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灯亮了一整夜。

我盯着那张援疆调令,手指在纸边来回摩挲。手机亮了,黄家明的微信弹出来:“我妹明天带孩子来,你准备一下。”

我没回。

窗外是凌晨四点的城市,天际线灰蒙蒙一片。

三年了,每次都是这样。

黄思雨一个电话,我就得放下所有,从诊室赶回家当保姆。

上次是乐乐发烧,上上次是摔伤,这次是手足口。

而我的病人还在病房里躺着。

“优秀医师评选”明天公示,我等了五年。

手机又亮了。黄思雨的语音消息,带着哭腔:“嫂子,收留几天吧,医生说没事了,真的不传染。”

我看着调令,忽然笑了。

有些事,不做决定,就会被别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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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

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我听见屋里传来电视声。黄家明又躺在沙发上看球赛,茶几上摆着几个空啤酒罐。

“回来了?”他没抬头,眼睛盯着屏幕。

“嗯。”我换了拖鞋,把包挂在门边。

“今天医院忙不忙?”

还好。

对话就这样结束了。三年了,我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少,像两条平行的线,偶尔交汇也只是擦肩而过。

我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想找点吃的。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个鸡蛋和半袋挂面。我记得昨天让黄家明去买菜的,显然他没去。

“家明,冰箱里没菜了。”

“哦,明天买。”他换了个频道,声音懒洋洋的。

我叹了口气,烧了壶水,准备煮面。水还没开,手机就响了。是黄思雨。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嫂子!救命啊!”电话那头,黄思雨的声音带着哭腔,听起来很着急。

“怎么了?”

“乐乐生病了,发高烧,社区医院说可能是手足口,让我去省城。我已经在路上了,明天早上就能到。”

我心里一沉。手足口病传染性极强,儿科病房都是层流管理,普通家庭怎么可能防控得住?

“思雨,你听我说,手足口病需要隔离,你最好直接去我们医院挂传染科的号,让医生安排住院。”

“住院?”黄思雨的声音一下子尖锐起来,“住院多贵啊!嫂子你不是在家吗?我在你家住几天,你帮我看看就行了。”

“不行,这病会传染——”

“医生说过了潜伏期就不传染了!”她打断我,“嫂子你总不会见死不救吧?”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电话已经挂了。

我站在厨房里,手里攥着手机,盯着灶台上那锅还没烧开的水。水汽慢慢地升起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客厅传来黄家明的声音:“谁的电话?”

“你妹妹。”

“哦,思雨啊,她说什么了?”

“她要带乐乐来我们家住几天。”

“来就来呗。”他不以为然,“反正咱家房子大,住得下。”

我把手机放到桌上,走到客厅,在他对面坐下。

家明,手足口病会传染的。我是儿科医生,每天面对的都是生病的孩子。我要是被隔离了,工作怎么办?

黄家明终于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开,看着我,有点不耐烦:“我妹不容易,你别那么小气。就住几天,没事的。”

“你怎么知道没事?万一传染了呢?”

“哪有那么多万一!”他站起来,把啤酒罐扔进垃圾桶,“你总是想太多。我妹妹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乐乐生病了她更着急,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吗?”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累。

这三年来,每次他妹妹有事,他都是这句话——“我妹不容易”、“你就体谅一下”、“别那么小气”。

从来不问问我容不容易,需不需要体谅,想不想小气。

我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卧室。

躺在床上,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各种念头转来转去。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黄思雨发来的消息:“嫂子我已经出发了,明天早上到,麻烦你了。”

我没有回。

过了一会,又一条消息进来:“嫂子,我给你带了你爱吃的酱肘子。”

我看着那条消息,觉得讽刺极了。她以为给点小恩小惠就能摆平一切。

这一夜,我几乎没睡着。

02

第二天早上六点,黄家明就把我叫醒了。

“梦欣,思雨到了,你快去开门。”

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起身去开门。

门一打开,我就看见黄思雨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乐乐。孩子蔫头耷脑的,脸上贴着退热贴,眼角还有黄绿色的眼屎。

“嫂子!”黄思雨一见到我,立刻堆起笑脸,“打搅了打搅了,就住几天。”

我低头看了看乐乐,心里咯噔一下。

孩子嘴角有明显的疱疹,有些已经破了,结着黄褐色的痂。

我伸出手,想看看他的手心,黄思雨立刻把孩子往怀里搂了搂。

“没事的嫂子,医生说过了潜伏期就不传染了,您放心。”

我没动,就这么看着她。

黄思雨被我盯得有点不自在,转头朝屋里喊:“哥!我来了!”

黄家明从卧室出来,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来了啊,快进来。

“哥,你看嫂子,好像不欢迎我们。”黄思雨撇着嘴,一副委屈的样子。

黄家明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责怪:“梦欣,让她们进来吧。”

我侧过身,黄思雨立刻抱着孩子挤了进去。

她进门的第一个动作,是把孩子放在客厅的沙发上,然后四处打量起来。

视线扫过新换的布艺沙发、墙上挂的十字绣、茶几上摆的果盘,眼神里带着一丝羡慕和一点点嫉妒。

“嫂子家布置得真漂亮。”她坐到沙发上,把乐乐放在旁边,“比我那破家好多了。”

“乐乐给我看看。”我走过去,想检查一下孩子的情况。

黄思雨挡了一下:“没事的嫂子,他刚吃了药,正要睡觉呢。”

“我是医生,让我看看。”

我坚持着,她只好让开。

我仔细检查了乐乐的口腔和手。口腔里有明显的疱疹,有些已经溃烂,手心脚心都是红疹,有些已经开始起皮。

典型的HFMD(手足口病),而且已经开始进入恢复期了。

“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

“前两天。”黄思雨含糊地说。

“去医院看过吗?”

“社区医院看了,说是病毒性的。”

“血常规查了吗?”

“查……查了。”

我看着她闪烁的眼神,心里明白了七八分。她根本没带孩子去正规医院做系统检查,八成是社区医院开了点药就回来了。

“思雨,手足口病虽然大部分能自愈,但也有重症风险。建议你带孩子去我们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嫂子,没必要吧?你看乐乐都好多了。”

“我是医生,我说有必要。”

黄思雨看了黄家明一眼,黄家明过来打圆场:“梦欣,你也别太紧张。思雨带孩子也不容易,你就帮帮忙,住几天观察一下,要真有什么问题再去医院。”

我看着他,忍了半天,还是没忍住:“黄家明,你知不知道手足口病是什么?重症手足口病会并发脑炎、心肌炎,会死人的!”

黄家明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会发火。

黄思雨在一旁嘿嘿一笑:“嫂子,你别吓我。乐乐身体好着呢。”

“你——”我气得说不出话。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黄家明摆摆手,“思雨,孩子先放这儿,你去休息一下。”

黄思雨把孩子放到客房床上,回到客厅,跟我面对面坐着。她不时看看手机,跟谁发着消息,嘴角带着一丝笑意,完全不像一个孩子生病的母亲。

我坐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看着她的神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中午,我给孩子熬了点粥。乐乐醒了,精神好了一点,喝了几口粥,又睡了。

黄思雨抱着手机聊了一上午,到下午才跟我说:“嫂子,我出去买点东西,你帮我看着乐乐。”

“去哪里?”

“就……出去有点事。”

她说完就走了,一直到晚上都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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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乐乐一直睡到下午,醒了之后精神好了一些。我量了体温,38.5度,还在发烧。

我给孩子擦了擦身子,换了身干净衣服,又喂了药。乐乐迷迷糊糊喊“妈妈”,我拍了拍他,说妈妈马上就回来了。

孩子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我看着窗外,天快黑了,黄思雨还没回来。我给她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接。给黄家明打过去,说他在加班,让我别管那么多。

八点多的时候,我接到了我妈赵薇的电话。

“梦欣,吃饭了没?”

“吃了。”我靠在厨房门边,看着外面黑下来的天,声音有气无力。

“怎么听着没精神?又加班了?”

“不是……黄思雨带着孩子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那孩子不是得手足口了吗?怎么还往你那儿送?”我妈一听就急了,“你可是儿科医生,每天接触那么多孩子,你们医院查得那么严,你知不知道——”

“妈,我知道。”

知道你还让她来?

“家明让的。”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半晌,我妈叹了口气:“梦欣,你还记得你姥姥说过的话吗?”

“什么?”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你爸当年就是这样,一辈子让着别人,到头来什么都没落下。”

我握紧手机,没说话。

“妈不是要你学坏,是让你学会保护自己。有些人,你退一步,他就进十步;你退十步,他就把你当软柿子捏。”

妈……

“梦欣,你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能没了自己。”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站在厨房。窗外月亮挂在天上,冷冷的,像一把刀。

我回到卧室,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最下面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印着几个字:援疆医疗工作调令。

调令是一周前下来的。我悄悄申请的,谁也没告诉。

当时填表的时候,我也犹豫过。三千多公里,三年时间,并不是一个小决定。

可我越来越清楚,继续留在这儿,我永远都是黄家的免费保姆,永远都是那个别人可以随意使唤的“嫂子”。

我把调令抽出来,展开,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经研究决定,同意你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县人民医院工作,任期三年。”

信封上还贴着一张便签,上面是我写的:“梦欣,你好好的。”

没想到是跟黄家明说这句话。

我把调令装回信封,塞进挎包。这个决定,我不会改。

04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医院。

科室里正忙着,护士长看到我,愣了一下:“梦欣,你不是请假了吗?”

“请了假,但有个事要来办。”

我去院长办公室签了字,又把调令拿到人事科备案。科长接过调令,看了看上面的日期:“梦欣,你可以反悔的。”

“不反悔了。”

“想清楚了?那边条件可比不得省城。”

“想清楚了。”

科长叹了口气,在调令上盖了章:“行,组织上尊重你的决定。走之前把手头的事交接好。”

从人事科出来,我站在医院楼下,抬头看着这栋灰白色的楼。

我在这里干了六年,从住院医熬到主治,不知道加了多少班,值了多少夜班,受了多少委屈。

出了医院大门,我走到对面的药房,买了一盒一次性口罩、一瓶消毒酒精、几卷纱布,还有一管抗病毒软膏。

路过手机店的时候,我停下了脚步。橱窗里摆着一个蓝色的行李箱,不大不小的那种,够装几件换洗衣物。

我看了很久。

回到家,黄思雨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乐乐趴在茶几上玩积木。我走过去,看了一眼乐乐的手心。

那些疹子比他刚来的时候少了很多,嘴角的疱疹也开始结痂了,精神也好多了,至少能玩了。

“嫂子,你看乐乐好多了吧?”黄思雨笑嘻嘻地说,“我就说没事,你还不信。”

我没接话,把药放在茶几上:“这是抗病毒的软膏,每天涂两次。”

“哟,嫂子真贴心。”她抓起药膏看了看,放到一边,“嫂子,我今晚还得出趟门,你帮我看着乐乐。”

“又要去哪里?”

“就……朋友叫我有点事。”

“思雨,你到底在忙什么?”

她脸上的笑容僵了僵:“没什么,就是点私事。”

我看着她的表情,心里已经有了判断。

她八成是在处理她那个出轨的丈夫的事。

闹离婚、争抚养权,这些事本来也没错,但她把所有烂摊子都丢给我,仿佛这一切理所当然。

我不再追问,转身回房间。

黄家明下班回来的时候,黄思雨已经出门了。他看到客厅里只有我和乐乐,愣了一下:“思雨呢?”

“出去了。”

“又出去了?”他皱了皱眉,“她怎么天天往外跑?”

你问她,我不知道。

黄家明没再说什么,走进厨房泡了杯茶。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端着茶杯走进书房,连乐乐都没多看一眼。

晚上十点多,我正哄乐乐睡觉,黄思雨回来了。她脸上的表情不太好看,眼圈有点红,像是哭过。

我假装没看见,把孩子交给她:“乐乐好了很多,明天应该可以不用吃药了。”

“知道了。”她抱着孩子进了客房。

我洗完澡,回到卧室,打开衣柜。把我那几件常用的衣服叠好,整整齐齐放进那个蓝色的行李箱里。动作很轻,怕吵醒谁。

黄家明翻了个身:“你收拾东西干嘛?”

没什么,整理一下。”我背对着他,没回头。

他“哦”了一声,又睡了。

行李箱不大,三件外套、四件T恤、两条牛仔裤,还有一套睡衣,刚好装满。

我在上面放了一个小相框,是那年毕业的时候我和几个同科室的小姐妹拍的照片。

那时候大家都笑着,以为未来会很好。

关上箱子那一刻,我使劲呼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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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我就醒了。

翻了个身,黄家明还在睡。盖着被子,打着鼾,睡得很熟。

我轻手轻脚起了床,洗漱完出来,黄思雨和乐乐还没醒。

客厅里静悄悄的,电视机还开着,屏幕上是一档早间新闻,声音调得极低,正在播报突发天气。

我走到冰箱前,打开看了看,鸡蛋还剩三个,挂面还有半袋,冰箱的冷藏室有些霜冻,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我把火关掉,退回到门口。换鞋、拿包、拉上行李箱,动作一气呵成。

黄思雨的房门虚掩着,我停了一下,没推门。里面的呼吸声很均匀,孩子应该还在睡。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

三年前,我嫁给黄家明,以为这会是幸福的开端。那时候我们在出租屋里一起吃泡面,谈天说地,觉得日子再苦都会甜起来。

可三年过去,我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在他眼里,我是他妹妹的替补妈妈,是他妈眼中的孝顺儿媳,却唯独不是我自己。

我深吸一口气,拉开门。

门外不是走廊,是客厅。

黄家明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正坐在沙发上,点着一根烟。烟雾在清晨的光线里慢慢散开,他的脸在烟雾后模糊不清。

“你要去哪里?”

我没说话,握着行李箱的把手。

“我问你,要去哪里?”他掐灭烟,站起来,声音提高了八度。

我看了他一眼,从挎包里抽出那封调令,快步走到他面前,拍在茶几上。

黄家明低头一看,脸色“刷”一下变了。

那封调令在晨光里特别显眼,每一个字都很清晰:“援疆医疗工作调令——杨梦欣同志赴新疆喀什县人民医院工作,任期三年。”

“你……你什么时候申请的?”他抬起头,盯着我,眼睛瞪得很大。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你瞒着我?”

“你从来没问过。”

黄家明踩在烟头上,声音发抖:“杨梦欣,你是不是疯了?那里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我知道。喀什县,距省城三千一百公里,海拔一千四百米,冬天零下二十度,夏天零上四十度。我都查过了。

“那你还要去?”

你以为我走得很容易?”我看着他,声音有些发抖,但尽量让自己冷静,“黄家明,我给你留了三年的情面。这三年,你妹妹来了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什么时候说过一个不字?

他愣了一下,移开视线。

“可她是你妹妹,我总不能——”

“总不能什么?总不能不管她,总不能对不起你妈。可你想过对得起我吗?”

“梦欣……”

“你答应过我,三年内要孩子。可你从来没问过我愿不愿意,也从来没想过:我每天在儿科病房接触那么多孩子,回到家还要给你妹妹看孩子,”我声音有点大,“我累了,真的累了。”

这时候客房门“吱呀”一声开了。

黄思雨揉着眼睛走出来,看到客厅里的阵仗,愣在原地。

“哥,你们……”

“你自己看。”黄家明把调令扔给她。

黄思雨接过来一看,脸色变了,然后把调令狠狠拍回茶几上,指着我的鼻子:“杨梦欣,你什么意思?我儿子还在病着,你就要走?”

我看着她,没有发火,只轻声说了一句:“思雨,乐乐的病已经好了大半。你今天带他去医院复查一下,就不用再住我这里了。”

“你——”

“我给你的药膏,一天涂两次,三天就能好利索。要是发烧超过39度,记得去医院。”

黄思雨气得脸都绿了:“杨梦欣,你心可真狠!”

我看着眼前这两个人——一个是丈夫的妹妹,一个是丈夫本人。

三年来我跟他们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水,到头来他们还是站在一边的。

原来我从来没走进过这个家。

我转过身,拉起行李箱。

“梦欣!”黄家明叫住我。

我停了一下,没回头。

“你要是走了,我们……怎么办?”

“你问问你妹妹,她孩子怎么办,你们家就有答案了。”

门在身后关上的那一刻,堂屋里的电子钟忽然响了。每天早上七点它都会响,雷打不动,不管有没有人听。

我今天终于不用听了。

06

出了小区大门,我打了辆车,直奔火车站。

出租车里放着音乐,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一路絮絮叨叨说着最近的天气。

“这天啊,说变就变,昨天还大太阳,今天就降温了。姑娘你这是去哪儿?”

“新疆。”

“新疆?!”他吓了一跳,“那么远?”

“嗯。”

“出差还是旅游?”

“工作。”

司机“哦”了一声,不再问了。

窗外的小城慢慢往后退。路边的梧桐树落了一地的黄叶,踩上去沙沙响。

这座城市我住了六年。省城、医院、家、菜市场,四点一线,从来没换过。三年婚姻,我把自己活成了一张什么都可以往上贴的破报纸。

车停在火车站门口,我付了钱,拖着行李箱下了车。

火车站人不多,候车室空荡荡的。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打开手机,翻到黄家明的号码。手指在上面停了几秒,终究没拨出去。

发了一条消息:“调令是真的。你多保重。”

刚发出去没多久,手机就震了。黄家明打来的,我没接,按掉了。

他又打,我还是没接。

然后发来一条消息:“杨梦欣,你回来,我们好好谈谈。”

又一条:“你是不是真的不要这个家了?”

我盯着屏幕,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又删。

最后只回了一句话:“家明,三年前我说过,我想好好过日子。可你们家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什么叫好好过日子。”

发完这条,我把手机关了,放进包里。

火车缓缓驶入站台,我拖着行李上了车。车厢里空荡荡的,没什么人。我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看窗外的小城慢慢往后倒退。

三个小时后,我就要到省城西站了,再转一趟飞机,晚上就能到乌鲁木齐。

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脑子里乱糟糟的,像有一百个人在里面说话,说什么的都有。

有我妈的声音:“梦欣,你好好的。”

有护士长的声音:“梦欣,科室离不开你。”

有黄家明的声音:“梦欣,你回来——”

我使劲晃了晃脑袋。

别想了,别想了。

车窗外,天空蓝得像被水洗过一样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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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到了新疆,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大地大”。

喀什县人民医院在县城中心,一栋三层的灰色小楼,院子里的白杨树高得直戳天。

老院长姓马,五十多岁的一个大叔,面黝黑手粗糙,说话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

“小杨啊,条件艰苦,你多担待。”

“不苦。”

我说的是实话。病房里虽然有些旧,可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张床铺一张铁皮柜,门上的油漆已经斑驳,但玻璃擦得很亮。

二楼靠东头的房间分给了我做诊室。

窗户正对着外面的街道,街边有几个卖馕的摊位,炉子里的香气一阵一阵飘过来。

每天早上,都能闻到刚出炉的馕香。

门诊病人不多。这里的人大病才上医院,普通有点头疼脑热,都是自己扛过去。

我刚来的第三天,接诊了一个七八岁的维族小姑娘——阿依夏木。

她妈妈用一块旧棉布裹着她,抱进诊室时小姑娘已经烧得小脸通红,嘴唇干裂得起了皮。

我查了体温,三十九度八,喉咙里能看到白色脓点,典型的化脓性扁桃体炎。

“阿姨,疼。”小姑娘小声说,汉语说得不太利索。

我摸了摸她的头:“不怕,阿姨给你开药,吃了就不疼了。”

她妈妈站在旁边,两手攥着衣角:“医生,药贵不贵?”

不贵。几块钱。

她明显松了口气。

我开了药,又叮嘱了几句。小姑娘走的时候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一颗小虎牙。

那笑容让我一整天心里都暖烘烘的。

下班后,我独自一人走出医院,沿着街道往回走。

街道两旁的馕铺飘来香味,卖瓜的摊贩用维吾尔语吆喝着生意。

有几个小孩子在巷子口踢球,球飞过来,从我旁边滚过。

有个小男孩跑过来捡球,仰头看了看我,用生硬的汉语说了一声:“阿姨好。

我笑了笑:“你好。”

他咧嘴一笑,跑开了。

我站在街上,看着夕阳把整条街染成金色。远处传来清真寺的晚祷声,回荡在戈壁的风里。

这一刻,忽然觉得心里那块石头,好像没那么重了。

08

两个月后,我接到了黄家明的电话。

那天我刚下班,正在宿舍里煮面。锅里咕嘟嘟翻着水花,手机在桌上震动起来。

屏幕显示:黄家明。

我看着那三个字,犹豫了几秒。锅里的水又滚了,面条拍打铁锅,咕嘟咕嘟地响。我关掉火,按了接听键。

那边声音沙哑,带着鼻音。

“我……我也生病了。”

“什么病?”

“被你外甥传染的。”他说着笑了一声,笑声里全是苦涩,“发烧、嗓子疼,浑身酸疼,躺在床上动都动不了。”

我没说话。

“思雨知道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网上说了这病没事,让我多喝水就行。”

这跟我的判断差不多。

“然后呢?”

“然后她就没管了。”黄家明吸了吸鼻子,“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烧到四十度。迷迷糊糊想起来,以前你发烧的时候,都是谁给你倒水?”

我沉默着。

“梦欣,我知道错了。”

这句话,我等了三年。

可今天听到的时候,心里却没那么大波动了。好像等了太久,反而变淡了。

“家明,你现在在哪儿?”

“在家。”

“谁来照顾你?”

“我爸来了一趟。”

“黄叔?”

“嗯。”他声音有点抖,“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媳妇是个好女人,你小子错过了。”

锅里的面凉了,结成坨,黏在一起。我没去搅它。

“梦欣,”黄家明声音很轻,“我对不起你。”

我拿着手机,靠在窗边。窗外是茫茫戈壁,风吹过的时候,卷起一片沙尘。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远处有只鹰,在天上久久盘旋。

“好好养病吧。”

“你……”

“我挂了。”

挂掉电话,我在窗边站了很久。

原来,一个人真正放下的时候,心里不是恨,而是平淡。

好像那段过往,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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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过了一个月,我又接到了黄家明的电话。

“梦欣,我想见你。”

见我?

“嗯,我来新疆。”

我愣住了:“你来新疆?”

“我已经辞职了。”

“你辞职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疯了?”

我没疯。”他的声音很平静,“我仔细想过了。以前你什么都替我扛着,我反而觉得理所当然。你不在了,我才发现,原来我什么都不会。

我在网上找了份喀什的工作,电器公司的市场推广,已经面试过了。就等过去报到。

“黄家明,你别冲动——”

“我没冲动。”他打断我,“梦欣,我想重新开始。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想再活得像以前那样。”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三天后我到喀什,你愿意见我吗?

我沉默了很久。

“你来吧,我带你看看我工作的地方。”

挂了电话,我坐在宿舍里发愣。

窗外,戈壁的风吹得白杨树叶哗哗响。天很蓝,云很少,像是谁用扫帚把天空扫干净了。

三天后,我站在喀什火车站出站口。

人群里走出来一个瘦高的男人,拖着一个行李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晒得更黑了。比以前瘦了一圈,下巴上冒着青茬。

是他。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隔着人群,谁也没先说话。

我转了个方向,沿着街道慢慢往前走。

黄家明拖着行李箱,跟在后面,没有追上来也没有喊我,就这么不远不近地跟着。

走了一段路,我停下脚步,等他跟上来。

“这边。”

他跟上,隔着两步远,并不靠近。

我带他看了我上班的地方——那栋灰色的小楼、门口的白杨树、二楼的诊室、院子里晒太阳的老人。

他看得很认真,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着头。

又去了集市,看了卖馕的摊子、卖瓜的货车、卖果干的小店。

走到馕摊前,我买了一个刚出炉的馕,掰了一半递给他。

他接过去,咬了一口。烫得直咧嘴,但没吐出来,慢慢嚼着,咽了下去。

“好吃。”

我俩站在馕摊旁边,一人啃着半个馕。

“梦欣,”他终于开口,“我不逼你。你要是还生气,我就等着。等三年,等五年,等到你不气了为止。”

我没说话,咬着馕,嘴巴塞得鼓鼓囊囊的,说不出话。

眼眶发酸,但我没哭。

“我欠你的,这辈子怕还不完。”他顿了顿,“但我想试试。”

我嚼着馕,看着对面那条街。街上人来人往,卖瓜的老汉正跟顾客讨价还价,声音震天响。

“你不用还。”

黄家明一愣。

“我走的时候就没想过让你还我什么。”我转过来看着他,“你欠的是你自己,不是我。”

他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10

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着。

黄家明在喀什县找了份销售的工作,租了一间小房子,距离我宿舍只隔着三条街。不近不远,刚好够各自有自己的空间。

周末的时候,他会来医院接我下班。有时候带一兜水果,有时候带一个哈密瓜,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站在门口等。

时间久了,医院的人都知道了他。护士长偷偷问我:“小杨,那男的是你老公吧?”

我没回答,也没否认。

老院长有一次在食堂碰见我吃饭,问我:“小杨,小黄是来追你的吧?”

我夹菜的手停了一下:“也许吧。”

“那你怎么想?”

“不知道。”

我说的是实话。不知道。不知道要不要回头,不知道回不回头还值不值得。

黄家明从来没提过“复合”这两个字。

他不再解释,也不求原谅。

有时候我加班到很晚,回宿舍的路上会看到他坐在路边吃馕、看手机。

看到我过来了,就把馕装在兜里,站起来说:“走吧,我送你。”

不说什么,也不做别的,就这么走在我旁边,保持着一步的距离。

有一回下雨了,是那种很突然的暴雨,路上的人四散躲避。

我跑了两步,被雨兜头浇了个透,想去旁边的屋檐下避一避,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黄家明的外套已经披在我肩上,他人挡在风来的方向,像一堵墙。

“别跑了,小心滑倒。”

那天他送我回宿舍,自己浑身湿透了。在门口,我把外套还给他的时候,他接过外套拧了一把水,朝我笑了笑:“没事,我皮糙肉厚。”

我没有请他进去。他不是不能进,而是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让那扇门再为他打开一次,或者永远都不再让他进来了。

过了几天,我生日那天,下班后回到宿舍,发现门口放了一个袋子。

打开一看,是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用红纸卷着什么,拆开,是一张手写的字条:“生日快乐。三年,我等着。你好了,我就开始。”

没有落款,但我知道是他。

我站在走廊里,拿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

窗外,月亮又圆又大,黄澄澄地挂着。

远处传来清真寺晚祷的诵经声,苍凉、悠远,回荡在空荡荡的戈壁上。

我慢慢蹲下去,把纸条抱在胸口。

三年。

也许再三年,也许不用。

也许有一天,我会试着再去相信一个人。

但不是现在。

现在,我只想好好活着。做自己,做那个不被任何人定义的杨梦欣。

我站起身,转身走向屋内。

门在身后关上。

夜很静,风也歇了。远处的诵经声渐行渐远,渐渐消失在夜色深处。

隔壁的灯还亮着。昏昏黄黄的一团,像是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点了一个小小的、耐心的希望。

黄家明就住在那里。

我们之间隔着三条街,隔着几千公里的归途,还隔着这几年谁也没能跨过去的那道坎。

但至少,我们都还活着。

他活着,我也活着。

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准备好了,就一起跨过去。

也许,就这样各安天涯,也挺好。

我不知道。

但我不着急知道。

明天还要上班。

诊室窗户外面那棵白杨树,叶子又要落一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