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岁，监号二五三。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四日清晨，贵州息烽集中营的女监门开了。
看守喊她的监号，说要“去重庆开释”。
张露萍没有追问。
她坐在牢房里，慢慢梳头，换上衣裙，把身边的小物件分给难友。门口站着人，催促声压得很低。她回头看了一眼牢房里的孩子和战友，抬脚走出去。
这一天，离她新婚后离开延安，已经快六年。
她原名余家英，一九二一年生在四川崇庆。十几岁时，她在成都读书，抗日救亡的风吹进校园，她跟着同学参加宣传活动，发传单，唱救亡歌。
那时她还不是后来那个让戴笠震怒的“张露萍”。
她只是一个想去延安的女学生。
一九三八年，她到了延安。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军委通讯学校，一站一站走下来。集会唱歌时，她常站在队伍前面指挥，《拿起刀枪干一场》唱得响，同学就叫她“干一场”。
这个外号很亮。
可真正等着她的，不是台前的歌声，是重庆暗处的电波。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七岁的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往后，她又到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班学习国统区工作。
她在延安结了婚，丈夫陈宝琦在马列学院工作。新婚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一九三九年秋，组织派她去重庆。
她背起行李，离开延安。
她自己心里清楚，这一走，不是普通分别。
重庆曾家岩五十号，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办公地点。张蔚林、冯传庆已经在军统电讯系统里工作，南方局需要一个人，把他们和组织接上，把情报带出来，把支部立起来。
张露萍来了。
她化名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住进牛角沱。两间平房，一个联络点，一条通往军统电讯总台的暗线，就这样搭了起来。
敌人的电台，在她眼前亮着灯。
那不是一般岗位。
军统电讯总台掌握呼号、波长、密码、人员配置和通讯网。戴笠靠这些电波指挥各地特务机关，一封电报出去，可能就是一次抓捕、一次潜入、一次破坏。
张露萍的任务，是在这张网里打结。
从一九三九年秋到一九四〇年春，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本、通讯网分布和行动计划，经她和战友之手，送到南方局，或直接发往延安。
几个月里，军统的秘密通道漏了风。
戴笠还不知道。
一九四〇年，戴笠准备派三人小组携带电台，化装潜入陕甘宁边区。他给胡宗南发去密电，要对方掩护协助。
这封电报，落进了张露萍小组手里。
纸上的字一行行译出来，危险也一寸寸压近。
他们立刻把情报送到南方局。消息传到党中央后，边区保安机关早有准备。戴笠派出的人刚入边区，就被抓获。
戴笠栽了。
这次失手让军统内部震动。蒋介石斥责戴笠，戴笠后来承认，这是他同共产党斗争中一次惨重失败。
可这也意味着，刀锋开始转向张露萍他们。
一九四〇年春，意外发生了。
张蔚林因工作失误被关禁闭，特务随后搜查牛角沱住处，发现了人员名册、呼号资料、暗语痕迹。军统随即收网。
他们又以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电，说“兄病重，望妹速返渝”。
她赶回重庆。
汽车站外，特务已经等在那里。
白公馆的铁门关上后，审讯开始。戴笠判断她是南方局联络人，想从她身上撬开整条线。
钢鞭、烙铁、老虎凳、电椅，一样样用上。
她没有开口。
后来，军统还放过一招。他们假意释放张露萍，暗中派人跟踪，要看她会不会去周公馆，借机破坏南方局机关。
她从曾家岩五十号附近走过。
脚步不停。
她没有看门口，没有同人打招呼，也没有露出一点相认的神色。特务跟了几天，什么也没捞到，只好把她重新抓回去。
这一关，她又守住了。
一九四一年春，张露萍和六名战友被转押贵州息烽集中营。她的监号是二五三。
铁镣挂在脚上，刑伤留在身上。可牢房里的人后来记得，她常鼓励难友，还照顾孩子。小萝卜头宋振中也在那座监狱里，她教孩子识字，给孩子讲故事，把一点补给金省下来，换成吃食留给孩子们。
她在狱中日记里写过一句：“压力钳不住正义的舌，淫威封不住自由人的口。”
这句话不是写给外面看的。
是写给铁窗里的自己和战友看的。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四日，女监看守喊她“释放”。
她知道不是释放。
她梳头，换衣，戴上戒指，和难友握手。小萝卜头抱着她哭，她俯身吻了吻孩子，转身走出牢门。
刑车开向快活岭。
车上，她和六个战友唱起《国际歌》。歌声从车厢里传出去，山路一拐，前面就是军统被服仓库附近的空地。
特务命他们下车。
枪声响了。
六名战友倒下，张露萍腿部中弹，没有倒。她站在石级上，回身怒斥开枪的人。随后又一阵枪响，她身中数弹，倒在血泊里。
她二十四岁。
很久以后，难友李任夫在一片小牛角上刻下“二五三，一九四五、七、十四”，留下这个日子。
更久以后，韩子栋等幸存者写报告作证，叶剑英、雷英夫也提供证明。到一九八三年，“军统电台案”真相大白，张露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一九八四年，息烽把张露萍等七烈士忠骨迁葬快活岭新墓。
碑前刻下韩子栋写给她的话：少年赴陕，献身革命；受命返渝，虎穴栖身。
快活岭的风从墓碑前吹过，二五三号终于有了姓名：张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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