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这儿之前介绍过很多我党地下潜伏工作的人员。这其中有一位同志非常了不起，他叫做徐楚光。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英雄之一，被誉为红色谍星。
根据组织上的材料和公开的正规史料记载，他有非常多的英勇事迹。
根据《新华日报》以及一些党史的资料记载，他出生于1909年，是湖北浠水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3月，他受八路军总部情报处派遣，打入汪伪首都南京。他以“生意人”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黄埔校友、湖北同乡及青红帮等关系，渗透进汪伪内部，先后担任伪中央军校上校教官、伪军委会情报局上校秘书等职。比如说，通过旧时的朋友、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介绍，拜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为大哥。然后他就感染这些人帮他工作。
青红帮是旧时代上海等地的一些帮派的意思，就是过去社会上那种组织，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些黑社会，就是跟着大哥混的那种人，跟过去点心里放的那个东西没有关系。他为了做这些工作把个人的荣辱和得失都放在一边。
因为打入了汪伪组织内部，就等于对外让别人以为自己当了汉奸了，他要忍受着很多冷眼和不理解。如果不知情的一些人，恐怕还要计划把他给锄奸了呢。
比如1942年3月，他这次受八路军总部情报处的委托，原本是在抗日军政大学当参谋教官，但是他就要去南方沦陷，去主持这些军事情报和策反的事宜，这件事情特别机密，面上就是去当汉奸一样，所以他对自己的爱人也不能直说，时海峰同志也正在为组织工作特别坚定，组织上也只能隐瞒这件事，她询问不到具体结果。信里只是很模糊的说，多保重，照顾好孩子什么的。她误以为徐楚光投靠了日伪，所以就提出了离婚。
徐楚光在武汉和南京等地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他秘密发展了伪中将参赞洪侠等人，建立了一张庞大的地下情报网和通向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运输线。因为姓洪的曾经是愿意抗日的，后来发现自己不得志，结果误打误撞跑到了那样的一个机构里，也等于两头受气。他就去劝，让其迷途知返，为我们工作，这样就报国有门了。
根据《新华日报》和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史料等等这些，详细记录了他有几大壮举。当然是执行任务的时候别人不知道，等执行完了之后，敌人一看都傻眼了。他也是根据组织需要，每次行动都改变了化名，比如离开某些前面的机构，就假装请长假什么的。
1943年底到1944年初期间，汪伪政权对苏北的伪军进行重大布防的调整。
他就指示情报员弄到了布防图，并将图纸藏在了棉衣的夹层当中。利用特别通行证顺利送出了南京城，为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粉碎敌人的所谓“清剿”发挥了关键作用。
像这种提着脑袋完成任务的事情，他做了可不止一次。
1945年8月12日，都知道日本本来就是秋后的蚂蚱了，但是有些人还要再蹦跶两下。
徐楚光成功策反汪伪警卫第三师的师长钟建魂等人。然后率领3000多名官兵携带火炮以及大量轻重武器夜渡长江，到达江北的新四军根据地。这一壮举震惊了全国，延安的《解放日报》在头版进行了报道。
另外，在解放战争期间，笔者介绍过，中统变成了党通局，军统变成了保密局。 ☜
徐楚光同志成功策反了原军统南京站的少将站长周镐，就是后来著名电视剧《潜伏》当中余则成的原型之一。
并且参与组织策反汪精卫的座机，“建国号”，飞往延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电视剧里会猜测戴笠的座机失踪了，一开始他们会以为害怕被策反，是飞向了我们这边，其实不是，他是事故，卡在岱山上了。
他在工作打开局面之后，和华中局的情报部长潘汉年等都接上了头，这个时候组织上说成立新四军江南工作委员会第3分会，他是该分会的主任。组织上那个时候说原八路军打入南京的特工人员改由新四军领导，因为南方的地区是由新四军一直在做工作。而且这个时候需要在日伪军对苏北的根据地的封锁线上打开缺口，建立秘密的交通运输线，在敌占区发挥作用，比如说1943年冬天组织打算筹集资金，承包1944年苏北清乡区，也就是指的针对我们新四军根据地的猪的税。
作为身在敌营当中，而且身份是搞商业的人士，他是周旋在那种名利场上的。为了工作需要，他打扮非常阔绰，其实外人不知道，他的好衣服都是租来的。里边甚至会穿那些找别人借的二手衣服。平常给孩子花钱也比较苛刻，买一双小皮鞋就会说半天，说走路太费，就买双布鞋好了。事实上是因为孩子徐建已经16岁了，他爱人觉得是第一个妻子留下来的孩子，因为亲妈去世了，在老家委屈了，活得不容易，应该买身好点的衣服……因为在早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他第一任妻子李腊梅不久就被敌人迫害去世了，多照顾一点也是应该的，不能让人觉得厚此薄彼……
其实他手里掌握着大量的地下活动经费和金条，他在交通和伙食费上随便自己多吃一口，别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因为这是工作需要，而且他确实真是把事儿办成了。可是他却对家属们都说，“我的钱每个铜板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意思是只能给组织用，咱们自己私人不能用。所以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后来投敌叛变的那个蔡孝乾，就是因为贪图口腹之欲和男女方面的那点破事，被敌人抓住了软肋，害了整个台湾地区的地下党。
他跟别人应酬的时候会住在那些著名大酒店里，但是关上门住下之后，他会悄悄买红薯或者是烧饼躲起来吃，而不是吃那些高级餐饮。他用自己省下来的钱，尽可能多为解放区运送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所以在执行这些任务期间，他把汪伪政权的一些人拉拢了，找到了来往苏北伪军各哨卡的物资运输通道，利用刚才说猪税的这件事，搞了合法的形式，把根据地的养的猪做成的咸肉，还有种的蔬菜，一些土特产，源源不断运往敌占区，这样就换回了根据地必须的药品，棉纱，百货等物资补充根据地需要，这条交通线维持一年多，一直到抗战胜利。此外，他还联合发展到的情报员打通了铁路的运输线。因为这些人是认识当时的一些日本人，比如说华中铁道株式会社的警务课长木村，然后各处疏通关节，就成立了一个华中铁道南京护路总队，每个车站都有这样的负责人，发了一些不用贴照片的通行证，这些通行证一般就给了我方的地下工作人员进出南京等城市以及火车站使用。他潜伏敌营18年，真的是屡建奇功，他曾经说过，一个地下革命者如果把自己隐蔽得十分彻底，毫无痕迹，那就无法争取团结群众，实际上也就无法开展工作。他还说做地下工作要分清敌友，要敢于牺牲自己，要防止失误，减少工作上的片面性，就得广泛深入做好对人的调查研究。
他也特别节约。他说今天的节约是为了明天，何况新中国要在艰苦的奋斗中诞生……他经常在花天酒地的场所当中谈事情，但是他却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的工作为华中地区抗日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江苏进行革命工作的时候，他有一次在行动当中不幸负伤，在扬州住院的时候认识了后来的爱人朱晖同志。再后来他们一起做地下工作。他们的工作有极大的特殊性，所以几乎没有合照。
1947年9月，他奉命赴湘鄂地区准备组建秘密武装。途经武昌地区的时候，因为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后来被押送到南京宁海路19号所谓保密局的看守所。一开始他死不承认，后来敌人找到了很多所谓的证据，因为出卖者确实是给出了很多信息。严刑拷打看来没用了，那他们就给了一个保密局少将副组长的高官厚禄劝诱，他始终不为所动，保持了革命者坚贞不屈的气节。
最后敌人发现无效，就在1948年10月9日，在全国解放胜利在望之际，在南京雨花台将他残忍杀害了。徐楚光同志年仅39岁。
根据南京党史等材料记载，由于隐蔽战线上是单线联系，而且大家都是守口如瓶的，所以要找全这些同志的资料并不容易。在很长一段时间，很多革命者的经历确实是被历史尘封了。他的挚友陈斐章夫妇冒着风险，把徐楚光赠送的3张合影缝在被子里保存下来，因为在特殊的一些时期，怕被人误解。直到1983年国家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以及2010年徐楚光爱人朱晖老人赴南京雨花台悼念时，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深厚革命情谊和烈士的真实身份才得以完整还原给世人。
徐楚光同志在党的隐蔽战线整整战斗了近20年，正如他自己所作的诗词“伤心千载秦淮水，血泪染洒雨花红”，他用生命践行了青年时期在日记中写下的“吾当为国民而生，亦当为国民而死”的铮铮誓言。他是当之无愧的卧底英雄，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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