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1年秋天，日本八角岛的海滩上，一场残酷的“战地审判”正在进行，主角是日军和元军战俘。
两三万名元军战俘被全副武装的日军押送到这里，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已经在岛上挨饿了整整两天——没有食物，没有水，连个拿主意的人都没有，因为他们的主帅早就跑了，只留下他们面对日本人的大军。
日本人没有急着动手，他们先把战俘按出身分成了几堆：蒙古人一堆，高丽人一堆，北方汉人一堆，还有一堆是原南宋的降兵，这批人数最多。然后，前三堆人被拉到海边，全部砍头，最后一堆人被留了下来，沦为奴仆。
这场屠杀结束后，未来这些悲惨的元军只剩三个人得以活着回到大陆。
一、台风没杀死的，被自己人“送”给了敌人
先说说这数万征日元军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的，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动了第二次征日战争，史称“弘安之役”，史书记载，元军兵分两路，东路军4万人，江南军十万人，共十四万人。
虽然元军早期取得了一系列战果，但由于镰仓幕府早有防备，花了大力气在元军的目标海岸边修建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元寇防垒，最终得以将元军牢牢的挡在了本土的海滩上，取得了半渡而击的效果。元军只能另找没有日军防御工事的地方登陆，结果找到的地方也不怎么样，根本没办法大规模登陆，还被日军各种袭扰，军队中又爆发了瘟疫，死伤众多，各个将领之间矛盾重重，无法合力作战，有人想打，有人想跑。
后来十万江南军虽然也抵达了日本，与东路军会和，但还是对日本的防御工事束手无策。
结果等到了八月初一，还没等元军进一步行动，台风来了。
这次台风造成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大量元军士兵被淹死海中，船只倾覆众多，主要元军也不懂海战，所使用的船只不适合海况，质量还堪忧。
台风过后，元军将领纷纷弃兵跑路，乘坐仅剩下的船只逃回大陆，将很多士兵丢在了日本。有传言说，在岛上留有元军数万士兵，包含女真、契丹、高丽、蒙古、汉、色目等各民族的士兵，但南宋降兵和江南的签军占大多数，因为没船，早先就被扔在了海滩上。这些被抛弃的士兵本来战斗力就不高，缺乏补给，还群龙无首，士气低落，最后推举了一个姓张的百户当临时头领，一边组织防御，一边砍木头打算造船逃命：
“未几，败卒于阊归言：官军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壶岛，移五龙山。八月一日，风破舟。五日，范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海船坐去，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无食无主者三日。众议推张百户某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方伐木作舟欲还。”
结果八月初七，得到消息的日本人来了。
日军虽然数量比元军少，但士气高昂，很快就攻入岛屿，此时的元军在绝地之下根本没有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很快被击败，之后大面积的投降了日军（大约两三万人），但投降并不意味着安全，很多人迎来了屠杀。
二、于阊的证词：十万人只剩三个活口
关于这场屠杀最详细的记录，来自一个叫于阊的幸存者，于阊是元军中的一个普通士兵，被俘后沦为日本人的奴隶。后来他趁看守不备抢了一条小船，在海上漂泊了半个月才逃回中国，他的口述被收录在《元史·日本传》以及明清多部史书中。
《元史纪事本末》这样记载于阊的证词：
“七日，日本人来战，尽死，余二三万为其掳去。九日，至八角岛，尽杀蒙古、高丽汉人，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
《续弘简录元史类编》的记载几乎一致：
“尽为日本所歼，馀二三万人驱至八角岛，尽杀蒙古高丽汉人，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
高丽史》卷29《忠烈王世家》上记载：
“忠烈王八年六月，蛮军总把沈聪一等六人自日本逃来，言：值恶风船败，众军十三四万同栖一山。八月初八日，日本军至，我军饥不能战，皆降日本。”
《元史·日本传》：“十万之众，得生还者，仅三人耳。”
《元史·世祖本纪》：“余军回至高丽境，十存一二。”
《元史·李庭传》：“士卒存者，十一二。”
高丽《东国通鉴》：“元军不返者，无虑十万有几；我军不返者，亦七千余人。”
《宋元纪事本末》和《小方壶斋丛书》也有类似的记录。
于阊还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是役也，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而已。”
按其说法，十万人出征，最后只有三个人活着回到中国——于阊本人，还有两个分别叫莫青和吴万五的同伴。
三、为什么日本人要“反向操作”？
日本人对战俘的区别对待，细想起来很有意思——他们几乎是照着元朝自己的“四等人制”来了个反向操作。
元朝把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汉人、契丹、女真等）、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地位最高的是蒙古人，最低的是南人。
日本人杀掉的，恰恰是地位最高的那几等，留下的，恰恰是元朝内部地位最低的南人，将其作为战利品和战争补偿，分发给武士和其首领当奴仆（类似农奴，而不是奴隶，日本此时已经废除了奴隶制）。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比“崇拜华夏文明”复杂得多。
第一，也是最现实的理由：利用价值。
在日本武士看来，蒙古人、高丽人“狠勇嗜杀”，留下来是巨大的安全隐患，不如杀了一了百了。而南宋降兵呢？战斗力低下、士气涣散，在战场上表现得“贪生怕死，士气低落”，日本人根本不担心这些人会造反。
更重要的是，南宋地区农业和手工业发达，这些俘虏作为劳动力有实实在在的“利用价值”。史料记载，被留下的南人俘虏被安排从事日本人不愿意做的职业，比如皮革业、屠宰业等。这些职业在日本传统社会中地位低下，正好让俘虏来干，而且忽必烈当时下令开拔之前，就让新附军准备了大量的良种和农具，本来就准备让这些新附军在日本屯田种粮，为大军持续征战和统治准备粮食的，很多新附军本来也是农家子，掌握有大陆先进的种稻经验和各项农业技术，日本人很看重这一点，将其视为技术性人才，能为自己增加财富。
第二，文化心理上的微妙变化。
很多人以为日本人留下南人是因为崇拜华夏文明，但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崖山之后，南宋已亡，在日本统治阶级眼里，华夏已经被外族征服了，他们对待这批亡国奴，只有鄙视，没有崇拜。
日本学者本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也指出，这一时期日本对元朝的态度已经从过去的仰慕转向了对抗和蔑视。
第三，一个细思极恐的阴谋论。
最后不得不提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忽必烈派南宋降兵当主力去打日本，本身就是一石二鸟之计。史学家韩儒林曾直言，忽必烈此举就是“借刀杀人”——“不杀降而降人自消”。十几万南宋降兵怎么安置？直接杀掉失人心，遣散怕作乱，派他们去打日本，赢了是开疆拓土，输了正好借日本人之手消耗掉这批不安定因素。
范文虎这个“常败将军”被任命为主帅，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忽必烈真的指望他打赢吗？恐怕未必。
四、史料的分歧：到底俘虏了多少人？
关于被俘人数，中日史料存在分歧，史学家认为，于阊只是一个小兵，他的话不能全信，第二次征日的元朝军队，最终还是有很大一部分跑了回来，并不是像《元史》上说的那样在日本连续遭受厄运，丧师十之七八，损失了十万人。
要真有十万人被丢在了平户岛上，这些元军也没必要让一个小百户当统帅啊。并且日方也有史料证明他们在岛上抓到的元军俘虏也才几千人而已：
“七月晦，夜半西北风大作；闰月朔，贼船悉破，随潮漂海面似散筹，流尸聚积若为岛，贼之漂流抵鹰岛者数千人，无船可济，赢惫者居岸下。”《八幡愚童训》
《壬生官務家日記抄》上则记载：“十二日、去夜鎮西飛脚到来云々、蒙古賊皆以滅亡、所残二千餘人……“
这个差异不难理解，于阊作为亲历者，他的数字可能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夸大，而日本方面的记录也可能为了凸显战功而有所保留。另外还有一说，说是江南军根本没有十万人全部抵达日本，抵达日本参战的江南军只有一部分，剩下的大部分在远赴日本途中因潮流、风向的原因吹散，许多根本就没抵达日本：
“五月，官兵集四明（宁波）入海，舟偕东北向，而省左右幕属各异舟，号令不相闻。后发者追程冒进，得耽罗国（今韩国巨济岛）。盖前锋先遭飓风，失导而至是［国］”
“至元中，进阶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领江淮战船数百艘东征日本，全军还；有旨特赐养老一百户”。
我写到这里，已经心力交瘁了，实在不知道该相信哪方史料了，但不管哪个数字更准确，单单只看这十万人出征、仅三人活着回来的结局，已经足够触目惊心。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一个荒诞的闭环：南宋降兵在崖山之后投降了元朝，被自己的新主子当成“耗材”送上征日的战场。台风摧毁了舰队，主帅丢下他们跑了。日本人抓住了他们，根据赤裸裸的实用主义逻辑——能打仗的杀掉，能干活儿的留下——给他们安排了各自的结局。
十万人浩浩荡荡出海，最后只有三个人活着回家。而那两千多名被留下的“唐人”，从此在日本社会的最底层挣扎求生，从事着最卑贱的职业，世代为奴。
历史的残酷，往往不在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而在于每一个人都被当成了可以计算、可以取舍的数字——在忽必烈的棋局里，他们是该被消耗的筹码，在日本人的算盘里，他们是该被杀或该留用的劳动力。从头到尾，没有人问过他们想不想去日本，想不想打仗，想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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