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特里尔因埃里希·凯斯特纳作品的插图而享誉世界，但他远不止于此。如今，他的政治漫画结集出版。由此呈现出的，是一位目光锐利、又富有同情心的幽默家。1946年，一家荷兰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一个男人肩扛钢笔，戴着大帽子，穿着红鞋，背上驮着一张网，网里装满了神情阴郁的强人。他吹着口哨，神态轻松，仿佛正走向一个显然阳光明媚的未来。
几乎每个人都认识特里尔，哪怕只是通过一本书的封面：一个身穿瓶绿色衣服的男人，近乎踢着正步般走过一处刺眼明黄的柏林广场，两个男孩躲在广告圆柱后面窥视着他。这个画面之美，几乎不输德·基里科。
那是一个炽烈的夏天，影子从右侧清晰地投下。这也是一段友谊的开端：瓦尔特·特里尔与埃里希·凯斯特纳。1929年《埃米尔和侦探》出版时，凯斯特纳还是一位并不太知名的作家，而特里尔早已是传奇人物，凭借为《滑稽画报》《女士》《青年》等众多杂志绘制的封面广为人知。
凯斯特纳曾说：“当年在柏林，谁若脑子里只想着数字，被城市的喧嚣催赶着匆匆穿街过巷，只要在最近的报摊上看到一幅‘特里尔’，就会停下脚步，深吸一口气，然后——微笑起来。”
对权威的不驯，对世间一切虚张声势者的嘲讽，特里尔早在布拉格老城那座古典主义风格的家族宅邸中就学会了。他是家中7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父亲靠着为维也纳宫廷和奥匈帝国贵族制造手套发家致富。瓦尔特负责家族编年史中的插图，而且画得越尖刻越好。
这后来也成了问题，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的6个兄弟姐妹和父母那样有足够的气量。他曾因给老师画讽刺肖像而被学校开除。后来，他去了慕尼黑，师从出奇宽容的弗朗茨·冯·施图克，逐渐形成了清晰的线条风格，以及对色彩和色彩反抗力量的惊人感觉。他开始为《辛普利齐西穆斯》工作。20岁时，《滑稽画报》从柏林向他发出邀约。
这家刊物的发行量比德国任何一家日报都高。特里尔嫌对方开价太低，索要双倍，结果拿到了3倍。这个热爱足球、打网球、收藏玩具的画家，就这样成了德国绘画界的“贾马尔·穆西亚拉”。
自1910年起，他生活在施普雷河畔，身边是时装人偶和庞大的玩具收藏。他从早上7点一直近乎疯狂地画到晚上11点，捕捉普鲁士首都的现实，再把它们变成自己幻想中的玩具世界。他用色彩和画笔扑向当下，也从1914年起投入战争宣传。在这一点上，他与许多左翼自由派同事和朋友并无不同。
多年来，柏林的“宠儿出版社”一直是纪念瓦尔特·特里尔的中心。如今，安特耶·M·瓦尔特霍斯特编成《瓦尔特·特里尔：政治作品》，以一本注释丰富、分析细致的汇编呈现出来。
也因为凯斯特纳的那些书让他闻名世界，特里尔接到的委托多得超出他的承受能力。留存至今的，有数百种杂志封面和数千幅插图。移居加拿大与女儿团聚之前不久，特里尔取得了英国国籍。
英国信息部资助了他，因为它意识到，战争不只是靠武器，也可以靠钢笔取胜。特里尔或许真的能对德国人构成威胁，因为他把英国的抵抗转化为艺术，赋予它视觉语言，并设计传单。他还画过一套10幅的折页画册，由英国皇家空军投撒到德国和被占领地区。
特里尔把他“笑死”了。他把他画得很小，就像他把所有大人物、所有暴发者、所有掌权者都画小一样，为的是剥去他们自以为是的伟大，也让人们不再害怕他们。他把他们画得和他们本来一样可笑。这正是他危险之处。
从瓦尔特·特里尔的政治作品中，能学到很多。这本书本身就是一堂20世纪历史课，读着读着，人会不断去查那些争论和战役的背景。人也会不断怀念一个“特里尔”：他那种无条件拥抱幸福的能力，他清澈的目光，他的人性，他的道德感。
两次大战留下的许多弹坑和废墟，如今都已被填平重建。但德国意识中最深的一道伤口之一，至今仍在隐隐作痛——那就是这位目光如刀、却又怀着同情心的幽默家所留下的空缺。
迁居多伦多附近蓝山地区、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后不到一年半，特里尔便于1951年去世。到了加拿大，他依然不缺工作。他几乎无所不能。沃尔特·迪士尼曾向他发出邀请，问他是否愿意去好莱坞。特里尔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制作过政治动画片，但他拒绝了这份邀请。
他不愿放弃自己的名字，不愿融入一支匿名的绘图大军，也不愿为了某种电影工业式的强势控制去工作。他想要自由，终于像自己幻想中的世界那样幸福。
凯斯特纳写道，特里尔是“死于心碎”。特里尔曾为他的30多本书绘制插图。凯斯特纳还说，特里尔用自己的天赋传播了幸福，“而正因为这太罕见了，他也因此幸运地拥有了自己的天赋”。我们仍然需要他那种明朗而积极的人道主义。我们仍然需要瓦尔特·特里尔。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他也能让人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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