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是只会享福的上海名媛。她这一生，最硬的一段，不在舞会里，也不在联合国礼宾席上，而在一九四二年的马尼拉。
严幼韵生于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祖籍浙江宁波，出生在天津。少女时代，她进过沪江大学，后来转入复旦，是复旦早期女学生之一。
那时的校园里，女学生本来就少。
她坐着家里的汽车去上课，车牌上有“八十四”这个号。男同学不一定知道她的名字，却知道那辆车，久而久之，严幼韵有了一个绰号：“八十四号小姐”。
这名字太轻巧了。
轻巧到后来许多人提起她，只记得她漂亮、会穿衣、家境好。可命运真正下手时，从不管一个人是不是名媛。
一九二九年，严幼韵嫁给杨光泩。
杨光泩是清华出身，后来留学美国，回国后任教清华，又走上外交岗位。婚后，严幼韵跟着丈夫辗转欧洲，三个女儿也陆续出生。
那是好日子。
可一九三八年，杨光泩出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一家人到了菲律宾。抗战正在进行，海外华侨捐款支援祖国，马尼拉这座城市，也不再只是外交官家庭的落脚地。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军占领马尼拉。
杨光泩没有离开。
他和领事馆人员面对威逼，没有承认汪伪政权，也没有交出抗战募款和相关资料。四月十七日，杨光泩等八名中国外交官被日军秘密杀害。
消息没有立刻传到家属耳中。
严幼韵等了很久。
丈夫像从人间消失了。家里还有三个女儿，身边还有同样失去依靠的外交官家属。那些太太和孩子聚在一起，要吃饭，要活下去，还要撑过日军占领下的漫长日子。
她没有垮。
这个从前被司机、佣人围着的大小姐，开始管粮食，管孩子，管一大家人的生活。有人后来把那段日子叫作“四十人大家庭”。她带着大家养鸡、种菜、做饭，在马尼拉等到战争结束。
镜头留下的是笑容，背后却是一个女人把家撑住的手。
一九四五年以后，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去了美国。她需要重新开始。
这一步也不轻松。
她从前不是职业女性，可到了纽约后，她进入联合国工作，担任礼宾相关职务。她会英语，懂社交，熟悉外交场合的分寸，也肯守规矩。有人担心她能不能按时上班，后来发现，她把这份工作做了多年。
她还是爱笑。
她只是很少把伤口摆出来。
她常说的意思是：事情本来可能更糟。
这句话听着轻，放到她身上却很重。丈夫被害，三女相依，异国重生，她没有把自己活成一段哀叹。
一九五九年九月，严幼韵与顾维钧在墨西哥城登记结婚。那一年，她已是五十多岁；顾维钧年逾七十。
顾维钧是近代中国著名外交家，参加过巴黎和会，长期从事外交事务，晚年还在海牙国际法院任职。两人婚后定居海外，相伴二十多年。
这不是少女时代的“八十四号小姐”了。
她知道怎样照顾一个老人，也知道怎样让一个家继续热闹。顾维钧晚年生活规律，读书、会客、做口述史；严幼韵在旁边打点起居，也把家里安排得有烟火气。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顾维钧去世，享年九十七岁。
严幼韵又一次成了孤身一人。
她八十岁了。
可她的晚年并没有关门。她仍然打扮，仍然会客，仍然爱跳舞、爱打麻将。到一百岁前后，她的生活里还有宴会、电话、朋友和家人。
她活得像不肯散场的人。
到一百一十一岁寿宴上，严幼韵仍在家人搀扶下跳舞。她已经很老了，眉眼不再是复旦校园里那个漂亮女学生的样子，可那一刻，手还搭着，脚步还动着。
女儿曾这样形容母亲：她从不说杯子半空，只说杯子半满。
这句话，比“名媛”二字更接近严幼韵。
她有过锦衣玉食，也有过战乱丧夫；有过外交官夫人的风光，也有过异国谋生的重新开始。最后留在人们眼里的，是一个一百一十二岁的老人，仍把头发梳好，把衣服穿好，把日子过下去。
她的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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