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7日，前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病去世，年仅55岁。
他文理兼修，从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专业跨向经济学，曾独辟蹊径搭建了适配中国市场的本土宏观大类资产分析框架，深刻地影响了国内机构宏观投研范式，是业内公认的卖方宏观研究标志性人物。
他硕士毕业后入职央行，旋即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后拜入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门下攻读博士，并在毕业后投身实业。他兼具央行政策研究、券商卖方、国家智库三重履历，是站在金融一线感受宏观大势的学者。
他研究逻辑锋利、敢于和市场主流观点对赌，他以产能周期、资产重估两大原创理论为剑，精准预判二十年来中国历次市场的关键拐点，自有 “一语定周期、看透周期冷暖” 的锐利感。
当然，因为一心求实，敢于说真话，力求打通实体产业、货币金融、资产价格的关键节点，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前景，他在职业生涯的晚期起起落落，却赢得了众人的尊重与褒扬。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高善文的治学求真之路恰合此道。
① 青春梦
1985年秋天，14岁的山西农村男孩高善文第一次出远门，去县城的临汾一中读书——他出生于临汾南部山村的一个教师家庭，冬天要踩着积雪翻山往返上学。此前他最远距离的冒险，是去邻村赶一年一次的集市。
很多年后，他自嘲少年时代的生活被精准地固定在了：
以出生地为圆心，半径大约四公里的范围之内。
不难想象，去临汾县城上学，对农村娃高善文来说不仅是此生能够想象到的最远、最激动人心的冒险，而且还是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起点。
33年以后，他在随笔中说到：
中考以后，我收到了临汾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兴奋得彻夜难眠，把通知书压在枕头底下，半夜起来翻看摩挲好几回，只担心这一切不是真的。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失眠。三年以后收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反而很平静，远没有当时那么激动。
那时候，内地省份的教育资源还没有被省会城市的“超级中学“所吞噬，县中里藏龙卧虎，不乏才学高绝、人格魅力上佳的教师。
给高善文授课的老师中，有一位因家庭问题而留在当地的北京知青，她给县城里的孩子讲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讲起文学、美学与艺术；她鼓励同学们有机会去北京学习、工作，去清华园里实地看一看，“像刚出浴的美人”的荷花，究竟是什么模样。
新世界的大门在高善文面前徐徐打开，像美酒般令他沉醉。
（2018年，高善文回忆在临汾一中的求学岁月）
上世纪80 年代是工科的黄金年代，无线电又是口口相传的“顶尖硬科技“，就连气功骗子都号召大家顶着一口铝锅，接受来自宇宙的神秘力量。因而数理成绩断层式领先的高善文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懵懵懂懂地填报了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没有一丝与经济学相关的想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注：当时是先填志愿再高考）。
至于选择北大还是清华，他是这样解释的：
高考前夕，我曾经在报考北大，还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间颇为纠结。后来听人说北大思想自由、环境宽松，便选择了北大。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我有两大雅好：一是喜欢凑热闹（属于看热闹不嫌乱子大的类型），二是好为人师（属于不懂装懂的类型）。
1988年秋天，高善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当时适逢北京大学90周年华诞不久，校园里喜气洋洋，但又宽松自由，像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型农贸市场。只不过这个“市场“中叫卖的并非具体的商品，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
在这所与他的气质契合的大学里，真正让高善文产生激动情绪的，是在北京大学听过的两个讲座。
第一个讲座是开学典礼后无线电系的一位教授在北大二教101教室主讲的《物理学与美》。教授从古希腊自然哲学讲到经典物理的恢弘大厦，再谈到波粒二象性的和谐之类：
对一代又一代的大物理学家来讲，他们试图去观察理解宇宙时，在起点上他们便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相信制约世界的规律是简单的，是美的，相信规律一定是和谐的。这种对自然规律中存在着深刻的美与和谐的信仰，给我以长久的震撼和启迪。
托互联网时代的福，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这场讲座的核心思想完全对应杨振宁1982 年的经典论文《美与物理学》，但在当时（1988年），这种超前的思想深度与哲学高度，对于年轻的高善文而言是无比震撼的。他深信，物理学的底层信仰可以移植到社会学领域，是简洁、和谐、可统一的世界规律。
这套 “先假设、再推导、实证验证、可证伪” 的科学范式，被高善文完整平移到日后的宏观研究，是他整套研究方法论的理论源头。
在安信证券的一次闭门研讨会上，高善文直言：
如果没有这场物理学讲座，我不会把 “实证、因果、拒绝单纯相关性” 作为经济研究第一准则。
第二次讲座则纯属偶然。
大二时候有一天，高善文路过北大一教，看到阶梯教室里人头攒动，就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理进去旁听。
这个讲座的主讲人是曾任周恩来同志外交秘书、时任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主讲的内容是“邓小平访美与中国的未来“。正是在这次讲座中，高善文第一次了解到了物价波动、商品供需、生产部门转移、柯本-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等”不听就没想过，但一听就懂，一点就透“的经济学概念，他诞生了一个逐渐清晰的想法：
对于一个爱看热闹、好为人师的青年而言，物理只能解释自然，经济学才能解释真实社会运转。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的阶梯教室）
他同宿舍室友王国斌（北大化学系86级学生，东方红资产管理创始人）一道，买回经济学原理与数理统计讲义，反复推演、研讨经济学模型，读着读着就陷入遐想，书本滑落到膝头。
他巴望成为穷经皓首的经济学者，又希望成为指点江山、从之者众的“国师“，他就如同困在小镇的艾玛·包法利一样心情激荡：
她想去死，又想去巴黎。 （She wanted both to die and to live in Paris.）
于是，情绪亢奋的高善文找到了北大经济学院的一位学长李勇，在后者的帮助下，高善文得到了报考北大经院研究生的必修书单，上面列出了不少美国大学经济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经典教材，不少还是原版书目。
考虑到当时国内高校的经管专业还是以《资本论》为圭臬，这份开放的书单让高善文获益良多，同时还培养了他另一个兴趣特长：
他锻炼出了阅读英文原著与学术刊物的习惯，他迷恋《经济学人》论据扎实、逻辑锋利，又带着讽刺幽默的文风，撰写具有明显个人风格的“美式中文“研报，习惯站全球视角审视中国周期。
1992年，高善文攻读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前身）宏观经济分析专业。硕士期间，高善文继续其英文偏好，他的硕士论文做的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研究，写论文时拒绝照抄国内的教科书的“二手资料”，坚持追溯英文原始论文，导师评价他：
充满理工科式的较真，在经济系学生里极其少见。
（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的自习室）
在北大燕园求学的七年，高善文深知自己并不是最聪明、最勤奋的人，习惯自嘲的他如此概况他的本科学习生涯：
我本科四年焊过很多电路板，但还是不如同班同学焊得漂亮，最后电路没研究明白，反倒学会一套物理学家式的逻辑推演工具，只能拿去分析股市和通胀，这就是跨专业的一项比较优势——至少经济学是这么说的。
高善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早早地认识到，真正长久可复用的竞争力从来不是单一技能的绝对顶尖，而是跨领域叠加出来的比较优势——学历门槛、信息差在短期内能获利，但思维框架带来的比较优势，才是长期分析市场的底层根基。
当然，对于被高考折磨得欲仙欲死的中国青年而言，高善文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考上一个好大学的优势，不在于它的文凭含金量与校友关系，而在于在校期间老师的言传身教、同学的耳濡目染，以及纷至沓来的各类宝贵信息。
高善文非常怀念在校的时光，怀念那个整天傻呵呵看乐子，什么热闹都要凑上去的自己，他也非常推崇罗素的一句话，
The time you enjoy wasting is not wasted time.
（你心甘情愿用来消磨热爱之事的时光，并不算浪费）
② 工作中
1995年，高善文硕士毕业，顺利地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负责宏观经济监测、政策文稿、数据研究。也就在这一年，中国银行副行长周小川调任央行下属的外汇管理局，并成为央行党组成员。
高善文的分析报告很快就进入了周小川的眼帘，因外汇政策、跨境资本、货币政策配套改革的业务关系，这位于1994 年刚拿到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学术型官员”，非常欣赏高善文“敬畏现实数据、拒绝纯纸上理论” 研究风格，另外，周小川也不认为高善文“像外国人写中国文章”的文风是一种罪过，甚至公开表示出这种文风：
很对他的胃口。
1999年，高善文以在职研究生的身份进入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攻读博士，导师就是刚升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
和传说中的“镀金博士”不同，高善文白天处理央行货币政策实务，晚上回家推导周期模型、处理海量进出口、物价数据。白天实操、晚上建模，这套 “政策实操 + 量化实证” 结合，是别家宏观分析师没有的优势。
他还回忆起读博期间，周小川经常请博士生们去央行内部小食堂吃饭，食堂口碑很好，但博士生却没有胃口品尝，因为学生们在吃饭时需要轮流汇报日常学习进度和研究思路，而且每个学生都必须大胆质疑至少一个经济学中的主流观点，要做到有理有据。
当然，周小川对高善文的表现看在眼里，早年曾评价他：
善文能沉下心做实证，以后能做出独一套的东西。
这个判断后来被应验了，但可能周行长也没想到，高善文能做得这么好。
2003年，高善文博士毕业后，没有追随导师脚步在金融监管领域深耕，反而是应昔日北大学长李勇的邀请，加入了光大证券。
没错，这位当年劝说高善文弃理从文、考入北大光华的学长，再次和高善文一路散步，一路畅谈，以非凡的口才说服了小师弟离开舒适区，进入业界：
想解释国家经济运行，光站在庙堂之高是不行的，你得贴近地面，才能绝知此事要躬行。而且，你已经三十多岁了，再不接触实业，什么时候真正了解行业问题呢？
高善文开启新的职业生涯，遭到了一片质疑。
资本市场的分析师分为卖方和买方两类。卖方分析师被券商研究所雇佣，服务于全市场机构投资者，靠机构客户的交易佣金分仓变现，要求具备丰富的产业调研经验，业绩由市场说了算。
而高善文是出身央行的政策研究人员，优势在于宏观经济监测，不直接服务投资，也不接触二级市场交易，从没对外卖过报告，他行吗？
高善文为光大证券研究所组建团队。由于初创，前景难料，加之当时股市低迷，研究所基层员工800元的工资都发不出，甚至不得不与上海浦东张杨路上一个居民楼里的底层商铺签约，作为办公场所。每天中午，隔壁川菜馆传来炒菜的香气，准点提醒研究所人员午餐。
高善文有一点点疑惑，思考起李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言是否适当。但一想到同行的质疑，他又憋着一股劲，关起门来，蓄力，发大招。
2006年3月，股权分置改革落地初期，上证指数停滞在1250点，市场普遍看淡后市。在这个敏感节点，银行监管部门面向商业银行、券商宏观研究专家召开了一次行业内部形势研讨闭门座谈会，探讨改革方向与振兴措施。
高善文以首次以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而不是以会议召集者身份），作为市场宏观研究代表发表演讲。他没有来自业界代表的拘谨，反而完整地抛出了“广谱资产系统性重估” 的核心判断，直言市场不需要拯救，它就站在了历史性周期的起点上：
从货币信贷加速和产能过剩加剧相并存的现象来看，中国广谱资产价格，包括股票和房地产等在内，可能将经历一轮比较大的重估。
这种乐观的情绪惊呆了在座各位，甚至央行官员都觉得，高博士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理论逻辑还需要时间检验。
高善文对于这份好意似乎并不领情，他随后陆续写出多份研报，参考1980年代日本与台湾的资产重估经验，从国内规模以上实体经济部门的资产配置行为出发，以经常性账户失衡和人民币汇率低估为切入点，推导出中国资产价格重估的内在逻辑。
高氏“资产重估理论”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就是以居民、企业、银行微观资产负债再平衡为核心，认为贸易顺差带来流动性扩张，银行信贷派生过剩流动性，从而使得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导致实体投资回报率下行，多余资金自然持续流入股票、房地产等金融资产，催生全面资产价格重估上涨。
从2006年3月高善文明确提示 A 股将迎来一轮史诗级估值上行后，上证指数从 1300 点冲至 6124 点，该理论一战出圈，后续多次用于解释 2009 年地产上行、2014 年杠杆牛市等。
但高善文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预测多么特殊，更不认为市场的繁荣就必然代表了“正确”。2007年10月，高善文团队在研报中提醒：
资产重估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资产价格的泡沫化过程。就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情况看，股票市场无疑存在相当明显的泡沫。 现在的问题是，重估过程可能还没有结束，股票市场的泡沫还在进一步吹大，但从长远看，目前的市场估值水平是无法维持的，并可能在未来某个时点，通过股价剧烈下跌的方式来完成修复。
就是高善文一贯的研报风格：重视逻辑，重视信息传播，在报告中尽量避免枯燥的术语，擅长把晦涩的理论说成散户都听得懂的大白话，而且还不忌讳、不回避经济问题的负面隐患。
和一大批批着分析师的道具、离开镁光灯就不能活的戏精同行相比，高善文的出现，无疑是一股清流。
2004年，入行不到一年的高善文在《新财富》的机构投资者投票中，一举夺得宏观经济分析方向第一名，当时的评论是：
资产重估理论是国内首个打通国际收支—货币供给—大类资产自上而下的实操框架，目前已经成为公募、保险机构标配的分析工具。
此后，高善文还跳出传统 “三驾马车” 的需求侧分析方法，首创了可贸易/不可贸易部门二分法，通过贸易盈余波动反向识别经济驱动力量。这就是业内宏观行业研究无法回避的、作为中长期经济总供求核心分析框架的：
产能周期理论。
高善文认为，在产能扩张期内，企业资本开支上行、进口增加、贸易盈余收窄，通胀温和上行。
但由于信息的传递具有天然的滞后性，扩张期的末尾必然衔接产能过剩期，此时投资收缩、出口挤占内需、贸易盈余走高，实体回报率下行，资金转向金融资产。
资金像是微观经济部门最严厉的父亲，其意义不只在于“避实向虚”、“追求更高的利润”，而是承担着淘汰落后产能，再平衡供需关系，修复盈利的严肃功能。产能出清期不是人人喊打的怪兽，而是客观存在的，地位与维护市场正常生态的秃鹫彷佛，是构成完整产能周期的重要一环。
这套框架完美解释了2012 年后中国持续产能过剩、2016 年供给侧改革、2020 年后重启内需等中长期特征。
至2012 年后主动退出所有市场投票榜单，不再参与评选，高善文15次参选新财富，11次夺得宏观经济第一名，其中2004-2007 连续四年位居榜首；在证券市场周刊的"远见杯"预测竞赛中，他四次参赛三次夺冠，宏观指标预测误差长期居于行业最低。
什么是行业GOAT的含金量啊？这就是。
③ 方法论
现在我们要说一说，高善文是如何做研究的。
事实上，他把自己的求学、转业、研究经验，全部明明白白地写成文章，结集出版为《经济运行的逻辑》。
我认为每一个行业从业人员，或是立志于成为宏观行业研究人员的学生，以及试图从更高维度理解中国宏观经济（尤其是中国式增长）的经济学爱好者，都应当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
它值得你拥有。
该书完整地描述了作者关于研究方法的思考。例如在《光线是可以弯曲的》一文中，他以“蚂蚁找家”为例，提出分析师应当怎么研究因果关系。
2006年，国际学术顶刊《科学》上刊发了一篇名为《The ant odometer: stepping on stilts and stumps》的论文，翻译为中文就是：
《蚂蚁的里程计步器：踩高跷与截短足肢实验》。
文章指出，经过长期的进化，天生视力较弱的蚂蚁通常根据沿途留下的气味（内含信息素）进行定位，每次都寻着味儿回家。但生物学家怀疑，撒哈拉沙漠蚁不靠着味道，而是根据体内自带的里程计步器定位——每次蚂蚁离家，计步器自动打开，统计蚂蚁走过的步数，档蚂蚁决定回家时，计步器反向工作，当步数清零后，蚂蚁就知道到家了。
那么，怎么判断这个“里程计步器”假设是不是正确的呢？
普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抓来一百只蚂蚁解剖，查看蚂蚁体内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定位功能的器官或组织。但这个思路很难走通，因为人类不是蚂蚁，没法把具体的生物功能与器官一一对应起来。
生物学家Matthias Wittlinger等人设计了一个逻辑清晰、可反复验证的实验。
他们认为，如果计步器假设成真，那么可以把走完某段路程的蚂蚁分为两组，一组粘猪鬃加高腿（高跷组）、一组截断半截腿（短桩组）。那么拥有大长腿的蚂蚁就会经过巢穴后继续行走，走过头后再停下来，而拥有小短腿的蚂蚁会走到一半就停下来。
实验结果完美地证实了两组蚂蚁的行为表现，由此证明计步器假说的正确性。
高善文在安信证券的内部培训演讲稿中引用了蚂蚁回家的实验，用来阐释科学研究的四步法，即观察现象→提出假说→推演可检验预测→实证检验，是国内财经圈第一次把该生物学实验作为经济学方法论案例。
这就不能不说我在2021年底，根据英国皇家学会《气候变暖对信天翁离婚率的影响》一文，描绘了恒大集团美元债违约的决策路径（参见《》）。
这篇文章虽然阅读量只有可怜的1000人次，但我写得艰难，也很有成就感。而当时写作的动力，就是模仿高善文先生培训稿的文章框架，借生物学期刊的研究讨论经济学案例。
感谢高善文博士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博士在《光线是可以弯曲的》这篇经典研报上，还创造性地提出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区别。他认为因果关系的确定需要至少把握三个要点，首先是预测必须是可观察的、明确的和排他的；其次是尽可能地排除内生性问题；最后是寻找对比样本的测试。
他身体力行，根据以上原则撰写了《刘易斯拐点与通货膨胀》一文，认为中国已经事实上越过了刘易斯拐点。
他独创的实证方法精巧得近乎于作弊，即通过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价格分化，反推低端劳动力供需变化。
高善文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统计口径与统计数据并不能反映真实就业情况，但留在农村的农民劳动力必然要参与农产品的生产过程。
而农作物的劳动密集程度又天然存在差异，例如花生、油菜籽、棉花等作物，生产同等产量，需要大量人工播种、除草、采摘、收割，很难大规模机械化，劳动力成本占比在横轴最右侧。而小麦等大宗主粮，耕地、播种、收割全程农机普及，化肥、农机、农药的成本占比高，人工占比显著更低，散点图横轴靠左。
同时，我们普遍认为农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农户是价格的接受者，产品的长期价格反映了长期生产成本。
因此高善文提出，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足，农民工工资长期停滞；而在拐点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工业和农业竞相争夺劳动力，农村雇工的工资将持续增长。这将导致一个肉眼可见的经济现象：
对于低劳动密集型作物（例如小麦），由于人工占总成本的比例较低，因此生产成本抬升有限，长期价格的涨势较为温和。 但对于高劳动密集作物（花生、棉花、油菜），人工是生产该商品的核心成本，用工成本的提高势必大幅增加单位生产成本，从而导致终端售价的飙升。
高善文以2000–2007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此期间，排除气候、需求、通胀、农产品进出口等因素影响后，弄作物劳动力密集度越高，2000–2007 年间累计价格涨幅越大。
同时，他以1990年代的数据进行对照检验，发现这个时间区间内农产品劳动密集度和价格涨幅无显著相关性。
这就说明，中国在2000年之前（90年底）与之后（入世后的用工潮），对应着不同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越过了刘易斯拐点。
当然，高善文这篇关于刘易斯拐点的研报招致了众多的质疑和谩骂，最主要的反对者正是产业监管者和地方官员。他们认为高善文的结论危言耸听，提前宣告了代加工模式的人口红利产业见顶，否定了当时内地省份大力引进低端制造业、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的政策端努力，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于是，高善文被批评为自带 “市场派、资本视角” 的标签，是“走出农村后否定农村的既得利益者”，是“何不食肉糜”的脱离实际的学者。
直到2015年底，我国发布新一轮五年周期数据，CPI 中枢、城乡工资、工农价格裂口…相继验证其判断，对高善文的质疑声才大幅消退。
但别忘了，2015年底我国发生了什么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这就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如果高善文关于刘易斯拐点的文章早早获得公允的评价，对宏观政策产生积极影响，当时的棚改政策、地产狂潮还会狂飙突进吗？对今天的影响又将是怎样的，会不会根据农村剩余劳动力见底，人工成本长期上行的基本趋势，提前对消费端改革、对制造行业资产定价形成更有成效的长期指引？
历史不能假设，但思维无法停止。
④ 身后名
如果仅以构建本土化中国宏观投研体系、重塑卖方研究方法论标准、对人才培养与行业生态贡献的成就论处，对高善文的评价也就止步于此了。
但是，如果从做人做事的角度，对高善文的推崇，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同样适合于对他的批评。
1971 年，高善文生于山西临汾南部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务农。他把这段艰苦记忆写进《经济运行的逻辑》开篇，造就他对底层供需、民生周期天然的共情，也是他 “敬畏现实数据、拒绝纯纸上理论” 研究风格的源头。
他自述 70 年代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普遍带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朴素家国情怀，这也是后来他放弃纯理工、转向宏观经济的隐性动因——想解释国家经济运行，而非只研究电路。
在日本进修期间，他详细调查了日本经济的起落，直言回头再看中国，方才看清本土产能、信贷、外贸独特的运行逻辑，避免直接照搬欧美模型的通病，也要尽量避免日本九十年代走过的弯路。
他在《代后记》一节中回忆少年求学、北大读书岁月，再次提及物理转经济的底层思考，解释理工背景如何让他重视数据与逻辑调查。把理工科 “实验、证伪、对照” 思维贯穿所有经济分析，所有宏观结论均配套对应的调查、数据核验思路。
最重要的一点，他强调讲真话。
2024年12月3日，高善文在深圳举办的国投证券2025年度投资策略会上，发表名为《云横秦岭家何在》的主题演讲。
他说当下社会呈现分化显著的生存状态，存在一个反常的悖论，即人口结构越年轻的省份，消费增速反而越慢；老龄化程度越高的省份，消费增速反而更快。这是因为：
1，退休群体拥有刚性、逐年上调、跑赢通胀的养老金，无房贷、育儿大额负债约束；收入不受经济周期、就业市场冲击；
2，青年群体就业压力大、薪资预期持续下调，背负房贷、育儿压力，对长期收入信心走弱，因此主动压缩大宗消费、降低消费意愿；
3，最惨的是上有老下有小，承担家庭全部开支，职场竞争内卷、收入增长停滞，同时背负债务，收支两端持续挤压的中年人，消费意愿最弱。
高善文形象地把这种现象概括为：
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
然后，这番讲话就给他引来了无穷的麻烦。
但高善文不为所动，坚持认为他观察到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认为人们只有正视客观问题的存在，才能去寻求正确的改革方案，只会做价值判断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你不能指望对着电影角色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的观众去评价电影表现艺术的高低。
甚至于，他没有登味十足地说着片汤话，而是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进一步表述自己的心情：
我们 60、70、80早期的这一代人，完整踩中了改革开放、城镇化、全球化三轮长期上行红利，大概率能分享到时代增长收益，我自己也实实在在拿到了这一轮周期的红利，对此我心里一直清楚… 但现在年轻人面对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存环境…单靠勤奋很难复刻我们当年的上升路径…成长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改变。
他说到新冠疫情结束后，因为疤痕效应，局面消费不会出现报复性反转，而是会出于安全性的考虑紧缩开支，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因此，他对当代青年人叙说着最掏心窝子的大实话：
1，不要被宏观GDP增速数据所迷惑，从而盲目创业、激进买房； 2，务必以手里的现金流、所处行业真实就业环境，作为个人投资消费决策的重要依据； 3，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当未来收入预期下调时，降低欲望、捂紧钱包，是自保的最优解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高善文是一个习惯性唱衰的情绪操控者，他会踏踏实实地提供切实的努力方向与建议。
例如他说日本在泡沫破灭后，大量企业出海，在创造惊人利润的同时，也成为日本走出“失落的三十年”的重要原因，他建议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抓紧出海，推动股权资产从"GDP定价"转向"GNP定价“。
他在2024年12 月的《云开雾散・曙光现》年度策略演讲中，对年轻人是这样建议的：
掌握生产力的人适合出海，掌握生产关系的人适合留在国内。现在年轻人没有普惠增量，必须认清自己的禀赋做选择，两条路不存在孰优孰劣，只看自身擅长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实在人，因为太丧，因为不够正能量，于是被批评为投降失败论调。在泄露了“掌握生产力的人适合出海，掌握生产关系的人适合留在国内“的天机之后，他的微信公众号"高善文经济观察"和一些短视频账号在平台上相继无法正常访问。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高善文在研报和发布会中，质疑2023年和2024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增速与GDP增速的统计数据存在异常，而且异常值均超过了二至三倍方差的水平，这也就是所谓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总有一个存在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高善文绝不是一个哗众取宠、好为人师的假学道。2018年北大120周年校庆期间，他联合同宿舍好友王国斌等人，发起设立秦靳奖学金，总捐赠额达到3000万元，是当时北京大学单笔规模最大的本科生奖学金项目。
2025年9月，高善文通过视频为2025年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的嘉宾欢迎晚宴致辞，两个月后，他从国投证券（由安信证券更名）离职，安心治病。
我只想说，连泰国人都明白什么是自信，什么是他信，我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青年人，应该不输泰国人吧？
这一点，王小波早就在一篇杂文里说得清清楚楚了。
在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里，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斯泰芬，问后者有什么长处和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却有着一项迷之自信：
他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王小波对此进行了精准的点评：
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
Anyway，昨天下午，中国最好的宏观经济分析师走了，这是行业的重大损失，也是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
人间不见观潮者，世上已无高善文！
——（全文完）——
写在后面的话：
1，昨天下午惊闻高善文先生去世，和读者群的群友们分享了一些对他的评价与看法，深感不成系统，故而承诺写一篇文章。毫无疑问的，文章成稿较晚，但正文一万多字，内容扎实不扎实，态度诚恳不诚恳，你们看完就明白了。
2，向群友普及了一番高善文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运行的逻辑》。这本书很薄，而且文风平实，文字有趣，即使以门外汉的身份去阅读，也是很有收获的。绝对是强烈推荐。
另外我要说清楚，单独发头条打广告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但文章中推荐的书籍（我只发这一类）绝对是我读过，而且觉得有推荐价值的，并且人大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中的地位，懂的都懂。这是两个不同的逻辑，望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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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ul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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