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8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将军在山东淄川大矿地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行总结：“对莱芜战役的总结，本来应该请军长报吿，但军长要我来讲,因此今天的报吿不能算是总结，仅仅是我对莱芜战役提出一些看法。”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听到粟裕将军的开场白，一定会发出尊敬的微笑，也当然知道粟裕将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称陈毅元帅为“军长”，很多新四军系统的将领，也习惯称陈毅元帅为“军长”，“军长”前面是不用加姓氏的，尽管陈毅元帅不是新四军第一任军长，但在新四军将领中，一提“军长”，大家都知道指的就是陈毅元帅。
粟裕将军在《莱芜战役初步总结》中总结：“敌人在指挥上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怕分散为我各个歼灭，随时将兵力集中。加上部队素质差，因此抓得更紧，靠得更拢，四五万人挤在东西六七里、南北仅三四里的狭小区域内，无法展开，在我炮火杀伤后迅速为我歼灭。”
粟裕将军在总结中承认：“我们对敌情的了解还不够，特别是对王耀武的指挥特性了解很差。如果我们了解到王的性格大胆果断，能命令其部队一天一晚后撤百里，那我们即可大胆地将部队插到济南附近，这样，敌第十二军也就无法逃跑了。”
王耀武是蒋系高级将领中少有的“明白人”，他见势不妙马上命令霍守义（1947年7月13日在兖州战役中投诚）往回跑，于是第十二军在莱芜战役中侥幸逃脱，七十三军和整编四十六师（整编师为军级建制，所以部分史料说莱芜战役歼敌两个军也是对的）。王耀武在《莱芜蒋军被歼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统计：“莱芜战役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军、一个整编师、一个新编三十六师，共越六万多人。将级军官除整编四十四师师长韩练成、新编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两人逃脱，其余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活捉。”
我方统计的战果是歼敌蒋军五万六千人，王耀武得到的数字是六万多，这也是符合史实的：一方面是有一些溃逃蒋军没有回济南归建，另一方面是蒋军军官吃空额严重，账面上一个军有三万人，实际可能只有两万五，五千空饷被各级军官吃了，被歼灭正好“平账”。
粟裕副司令员（后为代司令员、代政委）原本是想把霍守义的第十二军也包了饺子吃掉的，但因为王耀武反应太快，这块眼看就要煮熟的鸭子飞了。所以粟副司令很遗憾：“这说明我们不仅要了解敌人番号、兵力、装备、战斗力及部署等，还应了解敌指挥官之性格特点。”
王耀武的性格很复杂，他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了自己对当时军情的分析：“当时我不同意分散兵力进驻莱芜、新泰，曾建议十二军以博山为依托，在明水、博山、莱芜地区活动，如解放军的大部队来攻，即退入博山的既设阵地，与在博山的七十三军协同作战。但蒋介石和陈诚都不同意我这一建议。”
老蒋和陈诚根本就不听王耀武等前线将领的分析，尤其是陈诚，为了说服老蒋甚至不惜谎报战功，王耀武心知肚明却不敢拆穿，只好能“救”一点是一点——事实上霍守义的第十二军并非王耀武的嫡系，他真正的嫡系是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即七十四军）和韩浚的韩浚的七十三军（即整编七十三师），但危急关头，韩浚跑不掉，就只能让霍守义跑掉了。
王耀武当时已经预判到韩浚和李仙洲已经逃不出来了，让霍守义“接应”韩浚，那就得再搭进去一个军。1947年2月的王耀武可谓上挤下压焦头烂额：被困莱芜的李仙洲向要求接济粮弹，守吐丝口的新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要派部队解围，截至二月二十一日，陈诚承诺的援军连一个团也没有到位。
王耀武很悲观地判断：莱芜守军缺粮少弹，这样大的部队光靠空投根本无济于事，一旦弹尽粮绝，就只能全军覆没；吐丝口的曹振铎迭电求援，但济南根本就抽不出兵力，解释能抽出一两个师，也是无济于事，只会继续给解放军送战果，而且济南精锐已经被李仙洲带走，如果连二线部队和杂牌也派出去，解放军乘胜追击，济南就更守不住了。
王耀武不敢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写得太“高明”，但谦虚谨慎的粟裕副司令员却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王耀武进行了深刻剖析：“桂系想保存实力，王耀武偏要四十六军打头阵，把嫡系七十三军放在中间，让原东北军第十二军殿后。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予以各个击破。在南线情况不明或对我军有利时，四十六军可能不会积极行动；如果南线敌人得手，那就不一定了。”
粟裕将军洞悉了王耀武的心思，见招拆招，而王耀武则要受制于老蒋和陈诚。当王耀武汇总侦察情报得知华东野战军主力向北运动，而南线蒋军未经激战、未付出重大代价就轻轻松松地占领临沂，便判断华东野战军是在改变作战方向，有包围李仙洲集团的可能，就立即未经请示而直接命令李仙洲所部全线后撤，同时发电报给陈诚要求“准予机动作战”之权。
如果王耀武的计谋得逞，莱芜将军就可能跑掉更多，关进时刻，又是老蒋和陈诚“帮忙”，被王耀武“擅自撤退”气得七窍生烟的老蒋和曹操打电报、写亲笔信，一再强调“敌军主力已被击溃，有过黄河避战企图”，“已败之师，无足顾虑”，严令王必须重占莱芜、新泰，“恢复先前态势”，并警告王耀武再擅自撤退就得承担严厉处罚。
王耀武万般无奈，只好命令整编四十六师重占新泰，第七十三军率一个师折返颜庄——这也是他无可奈何之下的权宜之计，派出一个整编师和一个普通师按老蒋命令行动，又暗中命令“其他部队原地不动”，当他发现华野主力正在北上，确有围歼新泰、莱芜蒋军之态势，就瞒着老蒋和陈诚紧急命令新泰、颜庄部队星夜北撤，已进至新泰、颜庄的部队，当夜火速北撤莱芜，并命令位于张店的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经博山南下归建。
王耀武的部队要跑，粟裕副司令当机立断，提前发起攻击，先将向莱芜逃跑的第七十七师歼灭于博山地区，又迅速实现了对莱芜李仙洲的合围。
为了以更小的代价消灭莱芜蒋军，粟裕将军利用王耀武急于命令李仙洲逃跑的心态，放开一个口子，让李仙洲和韩浚弃城出逃，并在李韩二人逃跑的途中设伏，运动中的韩浚七十三军和失去主心骨的整编四十六师（地下党员韩练成藏了起来）毫无还手之力，李仙洲集团整七个师被全歼，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和十七个少将被活捉，两个少将师长和两个少将副师长被击毙。
粟裕很重视王耀武，所以才能根据王耀武的性格特点随时调整战略战术，王耀武一方面是受制于老蒋和陈诚，另一方面也被粟裕副司令员棋高一着，让王耀武产生了误判。
粟裕副司令员总结：“大兵团作战，情况瞬息万变，除非敌人实行总退却，个别部队决不能改变整个部署的决心。第一次敌情变化后，如果我们同意截敌后尾，则五万多敌人就不易消灭。正因为我们没有动，敌人就不再怀疑，否则王耀武即使接到陈诚再向南前进的命令，也不见得就会执行的。”
王耀武看出了李仙洲韩浚等人面临的危险，但还是怀着侥幸心理，认为危险还没有严重到致命程度，所以对老蒋和陈诚的命令，至少执行了一半，这也是他把两个军级单位和另一个师派进包围圈的主要原因。
王耀武确实有两下子，但那也只是相对于杜聿明、黄维、邱清泉甚至老蒋和陈诚而言，跟我们的五零二相比，他还是差了好几个档次，所以尽管王耀武部分判断出了我军意图，还是应对失措，导致李仙洲集团大部被全歼，只是跑了一个霍守义第十二军。
李仙洲在《莱芜战役蒋军被歼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中也证实王耀武要为自己和韩浚被俘负指挥不力之责：“每日各部的行止，均电报济南第二绥靖区司令部。19日早4时，奉王耀武电令，着整编第四十六师即由新泰撤回颜庄，前方指挥所及第七十三军撤至莱芜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各部官兵军不同意后撤……得到后撤电令，均甚丧气…………我们此次失败，主要是国防部战略指导错误。王耀武先生干涉下面太严，他直接给军、师甚至团下命令，我在前方有时也不知道。”
在李仙洲的回忆文章中，他每一天、每一步都是按王耀武的指令行动，而且王耀武也犯了跟老蒋一样的毛病，那就是喜欢一竿子插到底越级指挥，把他这个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兼前线指挥官架空了。
粟裕副司令遗憾自己低估了王耀武的果断，致使霍守义第十二军逃掉，王耀武和李仙洲则忙着甩锅给别人，这就是两军高级将领胸襟气度的天壤之别：粟裕将军大获全胜之后还在总结经验教训，而王耀武李仙洲乃至陈诚老蒋则是争功诿过，李仙洲被俘后，老蒋不责备陈诚，还差点把王耀武枪毙了。
据王耀武回忆，李仙洲兵败莱芜，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老蒋飞到济南，在飞机场连珠炮一样质问王耀武，王耀武多年以后还心有余悸：“我一生中被蒋老先生骂得狗血淋头的也是那一次。战争失败后，蒋亲自飞到济南，事先不告诉我，怕我靠不住。等我赶到机场，一看是他气哼哼地站在那里，我的两条腿便一直哆嗦，只要他嘴里多说出两个字‘枪毙’，我就会一命呜呼了。”
老蒋的甩锅四问，王耀武根本就不敢搭茬儿：“莱芜既已被围，你为什么又要撤退？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卫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挥？”
在老蒋看来，他那些战败的手下都是饭桶，只有他自己从不犯错，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最大饭桶越级指挥，部下不变成饭桶也不行，读者诸君看了相关将领的回忆，对粟裕副司令员的遗憾和王耀武的“果断”又会作何评价？如果老蒋和陈诚不直接干预，或者王耀武胆子再大一点，李仙洲和韩浚能跑得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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