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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华族，即贵族制度的建立被认为是维护天皇制的重要手段，在政治上，是巩固天皇制的重要防波堤。因为华族不仅有身份特权，而且在即将开设的国会中，华族作为贵族院成员，与高级官僚、陆海军将领等既是政治上的特权者，又是维护天皇制国家体制的重要政治屏障。
明治前华族的含义较窄，只指公卿及仅次于五摄家的清华家，1869年(明治二年)维新政权把大名等封为华族，并采用世袭制。实际上这个时期，明治政府制定的华族制荣誉称号是为废除封建领主时封给诸侯和宫廷贵族的。
据1873年统计，旧华族总计427家，其中公卿(宫廷贵族)136家和相当于公卿级的28家；大名(诸侯)248家和相当于大名级的领主15家，连家属在内华族总人数2829人。
成为公爵的有近卫、鹰司、一条、二条、九条等五摄家，还有德川及岛津、毛利等将军、大名，明治维新功臣三条、岩仓(原来非上级公卿)等11名，多数是皇室近族及历史上身份很高、皇室内亲贵族。侯爵则为过去各主要藩的大名，原则上是15万石以上的大名、国守为侯爵，琉球国王尚泰被封为侯爵。5万石以上的伯爵、不到5万石的为子爵，维新功臣等原下级武士一律授予伯爵。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皇室待遇为“准皇族”的公族，形式上高于公爵，享受皇族礼遇。共分封了侯爵24名，伯爵73名，子爵325名，男爵74名。
根据明治宪法，贵族院由皇族、华族及敕任议员组成，并在国家政治中享有与民选议会对等的立法权限。在审议预算、通过法律等方面，众议院受到贵族院的牵制，只有得到贵族院同意的立法及预算才能生效。所以说华族制度成为天皇制的重要政治屏障，对巩固天皇制统治具有重要意义。
贵族院令与宪法同时颁布，贵族院由四类人组成：
第3类敕任议员总数不能超过有爵位的议员。贵族院议员都与天皇直接有关，而且受到严格限制。贵族院与众议院有对等的权限，在两院不一致情况下不能行使对天皇的“协赞”职能。贵族院是“天皇意志的代表”。
贵族院对众议院的牵制作用是保持天皇制国家政治决策机制畅通的重要保证。
由于维新改革、废藩置县等一系列措施，使大名、公家等旧华族失去特权，其社会基础陷于崩溃，早已失去政治力量，有的甚至在财政上大量负债。在华族阶级之下，原来的士族，即武士阶层则是天皇制国家的社会基础，在农村属于乡士，在各地具有很大影响。1882年2月24日，三条实美根据天皇睦仁的要求，就未来实行的帝国宪法精神、国会与君主大权的关系等问题提出意见书。
意见书强调，“君主拥有不可侵犯之地位，宰相则代替君主实行职责”。同时为了巩固皇室基础，“必须在国库之外建立皇室财产，关于贵族的主要机能是未来组成国会上院，以(对抗民选的下院)保护皇室”。此外担任保护皇室重要职责的还有士族，而由于维新后士族制度的变革，使士族失去了产业，因此必须采取救济士族的措施。三条意见书的主要精神在日后颁布的明治宪法及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基本得到了贯彻。
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公卿的贵族与天皇家族存在着密切的亲缘、政治关系。近代前是藤原氏、平氏(北条氏、足立氏)等掌握军权，并通过与皇室联姻确立统治地位，而近现代如三条、近卫、西园寺等都是这些氏族的后代。如前所述华族的封号也是根据与皇室的亲疏关系和家族历史地位等决定的。在明治宪政体制中这些贵族的政治地位很高，三条实美等担任太政大臣等职务，西园寺、近卫等担任总理、元老对日本政治影响巨大。
即使到战后实现政治民主之后，等级血统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社会。据佐藤朝泰的研究，战后从1945年8月东久迩稔彦到1990年海部俊树的19名总理中，有14人与皇室、旧贵族有亲属或联姻关系，形成一大“总理、大臣闺阀军团”。他还指出，战前与现在的尺度不变，是由与“天皇的距离”来决定，即战前是天皇通过辅弼的内大臣而不必直接联系政治，现在与天皇的距离是通过与皇室婚姻关系及与其有密切关系名门家族来维系。而且社会上对世袭贵族仍有敬畏态度，对“暴发户”(立功授爵者)贵族则不以为然。
为了提高枢密院的地位，伊藤辞去总理而转任枢密院议长。
同年4月21日，伊藤在关于枢密院作用的意见书中称：
枢密院的作用在于政府(行政)与议会(立法)出现意见对立的时候，枢密院必须“正确引导”天皇做出解散议会或罢免国务大臣的裁决。明治宪法规定“枢密顾问官根据枢密院官制，答复天皇的咨询，审议重要国务”(第56条)。枢密顾问官主要由藩阀政治家、宫中保守派官员、高级官僚和内阁大臣以及皇室成年男性成员担任，被称为保守派的“牙城”(坚强堡垒)。
1888年5月至1889年2月，天皇睦仁多次亲临枢密院，审议了明治宪法、宪法附属法令、皇室典范草案等。在明治宪法中枢密院被定位为天皇的最高咨询(顾问)机构。正如伊藤所说，“国家主权最终应归于王室，重大问题以天皇裁决为最后决策。在议会与内阁发生冲突时，必须有能够明察并诱导国民之感情并提出善意劝告之顾问官，使枢密院成为非它不可之裁决机构”。
天皇的最终裁决与枢密院的顾问作用，这一双重把关的政治体制制约着整个政治决策的运作，使内阁与帝国议会在政治决策中的地位受到很大限制。
1888年4月30日公布的“枢密院上谕并官制”第一条规定，枢密院是在天皇亲临下就重要国务进行咨询的部门。
第六条规定，枢密院就如下事项开会讨论并上奏(天皇)请求敕裁：
从伊藤意见书及此后制定的枢密院官制可以清楚地看出枢密院的重要地位及伊藤等寡头政治家在政策决策中发挥的作用。
据多纳尔德·金的研究，明治天皇除了生病以外，每次枢密院会议都出席，正是由于天皇亲自出席才使会议的性质和权威得到提高。天皇虽在会上一言不发，但十分注意倾听，还常在会后向议长提出质询。进入炎热的酷暑季节，会场有时炎热难忍，但睦仁从不说热，不知疲倦地倾听议事。睦仁曾就帝国议会开设问题问伊藤“如果贵族院与众议院相互见解不同，而内阁与议会也意见不一怎么办”?
伊藤答称这种情况下枢密院就必须发挥重要作用。
1890年随着宪法的实施，明治政府又改定了枢密院官制，使其负责有关宪法的草拟和对宪法疑义的解释，戒严令及紧急敕令的颁布，及对外签订条约等重大事务的咨询。此外，枢密院还负责一切有关皇室事务的咨询，如皇位的继承、摄政等对皇室的重要问题拥有决策权。
帝国议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必须经过枢密院的认可，因此它成为明治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之一，与内阁、帝国议会一起成为天皇制统治的重要支柱。
在明治时期萨、长两藩出身者在枢密院枢密顾问官中占压倒多数。大正时期以后(1912)枢密院逐渐成为山县派官僚的堡垒。只要枢密官自己不辞职，就终身在职，因此到了1930年代枢密顾问官明显老龄化，被称为“养老院”。枢密院会议只有天皇咨询时才召开。
在枢密院官制当中有“不干预施政”的规定，但是，实际上，作为明治宪法的“看守者”(或监护人)，咨询事项相当多。由于它是不对议会和国民负责的特殊机构，所以它通过审议咨询案对内阁进行限制，使内阁陷于困境，以至于达到直接介人施政的目的。1927年(昭和二年)4月，若槻内阁提出的关于台湾银行救济紧急敕令案被枢密院以违反“宪法”为名否决，导致若槻内阁当天总辞职，同时建立了田中义一内阁，使明治宪政体制开始向军国主义化倾斜。
在实际运作中，在法律上不承担责任(只是咨询机构)的枢密院往往能够发挥比内阁及帝国议会更大的政治作用。到1947年5月日本战败近两年新宪法实施后，枢密院才被废除。
皇宫内设置内大臣(掌玺大臣)和宫内大臣(宫内省长官)，同时还设置侍从武官长，负责天皇有关军事问题的咨询，此外还有大批宫内官员，因为这些官员都属于天皇近臣，实际上处于可能干预政治事务的地位。
明治维新以后，宫内官员成分发生了很大改变，武士出身的官员大量取代了华族在宫廷一统天下的局面，军事色彩极强的武士阶层人主宫廷与武士出身的官员大量占据明治政府中枢，对国家的整个内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军国主义、扩张主义政策发展的重要基础。
关于皇室典范公布的手续是否需经过总理副署的问题，伊藤认为应该将皇室置于政治之外，因此“宫内大臣副署即可，即使总理副署也应限于上谕。因为总理的副署行为会使皇室典范具有政治性色彩，但皇室典范不应与议会政治相关联”。
同时，为了使皇室与政治分离，伊藤也否定了向元老院咨询皇位继承问题的做法。“总之宪法规定的政治组织不应干预皇家事务，此事应由皇室及贵族等审议解决”。伊藤不仅想把皇室与政治分离开，而且可能的话，还试图把皇室与天皇个人意志相分离，即在因重患等原因而出现天皇让位情况的规定上，伊藤坚决反对因天皇个人原因而让位的规定，认为天皇即使出现不治重患也不应退位，可安排摄政等。
这里反映出伊藤等明治政府首脑在天皇制问题上的用心良苦。有的中国学者把皇室典范与宪法、军人谕语、教育敕语平行，看作为“近代天皇制理论结构四大支柱之一，因为它揭示了天皇的神统性和宗教性”，它“使天皇拥有的祭祀大权具有合法性和不可逆性”。
值得注意的是，自1896年甲午战争后在天皇机构中就设立了侍从武官长(Jijubukancho)及侍从武官制度以加强天皇过问军事问题的内部体制，该制度在“十五年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废除。而内大臣等天皇侧近在昭和的战争时代，在决定国家政策、总理等重要人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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