬石缝。
山风吹过残骸。
银元还在泥里。
可村民已经不敢再弯腰捡了。
这场“天降横财”最反常的地方就在这里：钱是真的，灾也是真的。
它砸下来的，不只是一架飞机，也是一九四九年旧秩序的最后一块碎片。国民党方面的军费、地方豪强的枪、土匪的贪念、百姓对硬通货的渴望，全在那个山谷里撞到了一起。
到八月五日，长沙和平解放，湖南局势翻开新页。
到十一月，凤凰县也迎来解放。
山里的枪声慢慢远了，坠机地的草又长起来。可维新乡一带的老人往后再说起那年五月，记住的不是谁捡了多少银元，而是谁家被搜过，谁家挨过打，谁连夜把门板卸下来挡在屋口。
那枚被泥水裹住的银元，曾在火光边亮了一下。
有人把它攥进手心。
很快，又被枪口逼着摊开了手！
参考资料：
《凤凰县志》，凤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人民网党史学习教育：《长沙和平解放：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宣告和平解放》。
中国银行官网：《“粒米百元”——恶性通货膨胀给中行带来严重影响（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九年）》。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海解放初期何以开创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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