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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治宪法的精神，对天皇崇敬是“日本国民的义务”。对天皇缺乏崇敬之情的人被视为“非国民”或“国贼”，避免不了国家和社会的迫害。
在明治宪政体制下，批判和抵抗以天皇为中心的权力机构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国家宗教--神道的确立与天皇作为神道最高领袖地位的突显，为建立天皇崇拜的社会氛围提供了依据，而国家政权的强力推动使整个国家和国民在以天皇为顶点的专制主义体制问题上达成了民族共识。
自明治以来学校义务教育的普及也为推动天皇权威教育提供了基本和最重要的场所。日本人从小就受到皇国思想和天皇权威的教育。自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开始在日本所有中小学进行的“天皇是现人神”皇国史观教育和军国主义教育深深地渗透到每一个日本人的骨髓里。
国家宣传日本是神的国家，而天皇则是最高的神的化身，使国民对天皇是“现人神”的说法深信不疑，体制上政治与宗教巧妙结合，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为其不断升级的对外侵略战争服务。
军部及皇军则最大限度利用这种形势。突出天皇统帅皇军特色，以便使皇军基本上拥有了“与天皇同质的权威”，对军部做法的批判者被扣上“反军”的帽子，遭受与“非国民”、“国贼”一样的迫害。天皇的旨意、天皇的意志就成为日本国家的基本国策。
通过1911年大逆事件、1925年(大正期)普选法及治安维持法、1935年(昭和期)的“国体征明”等国民运动与体制整合，使绝对天皇制与军国主义体制之间建立起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
1930年初，在大众媒体和国家机构的鼓动下，民众积极参与了舆论及国策的形成过程。
激进军人得到大众的认同，但其要在政变中颠覆政府而建立法西斯政权还必须得到政权上层的支持，天皇是新旧势力的代表者和统合者。
在日本，“得到天皇的认可就意味着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得到皇室的支持意味着得到了在神道精神中生活的、由敬畏最高领袖所支配的广大人口层的支持"。几次政变的结果都是政变本身被镇压，但政变者的主要诉求被社会及上层统治者接受，日本国家体制向着军国主义化发展，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社会呈现的对外扩张冲动就是在这种民众支持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明治以来日本政治思想是从在宗教、道德、政治的价值观上全都以继承神灵的万世一系的现天皇为中心、为前提的。
善恶价值判断基准也是根据天皇的敕语，即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谕，这些从小学义务教育就开始深深地植根于每个日本臣民心中，到15年战争结束，天皇一直是宗教、道德、政治权威的源泉。
在促使天皇制军国主义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理论作用的庆应大学教授衰田胸喜在1933年的书中称，日本民族现在对现人神天皇的信仰基于建国神话和国家宗教，它以儒教、佛教、基督教及社会主义都没能实现的方式，来实现人类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我们忠实于现人神天皇，保卫祖国就是对人类的贡献，使日本成为世界最强国家是日本人对人类唯一可能的贡献。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木户幸一的辩护律师洛根(美国人)问东条，“木户是否在行动上或献策时曾违背天皇要求和平的意愿”时，东条表示“没有任何一个日本臣民能违背天皇陛下的旨意，日本政府和日本国的高级官员尤其如此”。
如果东条的话是对的，那么就是说天皇能够制止侵略战争，如果他真的不想发动和进行战争，那么战争就可能被阻止，因为没有人敢违背天皇的旨意。东条的话对理解日本国家的战争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理解战时日本国家“举国一致”体制的关键词。
体现了天皇在国家非常时期的权威地位。在军国主义化过程中，天皇实际上具有立宪君主与专制君主的两重性。他集国家法定权力和政治、社会威信于一身，在他的权威下所有国家政策才得以实施。
天皇在行使军事统帅权及对国家政治的总揽权时，有一个作为天皇侧近的，辅佐天皇从事政务、军务裁决的政治集团。具体地说包括皇室成年男性成员、元老、内大臣、侍从长、侍从次长、宫内大臣、侍从武官长、侍从武官等等。
元老实际上参与国家政策的决策过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实现的：
此外，1875年(明治八年)曾经成立过元老院，它作为太政官制改革的一部分，成为立法咨询机构，定员30人，由皇室成员担任议长。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在明治宪法实施后元老院被废止，但元老的作用没有削弱。
根据藤原彰的研究，在明治、大正两个时期，元老在对外开战、媾和等重大外交问题以及包括总理人选在内的重大内政事务上都具有实际上的决定大权。
因此，元老虽然是宪法体制外的“编外户”，但实际上比大臣等具有更大政治影响和决策能力。他们没有公职，但深受天皇的信任，能够直接与天皇说上话，所以对天皇及国家决策产生直接影响。在决策出现意见对立时，能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隐蔽的屏风作用”。
他们在二二六事件(1936)后军国主义高潮期受到少壮军人的暂时压制，而到了后期，随着日本在战争中出现颓势，军人影响相对下降，重臣重新掌握政权中枢，左右政局和决策。
所谓重臣在各个时期概念不同。明治初期，把辅相、议定、参与等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称为政府的重臣。到了昭和时期一般是指参与元老决定推荐总理人选的政治家，其内涵较广泛，主要包括担任过总理的人物和现任枢密院议长，此外有的也把内大臣、宫内大臣等列入。
两者都是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物，但也有区别。元老是以参加明治维新为标志的，而重臣则主要是昭和时期担任过重要政治职务的政治家、军人。元老、重臣是超明治宪政体制的政治存在，两者在政治决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元老作用突出。
在任命总理大臣等重大问题上，天皇大都是根据元老的提名、推荐来任命的，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等元老就曾长期充当推荐总理的核心人物。
山县在大正时代(1912~1924)的前10年中，发挥着国家决策的主导作用。到了昭和时期，元老只剩下西园寺公望，他作为天皇有关政务的最高顾问，向天皇推荐后任总理人选，直到1937年(昭和十二年)病重以后。
成为元老的前提条件是受到天皇的绝对信任，并长期担任核心职务，对政局有绝对影响力的人物。担任过总理、枢密院议长等重要职务的人物多成为重臣，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重大决策一般在得到重臣会议认可后，才能提交御前会议讨论。不过重臣意见不是都受到重视，特别是战争后期，天皇侧近木户幸一对听取重臣意见态度消极，认为总长及阁僚的意见重要，因为“重臣对陛下说话总有顾及，而且信息不灵。重臣没有一人有为国而立的气概”。
1885年(明治十八年)12月22日根据太政官达(通知)第67号，开始在宫中设立内大臣，其主要任务是作为天皇有关政务方面的辅佐官员，也是天皇商量政务的参谋和天皇与政府要人之间顺利沟通的牵线人。
昭和时期担任该职务的如牧野伸显、斋藤实、汤浅仓平、木户幸一等，都对天皇的政务产生了重要影响。各大臣及军部首脑等进见天皇也都必须经过内大臣的安排。
从1937年开始内大臣取代生病的元老西园寺公望，通过征求重臣、枢密院议长、陆海军部首脑等的意见后，向天皇推荐内阁总理候选人。到了“二战”时期，西园寺等元老去世之后，内大臣则秉承天皇的旨意，负责调整、推荐总理人选，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这种方式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木户幸一在内大臣(1940年6月~1945年11月)任内对天皇的政治决策影响巨大。
根据家永三郎的研究，内大臣本来“只是宫中官吏而非国家的官吏”，不属于国务大臣，并不对天皇负有就国务问题进行的辅弼职责。但内大臣官制规定，内大臣是天皇的“常侍辅弼”，对所有天皇大权的行使都处于能够提供“足以有影响”的意见和情报的地位。
这种体制外人物，内大臣牧野、汤浅、木户等在任内，对于总理人选、战争决策及天皇决策行为都具有巨大影响。内大臣还掌管天皇的玉玺，被认为是天皇侧近中的侧近。内大臣的任命一般由总理等推荐，而一旦被任命，总理并没有罢免内大臣的权力。
侍从长是负责管理天皇事务的随身侍从，并辅佐包括政务在内的天皇日常活动。裕仁的侍从长自1929年(昭和四年)任命铃木贯太郎以后的三人都是海军大将，而铃木在政务、军务两个方面都对裕仁有很大影响。
宫内大臣则主要是负责管理皇室财产及皇族、贵族的监督、管理，向天皇提供一些国务、军务方面的资讯。
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4月根据第113号敕令，公布侍从武官府制度。由“高级老资格”者担任侍从武官长。在军事方面，侍从武官长对天皇的影响很大。侍从武官长通常由陆军中将以上将领担任，宫内设有侍从武官室的机构，有四名少佐到少将的陆军侍从武官和三名海军侍从武官在天皇处轮班勤务值班。
他们负责答复天皇有关军事及军务方面的所有提问，并承担天皇与军部--陆海军机构间的沟通。侍从武官长是天皇的军事顾问，对天皇的军事决策及对外政策影响巨大。昭和天皇裕仁先后有五名侍从武官长，其中从太子时就任职的陆军大将奈良武次任职11年，对裕仁的行动方式影响很大。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事件后被提拔担任天皇裕仁的侍从武官长。
侍从武官处的侍从武官是天皇的耳目、军事参谋，经常奉命巡视各地部队，传达天皇的旨意，特别是天皇不直接去的地方，如战区、殖民地等，侍从武官代表天皇前去传达天皇命令，鼓舞军队士气。
能担任侍从武官长的都是陆军出身，上任前都曾担任过重要军职，是军部实力派，不少人在对外扩张侵略战争中发挥过重要的指挥、决策作用。这些侍从武官长的人选说明天皇身边的军人绝非摆设，他们作为天皇的军事顾问，对天皇的政治、军事决策有巨大影响，同时天皇通过这些将军对国家军事政策进行直接掌控。
4月，天皇认定以内大臣为中心，与元老、必要时加上重臣协商推荐总理。具体方式是不召开重臣会议，由内大臣选定候选人，再征求元老意见。同年6月的近卫内阁及其以后的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等内阁总理都是内大臣负责推荐的。
上述推荐总理的决策过程有几个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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