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英国精英阶层当下的撕裂，得把时间轴拉回2015年。那一年，英国率先在西方大国中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随即成为创始成员国，此举在西方阵营引发强烈震动。
同年10月，中英两国正式宣告”黄金时代”开启，两国签署了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彼此的热乎劲儿，放在中西关系史上都是罕见的。
两国发表《中英关于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开启持久、开放、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那个时候，英国精英对中国的态度，是真心想搭上这趟东风快车的。
好景没有持续几年。2016年脱欧公投撕裂了英国的政治共识，保守党内部的政治博弈日趋激烈，“对华强硬”逐渐变成了一张成本低廉的政治牌。
2020年7月，在保守党内鹰派和特朗普政府的多重压力下，约翰逊政府宣布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并计划在2027年前完全移除现有设备。
这一决定被华为英国发言人直指”源于美国贸易政策，而不是安全问题”，仅仅在半年前，英国政府还曾允许华为”有限度”参与其5G非核心部分建设。
这一180度急转弯的代价相当惨烈：英国主要电信运营商警告，此举将导致英国5G部署延迟18至24个月，并带来45亿至68亿英镑的额外成本，使英国在关键的数字化竞赛中落入”慢车道”。政治算盘打得响，经济账单却是全体纳税人来买单。
从约翰逊到特拉斯再到苏纳克，整个保守党执政时期，对华政策持续在美国的战略轨道上滑行。2021年，英国政府发布《安全、防务与外交政策综合评估》，首次将中国明确定义为”系统性竞争者”，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双边关系跌入低谷。
这些年里，英国保守党政客把”中国威胁论”当成国内政治斗争的常备弹药——在党内竞争需要表态时拿出来，在国会需要凝聚支持时拿出来，在媒体需要转移焦点时也拿出来。
问题在于，这种姿态背后缺乏真正的战略自主，英国禁制华为的决定，完全出自政治动机，是在盟国施压下的随波逐流，而非独立研判之后的战略选择。这种表演式的强硬，最终让中英关系陷入了被斯塔默本人形容为”冰河时代”的深度冻结。
到2024年7月工党上台，接手的是一个经济基础相当脆弱的英国——增长乏力、财政紧张、通胀压力尚未散尽。工党上台时，接手的是一个混乱的英国，财务状况糟糕，经济增长乏力。
对于以贸易为立国之本的英国来说，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不需多言，更何况是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身为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的中国。斯塔默政府的务实路线在此背景下有了清晰的经济逻辑。
2025年1月，上任不久的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率先访华，时隔六年重启中英财金对话。这一步迈出去，信号是明确的：工党不打算再把意识形态摆在经济利益前面。
2026年1月28日至31日，斯塔默率领庞大代表团正式访华，这是时隔8年英国首相再次踏上中国土地。
此行被视为工党政府重塑对华政策的重要一步，其主要目标在于修补近年陷入低潮的双边关系，并寻求建立一种被其形容为”更成熟”且具长期稳定性的合作框架。
随行代表团涵盖汇丰、渣打、施罗德、阿斯利康、捷豹路虎、劳斯莱斯等英国核心产业的顶尖企业高管，中国媒体注意到英国代表团金融界人士比例极高，视之为英国商业信心重建的信号。
访问最终达成丰硕成果：双方同意建立中英高级别气候与自然伙伴关系，恢复举行中英高级别安全对话，中方将进口威士忌酒关税税率由10%降至5%，中方将积极考虑对英国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
从经济账面上看，英中在斯塔默访问期间敲定了22亿英镑的出口协议、约23亿英镑的市场准入协议以及数亿英镑的新投资承诺。斯塔默的访华绝非个例，其背后是一个更大的国际结构性变迁。
2025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华；2026年1月4日至8日，爱尔兰总理马丁来华访问；1月14日至17日，加拿大总理卡尼来华正式访问；1月25日，芬兰总理奥尔波也开启访华行程。
西方领导人密集赴华，背景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对盟友关系的大幅消耗。英国不仅和其他国家一样要面临”关税上涨”的难题，英美刚签署的《科技繁荣协议》也遭特朗普”叫停”。
在传统的”英美特殊关系”信用快速透支之际，向中国靠拢已不再是选项之一，而近乎是必须之举。然而痛苦就在这里——访华的动作足够大，但英国精英内心并没有真正和解。
访问前夕，英国政府批准中国在伦敦皇家铸币厂旧址兴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由于选址邻近金融城关键通讯电缆，引发外界对潜在监听风险的疑虑，在野阵营及部分媒体对此提出强烈批评。
更耐人寻味的是斯塔默本人的处境：他一面在北京大谈战略伙伴，一面仍不得不在会谈中向对方提出人权议题。斯塔默确认，他向对方提出了英国公民黎智英案件及有关人权问题，并将双方描述为进行了尊重性的讨论，但未披露中方具体回应内容。
这种”生意谈好，议题留着”的处理方式，折射出英国精英对中国的真实态度：不是放下了成见，而是把成见暂时搁置在谈判桌的另一边。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种撕裂是看得清楚的，也大可不必过分在意。
2025年，中英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1037亿美元。这个数字本身，就是双边关系最真实的底色。
中英两国经济结构的高度互补、百年变局中的共同利益以及已深深交织的民间与社会联系，构成了斯塔默首相此行寻求”务实合作”的根本动力，也是中英关系总能从低谷中找到回归路径的压舱石。
往后看，英国的对华政策仍将持续在美国压力、国内鹰派、经济利益三重约束之间寻找平衡，斯塔默被部分分析人士形容为面临”三体问题”，即需同时维持与美国、欧盟及中国之间的关系平衡。
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更注重消费导向的发展战略，尤其是服务业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势必会为英国企业带来更多的出口机遇。市场的引力，比任何政治信条都更持久。痛苦可以持续，生意还是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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