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毛克疾毛雅欣：印对华经济政策为啥前后矛盾、左右互搏？|中印|政府|毛克疾|毛雅欣|莫迪

本文共3526字

阅读预计9分钟

作者|毛克疾毛雅欣

编辑|陈子珩

审核|朱依林

2026年6月15日，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霍苏尔为美国苹果公司生产iPhone手机零部件的塔塔电子工厂入口。图源：“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

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台执政以来，始终将吸引外资、振兴制造业与提升产业竞争力作为推动印度发展的关键。然而，尽管莫迪政府始终渴求利用外资做强本国制造业，但在面对中国时却陷入政策举措“前后矛盾、左右互搏”的极限纠结。一边是“利用中国资本、技术、人才竞胜中国”的地缘经济野心，另一边是“担忧中国企业、标准、人员渗透印度”的战略安全压力。从2020年前的相对开放到2020年后的全面设防，再到近年的选择性放宽，印度对华经济政策在安全焦虑、制造业野心和现实依赖之间反复摇摆。然而，对中资“严防死守”并未换来预期效果——中印双边贸易额不降反升，贸易规模屡创新高，到2025～26财年已高达1511亿美元。中国不仅是印度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国，还重新超越美国成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构成了“印式脱钩，越脱越勾”的吊诡现象。

一、对华经济政策“六年三变”

在莫迪第一任期至第二任期初期，印度对中资和中企总体上保持开放姿态。2014年，莫迪推出“印度制造”计划，宣称将扫除繁文缛节，为外商投资创造更友好环境，目标是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业和投资的新中心。在此背景下，中印经贸合作明显升温。

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访印并签署《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提出推动贸易再平衡、扩大农产品贸易、促进信息技术、旅游等服务贸易合作，不仅计划在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建设两个中国工业园区，还宣布将在五年内向印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投资200亿美元。2015年，莫迪回访中国，强调希望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并明确欢迎中企扩大对印投资、参与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其间，两国企业签署总额约为22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涵盖能源、金融等领域。

即便2017年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对峙，两国经贸合作也未中断，而是通过高层互动管控分歧。这一时期两国还设立了高级别经贸对话机制、拓展“中印+”合作、推进地区互联互通建设等。在这种背景下，中资在印快速扩张，而中企不仅参与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也成为印创业投融资的重要来源。2016年～2019年，中国对印初创企业投资增长12倍。印30家独角兽企业中至少有18家获得中资支持。截至2020年，中资在印实际布局规模已超260亿美元。

然而，2020年～2024年，莫迪政府全面收紧对华经贸合作。在外商投资方面，2020年4月，印商工部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司（DPIIT）发布“3号通告”（PN3），以“防止外资机会主义收购”为由，规定所有来自与印接壤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须事先获得政府审批。在市场参与方面，莫迪政府将中资、技术平台和企业经营纳入更严苛的国家安全监管，以“妨碍国家安全”为由封禁数百款中国应用程序，并规定来自“与印接壤国家”的公共采购投标人均须事先完成注册，并接受印外交部与内政部的政治安全审查。在企业管理方面，莫迪政府2022年修订公司董事任命规则，要求委任来自“与印接壤国家”人员担任公司董事前，须报批印内政部并通过安全审查，这严重阻碍在印中企选任董事。此外，莫迪政府还通过金融执法、人员出入境管理等非常规手段敲打在印中企，不仅长期拖延中国技术和经营人员的签证审批，还多次突击搜查中企，严重恶化在印中企的投资经营环境。

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以来，印度对华经济政策逐步松动。2024年初，莫迪政府释放口风，称若边境局势保持和平，可能考虑放松对华投资审查。同年，印财政部公布的《2023～2024年经济调查》首次正式提出，完全脱离中国供应链并不现实。随后，印财长西塔拉曼公开支持改善对华经贸关系。2025年3月，DPIIT批准电子制造领域为期六年的“专项生产挂钩激励计划”，拟推动印电子制造服务企业同中企开展合作。8月，印政府再次放出消息称，作为中印关系缓和的一部分，可能放宽中国对印直接投资限制。

2026年3月，DPIIT发布“2号通告”（PN2），允许“陆地邻国非控股受益所有权不超过10%”的非陆地邻国外企，通过自动审批路径对印投资。这在事实上取消了含有少数中资成分的国际基金对印投资的限制。随后，莫迪政府又宣布放宽稀土加工、稀土永磁体、多晶硅和硅锭硅片、先进电池组件、电子元件制造和电子资本货物，以及资本货物制造六大关键行业外资审批。针对中资持股不超过49%，且印方掌握多数控制权企业的申请60天内即可获批。

二、政策摆动的结构性根源

莫迪政府一方面希望最大化利用外来资本、技术、人才实现自身发展，另一方面又对最有可能赴印投资、对印赋能的中资和中企全面设限。这一矛盾根源在于莫迪政府的政策始终在招商引技的经济理性与迎合强势民族主义的政治理性之间来回摇摆。

PN3并非莫迪政府“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首例。在国内产业政策上，莫迪政府通过“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吸引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又通过“自力更生的印度”提高产成品、中间品及关键元器件的进口关税，全面强化产业输入品的关税成本。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印高喊融入全球供应链，但又在2019年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而2020年以来的中印边境冲突迅速将涉华经贸合作催化为高度情绪化、政治化的国家安全议题，这使印政策中的经济理性变成了政治上“不可触碰”的禁区。

正因如此，PN3出台后即便印政策界和智库界不断有人提醒全面管控中资恐大幅抬高印制造业成本、拖慢“印度制造”进程，但政治理性仍完全压倒经济理性。这也表明，印人党无意承担放松管控政策带来的政治代价。这一政策取向受到莫迪政府多个部门的共同推动。在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印国家安全部门认为必须在中印之间设置“防火墙”。例如，印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主张限制中资赴印、减少对华经贸往来。PN3出台还获得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财长西塔拉曼、外长苏杰生与商工部长戈亚尔的支持。

经济民族主义团体为对华设限提供了舆论支撑。印人党意识形态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下属经济民族主义组织“民族觉醒论坛”长期反对外资入印，在对华经济关系上尤其强硬。其召集人阿什瓦尼·马哈扬宣称部分中国制造企业赴印投资只是为了规避关税。与此同时，本土商业力量也从限制中资中获益。代表中小商人的全印贸易商联合会长期反对大型外国企业进入印度。

这三股势力在“管控中资”问题上形成合力，外加全球保护主义浪潮抬头、美国拜登政府通过“印太战略”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不断加强对印拉拢，印度认为对华设限造成的损失可由对美贴靠弥补。这种算计最终推动莫迪政府全面管制对华经济政策。

2024年后，印宏观经济走弱，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明显放缓，制造业吸引外资的压力上升，而中印关系在经历多年波动后也迎来转圜，这使经济理性再次受到重视。这时印财政部率先为引入中资提供政策论证。例如，首席经济顾问阿南塔·纳格森、总理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桑吉夫·桑亚尔等人均认为，印若要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承接“中国+1”机遇，就不应该主动排除中国企业、资本和供应链。

部分政策智库也开始主张调整PN3政策。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指出，PN3已导致规模较大的投资议案长期延误。观察者研究基金会副总裁哈什·潘特也表示，印若想成为亚洲制造业中心，应接入中国供应链。而印产业界的诉求更为直接，以印通讯与电子协会、信息技术制造商协会为代表的行业组织主张放宽对中国技术人员及与中企合作的限制，并支持在印方控股、限制中资股比的前提下，允许中印企业建立合营安排。

三、一张尴尬的账单

PN3实施五年后，印度得到了一张颇为尴尬的账单。中国对印直接投资几乎被冻结，该政策还成为印度吸引多元化外资的主要阻碍——由于与中国供应链紧密配套的制造企业难以进入印市场，不少跨国企业将业务转移至印时也更加犹豫。更尴尬的是，印度管住了中国资本，却没有管住中国商品。过去几年里，印本土制造业规模确有扩大，尤其是以手机为代表的消费电子产业。然而，组装扩张并不等于制造业崛起，产能提升反而拉动了印市场对自华进口零部件、设备和中间品的巨大需求。由此，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从2020年的440.25亿美元一路扩大至如今的1121.62亿美元。

归根结底，“莫迪经济学”试图以补贴、基建和政策筛选复制中国制造业崛起之路，却低估了产业能力并非仅靠一纸政策便可催生。莫迪政府或许能够用补贴吸引外资工厂落地，却很难在短时间内买来完整的供应链，这使印度陷入“两头落空”的困境：既没有真正削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也未能实现所谓经济自主。

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美国挥舞关税大棒和中企加速出海的背景下，莫迪政府放开关键行业的中资审批，表明其并没有放弃经济安全逻辑，而是试图用制度性松动替代此前的一刀切管制，在可控范围内引入中资、技术和配套能力。当初被当作“风险”挡在门外的中国资本，如今又被当作“资源”重新引进，这种将中国同时视为安全威胁和经济资源的双重心态，或许是印度对华经济政策的“阿喀琉斯之踵”。

作者简介：

毛克疾，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

毛雅欣，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助理。

本文选自《世界知识》2026年第13期文章，原文标题为《毛克疾毛雅欣：印度对华经济政策为何“前后矛盾、左右互搏”》。

本期编辑：陈子珩

本期审核：朱依林

*前往公众号后台发送“编译”，即可查看往期编译合集

更多内容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