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物学领域，“智商永远不嫌多” 这一观点是大错特错的。
首先，智商与智慧并非同一概念。
智慧的诞生，需投入顶级生物资本，还依赖无数底层基础建设。进化机制极为吝啬，生物只要能成功繁衍后代，便不会进行额外投资，毕竟成功繁殖之外的投入会削弱繁殖竞争力。这一原理在细菌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同一培养基中，若有两种细菌，一种 20 分钟繁殖一代，另一种一小时繁殖一代，且其他条件相同，那么 20 分钟繁殖一代的细菌在一天内就能让一小时繁殖一代的细菌灭绝，无需任何攻击行为，仅靠抢夺资源即可。高等生物的情况虽更为复杂，但其原理从低等到高等是一致的。
就像穆斯林家庭平均生育 6、7 个孩子，而欧洲白人家庭平均生育 1 个多一点，若此趋势持续，四代之内穆斯林在人口数量上可能超越欧洲白人。
生物往往因竞争压力而变得复杂。
那些无需四处奔波，仅靠晒太阳就能子孙满堂的生物，是决然不需要智慧的，哪怕只有一点点智慧，对它们而言都是多余的。因为有智慧通常意味着生长期长、代际间隔长、子孙数量少，所以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任何朝着这一方向的变化都会降低繁殖竞争力。
自叶绿体出现后，植物的进化路径便与没有叶绿体的真核生物分道扬镳，植物的进化方案均围绕叶绿体展开，在这条路径中，智慧没有立足之地。
没有叶绿体的生物，其进化路径也并非必然走向智力发展。例如真菌，它们没有叶绿体，多以寄生为生。寄生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生存方式，近乎直接获取养分，不仅真菌如此，许多动物也采用寄生策略。
但你可曾听闻哪种寄生动物具有智力？
唯有那些在残酷的外部环境中，历经艰难险阻寻找食物的动物，才需要智力。
以捕食其他动物为生的动物，对智力的要求更高。这是因为相较于通过光合作用或寄生获取能量的生物，依靠捕食获取能量的效率实在太低。在肉食动物 - 植食动物 - 植物这一简单食物链中，每一次能量转化的效率仅为 10 - 20%。
也就是说，若一种生物以吃肉为生，它从阳光、水和二氧化碳中获取物质和能量的根本效率，仅为植物的 1 - 4%。如此低下的效率，迫使它们必须具备智力才能生存。
若这类生物的智力与植物无异，恐怕一代都难以存活，更别说延续三代了，换言之，这样的生物根本无法在自然界中立足。
于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不聪明的个体逐渐被淘汰，稍聪明些的个体能存活更久，繁衍更多后代，动物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聪明。然而，即便如此，动物的聪明程度也并未必然达到人类智慧的高度，人类智慧的高度源于截然不同的复杂因素。
接下来，我们以问答的形式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问：植物之间存在对光和水等资源的竞争，那它们为何没有发展出智慧？
在此前的讨论中，我们用 “智慧” 一词笼统地替代了 “大脑”，这或许不够精确。植物之间确实存在复杂的资源竞争行为，并且展现出一定的智能。
例如，不同植物的传种策略各不相同，这主要是为了争夺优质生存空间。有的植物像豆类，会 “发明” 类似大炮的结构将种子喷出去；有的植物则耗费大量资源吸引昆虫，以协助传播种子；有的植物采用广种薄收的策略，有的则注重提高单次播种的成功率；甚至同一株植物会根据每年不同的外部条件，调整传种的距离。
这些行为看似 “聪明”，但并非由大脑或思想体产生。行为的复杂程度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智能。
生物在应对外界刺激或压力，并执行适应行为时，主要有两个体系，可分别称为“甲”和“乙”。甲以基因主导，信息传递依靠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主要在生物体内的体液中传播，但也有部分会释放到外界的水和空气中，即信息素或外激素。所有生物都具备甲体系。
乙则建立在甲之上，由神经系统主导，信息通过神经传递的电位冲动来传播。
大脑或思想体是乙发展到高级阶段后，部分神经细胞聚集并特化形成的处理中心。需要注意的是，乙由甲构建，并且在运行过程中，会受到甲的诸多干预。
以人类为例，即便智能发展到较高水平，甲仍会通过各种化学信号物质，如激素和神经递质，来干预乙的运作。
通俗来讲，就是人类的智能行为在大多数时候仍受情绪主导。乙仅存在于较高等的动物中，其复杂程度与动物的复杂程度几乎呈正相关。我们所说的高等动物，通常意味着其乙体系较为复杂，处理中心更为发达。
甲所产生的行为复杂程度并不亚于乙，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反应速度。乙的反应速度比甲快得多，它是专门为应对需要迅速反应的外部压力而进化出来的。因为基因组信号网的反应速度过慢，信号物质需要在体液中扩散传递，并且还需等待基因组合成新的蛋白质才能产生行动，而基因组根据外界压力进行调整的速度更是缓慢，往往以 “代” 为单位计算。
植物所面临的资源竞争，如阳光、空气、水、土壤和空间等，这些外界因素的变化较为缓慢，因此甲体系足以应对。而动物面临的资源竞争，如空间移动、寻找猎物或躲避捕食者，甚至像人类面临高考这类情况，都具有快速变化的特点，需要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信息，所以动物必须依靠 乙体系。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人类智慧的特殊性。人类智慧达到的高度，并非普通的动物性竞争压力所能促成，我认为这是社会生活、配偶竞争以及外部环境剧变三者同时达到极致的巧合结果。一旦语言产生，即社会个体之间形成复杂的通信协议，竞争便会如军备竞赛般不断升级，人类大脑也因此飞速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如今甚至开始回溯探索基因组的奥秘。
问题：对于个人而言，甲也就是情绪，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实际上，甲对乙的干预是生物系统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所谓绝对的利弊。例如肾上腺素，它能够动员乙进入高能状态，在危机时刻提升人的感官功能，使古老的 “战斗 - 逃跑” 策略得以接管大脑。
再如多巴胺，若没有它的调节，乙的奖惩机制、学习能力、审美等高级功能都将无法实现。绝对理性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理性如同半埋于地下的前卫建筑，其大部分根基深植于动物式的感性之中。因此，甲所带来的 “愚蠢”，人类只能接受，因为感性既是人类智能的源头，也是最终目的。
人类的乙构建了如此精细的世界模型，绞尽脑汁、花样百出，归根结底不就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中获得快乐吗？
人类的乙制定出无穷无尽的策略，追求出人头地、自我提升，不也是为了满足雄性激素所激发的渴望吗？人类的乙发挥着神一般的预测智能，为孩子规划到 30 年后的未来，不还是为了完成基因组那唯一且永恒的任务吗？
基因组在人体的体液中悄然释放几种化学物质，人们便会被世间最伟大的爱所包围，看着自己的孩子，心中涌起无比甜蜜、伤感脆弱又隐隐恐惧的情绪。基因组甚至在婴儿的头皮上保留了一点原始信息素，让他人闻之即心神荡漾、爱心爆棚，还能促使哺乳的母亲自动分泌乳汁。
问题：为何只有人类拥有如此高的智能？从进化角度看，基因若重点发展甲，依靠非条件反射和增强肌肉能力，不是更容易在食物链中占据顶端吗？
在地球生态圈中，人类的智能高度可谓超乎寻常，人类大脑进化得极为发达，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畸形的程度（尤其是新皮层）。无论是应对无生命的自然环境，还是与猎物或捕食者周旋，似乎都无需如此夸张的智能。既然进化遵循节俭原则，那为何还会在人类智能上进行如此巨大的投资呢？
这涉及到进化论中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人们在谈及驱动进化的压力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诸如生物间的追逐、黑色素抵御紫外线等 “生存压力”，然而，繁殖选择压力这一重要方面却未得到足够重视。对于进化而言，个体即便存活但未能留下后代，其结果与死亡无异。
在某些情况下，繁殖选择对进化的驱动力远超生存选择。
有一个现象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在动物界，那些夸张且对生存实用性不明甚至有害、还消耗大量资源的特征，几乎都源于种内繁殖选择压力。
例如孔雀的尾羽、某些鹿的装饰性大角。至于雌孔雀为何喜欢雄孔雀花哨的长尾巴，学界存在诸多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展示营养富足的奢侈广告，也有人认为这是雄孔雀没有寄生虫的证明。但最初的原因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在孔雀的求偶仪式中，雌孔雀总是倾向于选择尾巴最为花哨张扬的雄孔雀，极少有例外。
这种强烈的选择偏好，使得在进化过程中，“尾巴不够夸张 = 没有后代”，于是孔雀一代代将夸张尾巴的基因型不断强化，形成无限正反馈，雄孔雀也就逐渐演变成如今这副模样。也就是说，这种夸张的器官是由两性选择策略导致的，而罪魁祸首便是雌孔雀相对狭隘的择偶品味，且这种品味最初很可能是偶然形成的。繁殖选择压力相较于生存选择压力更为强大之处在于，一旦具备某些合适的启动因素，它便会不断升级，而不像外界压力那样存在物理极限。
所以，我认为人类夸张的智力并非源于与自然的斗争，也不是因为与工具的互动，其根源同样是择偶竞争。在引发这一现象的合适启动组合中，语言的萌芽很可能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一点从大脑新皮层的功能区结构中可略见端倪。
其他高等社会动物在小团体内部的择偶竞争并未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
例如狮子，只需在争斗中战胜对手便能获得交配权；黑猩猩则一半靠暴力，一半靠政治结盟来争取优势。而在早期人类小团体中，择偶优势可能严重依赖于政治和人际关系的运作，因此语言和交流成为了最有力的武器，其重要性远超武力。语言作为个体之间的通信网络协议，一旦发展到能够支持共情、换位思考、操纵、欺骗与反欺骗等高级功能时，军备竞赛便会爆发，后续智力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也会不断外溢，不再仅仅局限于择偶范畴。
问题：为什么高等生物大多进化出了雌雄两性？择偶竞争和种内繁殖压力都会消耗额外资源，从进化角度看，自我繁殖的生物难道不是更具传代和进化优势吗？
这个问题在进化生物学领域堪称 “皇后” 级别，与生命起源问题同等重要。几乎每一位进化生物学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各方观点交锋激烈。由于篇幅限制，我无法全面解答，在此仅介绍一个有趣的现象和一个深刻的观点，让大家略窥一二。
有一种单细胞真核生物生活在淡水池塘中，它们处于真核生物较为原始的形态，既具备单性生殖（出芽克隆）能力，也能进行两性生殖。
通常情况下，它们会连续十几代通过克隆方式繁殖，而后在某一代突然进行有性生殖。值得注意的是，每当气候不佳，池塘面临干涸危机时，整个池塘中的该种群都会转向有性生殖。在随后艰难的时期，种群淘汰率极高，但有性生殖产生的后代中总会有部分个体成功熬过困境。待池塘重新充水后，它们又会恢复欢乐且高效率的克隆繁殖。
有性生殖能够打破原本固定的基因组合，使自然选择得以 “看清” 单独的基因，将生物的特质逐个分解审视。这有助于生物抵御寄生虫的侵袭，适应变化的环境，以及维持种群中必要的多态性。就如同中世纪的石匠在雕刻石像时，即便石像的背部会被教堂的神龛完全遮挡，他们仍会精心雕刻，因为他们认为上帝无所不见。
有性生殖亦是如此，它让自然选择能够像全能之眼一样，细致地审视每个基因。有性生殖使真核生物拥有 “流动” 的染色体，基因组合不断变化，从而让自然选择以前所未有的精细程度作用于生物个体。
设想有 100 个基因排列在一条染色体上，且从不进行重组。
对于这种固定组合，自然选择只能评估整条染色体的适应能力。假设这条染色体上存在几个至关重要的基因，一旦发生突变便会导致个体死亡。然而，对于其他不太重要的基因突变，自然选择则相对难以察觉。轻微但有害的突变会在这些不太重要的基因上逐渐积累，因为它们带来的小麻烦会被关键基因的重大利益所掩盖。
长此以往，这条染色体以及生物个体的健康都会受到损害。男性的 Y 染色体就正在经历类似的衰退过程。由于 Y 染色体无法进行基因重组，其上的绝大多数基因都在逐渐退化，仅有几个最为关键的基因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保持活力。最终，整条 Y 染色体甚至可能消失。土黄鼹形田鼠便是一个实例，其 Y 染色体已完全丢失。
但如果自然选择积极作用于固定基因组合，结果可能更为糟糕。
假设某个关键基因发生了一个罕见且极为有益的突变，该突变带来的显著优势会使其在种群中迅速扩散，最终达到 “固定” 状态，即种群中所有个体都携带这个突变基因。
然而，自然选择只能 “看到” 整条染色体，所以这条染色体上的其他 99 个基因也会因与这个优秀基因共享同一条染色体而搭上便车，在种群中固定下来。这实则是一场灾难。假设种群中的每个基因都有两三个版本（即等位基因），那么这 100 个基因原本可以提供一万到一百万种不同的等位基因组合。
但随着这条染色体的固定，所有这些多态性都将消失，从此这一百个基因在种群中仅有一种组合，即与有益突变基因所在染色体上的组合，而这仅仅是因为偶然。这种多态性的丧失是灾难性的。
实际上，100 个基因的例子只是一种简化，无性生殖的生物通常拥有数千个基因，在一次类似的选择性清除过程中，它们的多态性可能会全部消失。“有效” 种群的规模会严重萎缩，这使得无性生殖的生物种群极易灭绝。对于无性生殖的原核生物而言，这是常态。而几乎所有无性生殖的动物和植物也会在数百万年内走向灭绝。
上述两种过程，即累积轻微但有害的突变，以及选择性清除导致种群多态性丧失，合称为选择干扰。若没有基因重组，针对特定基因的自然选择就会干扰其他基因的选择情况。而有性生殖产生的染色体承载着千变万化的等位基因组合，也就是 “流动” 的染色体，这使得自然选择能够直接作用于每个基因。自然选择如同全知的神灵，逐个审视每个基因的优劣并做出裁决，这便是有性生殖最大的优势。
问： “Y 染色体丢失了的鼹鼠，是不是就没有性别之分了呢？那怎么样进行性别定位？还是就整个族群都是同一性别，只是没有性别的基因组合？”
以土黄鼹形田鼠为例，即便它们丢失了 Y 染色体，却依旧存在雌性和雄性的区别 。其雌性和雄性的核型均为 2n = 17,X，也就是包含 8 对常染色体与 1 条 X 染色体，总共 17 条染色体，呈现单数状态，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清晰地区分雌雄，并且能够正常交配繁衍后代。生物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总是充满了各种意外和例外。
我们知道，Y 染色体的缺失意味着土黄鼹形田鼠体内不存在 SRY 基因，而 SRY 基因在哺乳动物性别决定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信号发出作用。对于土黄鼹形田鼠性别决定机制的研究，科学界至今没有确切结论。
部分科学家推测，可能是其 Y 染色体过度衰退后，SRY 基因转移到了其他染色体上，然而遗憾的是，经过长时间探寻，依旧没有找到该基因的新位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的土黄鼹形田鼠种群或许是远古时期某种具有特殊 XX 基因型雄性的后代。总之，截至目前，土黄鼹形田鼠的性别决定机制，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其实，动物的性别决定机制远非生物教科书上所描述的那般简单和固定。
从宏观的时间跨度来看，这一机制具备很强的灵活性与动态性。将 SRY 基因看作是基因组集体授权负责性别决定的 “管理员” 较为恰当，它的任务就是发出 “雄性” 信号，紧接着，一系列执行基因会依据这个信号开始工作，把胚胎逐步塑造为雄性个体。这一过程包括使卵巢原型萎缩、利用雄性激素影响初生大脑，以及将原本应发育为阴唇的部分融合形成阴茎等。男性可以留意自己阴茎下方那条稍有隆起的纵贯纹，那便是融合过程留下的痕迹。
与 SRY 基因相比，下层的这些执行机制更为古老且稳定，这表明性别决定很可能存在一个更为基础、通用的共同机制，不同基因的作用或许只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表层细节修饰。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在 SRY 基因之前，可能有其他基因承担过性别决定的角色，同样，在它之后也可能会有新的基因来接替这一职责，就如同一家公司，虽然 CEO 的职位重要，但任职者却可能不断更替。
在低等动物群体中，性别决定方式更是多种多样。
以蚂蚁和蜜蜂为代表的社会昆虫，它们的性别决定方式十分独特。在绝大多数蚂蚁和蜜蜂品种中，单倍体（未受精卵）发育成雄性，双倍体发育成雌性。从进化的角度来看，雄性蚂蚁和蜜蜂仿佛是 “纯由母亲产生的不完整个体”，生来便存在一定不足，它们似乎主要是为了暴露单套基因的缺陷，从而接受大自然严酷的选择。
实际上，雄性蚂蚁和蜜蜂一生只参与一次与繁殖相关的 “竞争”，无论结果如何，随后都会迅速走向死亡。此外，许多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根本没有性染色体，它们的性别由环境温度决定。纵观整个动物界，性别决定机制丰富多样，寄生虫、染色体数量、荷尔蒙、环境因素、压力、种群密度，甚至在某些鱼类群体中，唯一的雄鱼死亡与否，都可能成为决定或改变性别的因素。相比之下，哺乳动物采用固定性染色体来决定性别的方式，显得更为 “规范”，如同专业的经理人在运作。
那么，为什么哺乳动物的性别决定基因会发生变化？为什么 Y 染色体普遍呈现出逐渐萎缩的趋势呢？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紧密相关。
最初，Y 染色体与 X 染色体是一对，在 SRY 基因刚承担起性别决定任务时，Y 染色体与 X 染色体长度相当，基因数量也相近，以人类为例，它们在染色体长度排名中都较为靠前。但如今，X 染色体基本保持原状，Y 染色体却已严重萎缩，仅剩下 SRY 等少数几个基因仍在发挥作用，其他基因要么消失不见，要么失去活性。目前，关于这一现象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 “基因性别战争” 理论，这一理论虽然听起来有些新奇，但却十分有趣。
简单来讲，由于 X 和 Y 染色体在性别决定方面的差异，在进化过程中，X 染色体上逐渐积累了有利于雌性的基因，而 Y 染色体上则积累了有利于雄性的基因。
在双倍体的常染色体中，存在一种片段交换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基因在生殖细胞减数分裂时，难以明确自己最终会被分配到哪个生殖细胞中，从而有效抑制了基因之间因各自利益而产生的相互攻击行为。
然而，性染色体的情况有所不同，SRY 基因如同一个指示灯，暴露了基因的 “自私” 本性。由于 Y 染色体始终要与 X 染色体共同作用，而 X 染色体有三分之二的概率不会与 Y 染色体配对，所以 X 染色体上产生 “攻击 Y” 基因的概率，远远高于 Y 染色体上产生 “攻击 X” 基因的概率。
这就导致 X 染色体在这场 “战争” 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使得 Y 染色体上的基因不断受到攻击，有的基因功能衰退，有的则转移到其他染色体上，只剩下肩负重要使命的 SRY 基因在不断进化，试图逃避被攻击的命运，但从长远来看，这似乎是一场无法避免的衰退。
当 Y 染色体彻底失去功能后，基因组可能会指定一对新的染色体来承担性别决定的职责，一切又将重新开始，土黄鼹形田鼠或许正处于这样一个过渡阶段。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关于基因 “目的”“动机” 的表述，仅仅是为了便于理解而采用的形象说法，实际上，这些现象都应该从进化论的适应与淘汰机制角度来解读，基因本身并不具备自主意识。
这一理论并非毫无根据的猜想。
以人类 SRY 基因序列为例，它就呈现出一些奇特之处。目前人类 SRY 基因的形态非常稳定，在不同男性个体之间，几乎不存在点突变差异，这意味着它在大约 20 万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然而，与亲缘物种相比，人类 SRY 基因的差异却十分显著，与黑猩猩、大猩猩的 SRY 基因差异程度，比一般基因高出 10 倍。这种矛盾现象，很可能是由多个波次的 “选择清除” 过程导致的。此外，在一些昆虫中，如 Acrea Encedon（一种蝴蝶）和某种果蝇，科学家发现了新近突变产生的雄性杀手基因，受此影响，97% 的蝴蝶后代以及 100% 的果蝇后代都是雌性。在人类社会中，也有一个疑似案例。
1946 年，两位法国学者记录了南锡（Nancy）市一位匿名妇女（Madame B）的家族情况，她的母亲、母系姨妈、她自己以及母系姐妹们，两代人总共生育了 72 个女性，却没有一个男性。并且这些女性大多生育能力较强，有的生育了 12 个孩子，有的生育 8 个或 7 个。这显然并非小概率事件所能解释，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基因科学发展水平有限，这个独特的案例未能得到进一步深入研究，也没有引起广泛关注。
问：按照现在崇拜读书无用论、流浪明星、洋人尺寸和小鲜肉的风气发展个千百年，是不是会从万物灵长反向演化成无心者？”
通常情况下，他们对人类进化的研究截止到全新世时期。即使是像 Matt Ridley 这样大胆敢言的科普作家（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动物学专业），在其科普作品中，对人类进化的探讨最晚也只延伸到欧洲中世纪和南美玛雅人时代。当他在《自下而上：万物进化简史》一书中尝试探讨当代人类进化时，明显底气不足，评论界甚至不再将这本书视为正统的科普读物，而是将其归为哲学与系统论的主观思考范畴。
在前面关于进化问题的诸多探讨中，繁殖始终是核心要点。因为从本质上讲，繁殖是生物存在的根本意义，是推动进化的原始动力与具体途径，在进化理论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
可以说，在思考每一个进化问题时，都无法脱离繁殖这一关键因素，它能为我们理解进化现象提供最为清晰的逻辑线索。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当代人类时，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当代人类凭借自身的力量，大规模地干预自身的繁殖过程，这一行为正在逐渐削弱甚至摒弃进化的两大重要工具 —— 生存选择和繁殖选择。不仅如此，近年来人类对基因技术的探索，更是直接触及了进化的物质基础 ——DNA / 基因组。
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丰富的营养供给和先进的医疗条件，使得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处于繁殖高峰之前的年轻人死亡率也低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对于进化而言，个体在繁殖高峰之后的死亡，无论其死亡年龄和方式如何，几乎没有实质性影响。
繁殖本身是一个复杂且资源消耗巨大的过程，因此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大自然赋予了人类性欲和爱等强大的驱动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为社会性动物阶段后，还形成了宗教、宗族观念等有助于推动繁殖的文化因素。但在当代社会，人们一方面尽情享受着这些由进化赋予的 “奖励”，另一方面却大幅减少了实际的繁殖行为，甚至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就将传统的繁殖文化观念冲击得支离破碎。
再看对于社会性动物进化至关重要的择偶与生育率因素。
一方面，广泛存在的一夫一妻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择偶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当代核心家庭模式的逐渐衰退以及婚外生育现象的增加，使得生育行为变得更加随机化。此外，避孕措施的普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压力等因素，进一步导致生育行为与个体生物品质之间的关联逐渐减弱。
在这样的背景下，繁殖选择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 什么样的生物特性或基因型能够提高后代数量，如今已难以找到明确答案。我们最初提到的那些社会风气，如崇拜读书无用论、追捧流浪明星、关注洋人尺寸和小鲜肉等，这些并非生物特性，而是属于基于乙（由神经系统主导，以神经传递电位冲动为信息媒介的体系）产生的文化现象。即便我们强行将它们与基因表现出的生物特性联系起来，也无法证明它们能够促进繁殖成功。
例如，即便某些人符合当下这些流行的审美或观念，在婚姻市场上更受欢迎、更容易找到性伴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育能力就比潮汕传统妇女更强。同样，欧洲穆斯林第一代普遍生育率较高，但当第二、第三代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后，其生育情况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在生物特性对择偶和生育影响日益减小的当代社会，文化因素（meme）的影响力似乎更为突出。
然而，meme 并非由基因决定，而是产生于乙体系，并在乙体系中快速传播和变化，与传统的经典进化机制严重脱节。经典进化通常需要历经成千上万代的时间，通过缓慢筛选基因来推动生物进化，而在如今由乙主导的时代，这种传统的进化节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
这正是进化生物学家对当代人类进化避而不谈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长期研究形成的传统进化理论，在当代人类社会面前面临着全面挑战与困境。
然而，这种混乱与重构的现象，在生物进化史上并非首次出现。实际上，此前至少已经发生过三次本质相似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的核心特征是，社会网络的高度发展促使生物智能实现飞跃式升级，新产生的智能打破了原有的生命与进化模式，并重新构建起适应自身发展的新模式。在此，我们提出一个核心观点：智能的本质是复杂通信网络的自组织行为。庞大的、分布式的复杂通信网络，不仅是现有智能的普遍存在形式，很有可能也是真正意义上智能的唯一存在形式。
回顾生物进化历程，单个基因的功能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显得 “笨拙”。
它所能做的仅仅是合成一种蛋白质，而这种蛋白质的功能或许只是充当一块不知用途的 “积木”，或者催化一个看似莫名其妙的化学反应。更为关键的是，单个基因甚至无法自主控制蛋白质的合成时机，只要条件允许，就会持续不断地进行合成。
但是，当几千几万个基因相互连接，形成化学信号网络（即基因组）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网络瞬间变得极为 “聪慧”。基因组构建了细胞这一生命的基本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 “掌控” 了无机世界，将细胞打造成了生命的 “生存机器” 和 “栖息之所”。
以单细胞生物中的典型代表细菌为例，它们虽然结构简单，但却具备多种生存技能，能够摄取营养、排泄废物、自主移动，还能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此外，细菌还能够制造出用于操纵电子和质子的纳米级机器，在化学合成方面的能力甚至超越了人类。
尽管单细胞生物具备一定的生存能力，但在强大的自然环境面前，它们依旧显得十分脆弱，缺乏有效的抵抗手段。
于是，细胞之间开始尝试合作，形成了诸如叠层石这样的聚生群落。在这一过程中，多细胞生物逐渐诞生。多细胞生物实际上是由一个细胞的众多后代，通过分工协作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它们之间的通信网络就是甲（以基因主导，以化学物质在体液中传递信息的体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多细胞生物形成之后，单个细胞的生命意义和进化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法国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索瓦・雅各曾精准地总结道：“每个细胞的本能都是分裂为两个细胞。” 这无疑是生命的基本规律。然而，在多细胞生物中，绝大多数细胞在经过有限次数的分裂后，便会遵循整体的 “社会规划”，停止分裂，放弃了自身繁殖的 “本能”。
也就是说，在多细胞生物这个 “聚生群落” 中，绝大多数细胞选择 “牺牲” 自己的繁殖机会，甘愿处于进化的 “死胡同”，其目的是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的生存机器，以确保极少数（或数百万个）生殖细胞能够成功繁殖后代。而那些违背这一 “规则”，重新恢复分裂繁殖的细胞，就被定义为癌细胞。多细胞生物所展现出的智能，本质上就是“甲”（由于篇幅过长，如果不动这里的甲为何意，请查找前面的部分）的智能，它是基因组通过自我复制，并相互组网形成的，相较于单细胞生物的智能，实现了一次层级上的提升，植物智能便是这种智能的典型代表。
在这些聚生群落中，有一部分生物由于自身不具备叶绿体，无法通过光合作用获取能量，因此不得不通过摄取其他生物的有机物来维持生存。为了适应这种生存方式，它们逐渐分化出一类能够快速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的细胞，这就是乙体系诞生的契机。乙体系的出现，堪称生物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原因十分直观：乙体系的通信速度相较于甲体系，提升了千百倍。更为关键的是，乙体系具备直接连接刺激的功能，与甲体系通过化学信号在体液中扩散来实现刺激的方式相比，乙体系的刺激作用更加精准。如果将甲体系的联网寻址方式类比为通过无线电广播搜索频道，那么乙体系的联网寻址就如同通过有线电话拨打特定号码，其复杂度的提升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乙网络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催生更为高级的智能。从最初的神经节，到逐渐进化形成的原始脑，局部区域的神经细胞聚集形成的结构越来越庞大、复杂，最终演变成了专门的智能器官。这一进化过程的巅峰之作，便是人类大脑。人类大脑将神经细胞联网所产生的智能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智能的三大核心功能 —— 记忆、世界建模和预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生物进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人类个体大脑形成后不久，便开始了新一轮的 “组网” 过程。这里所说的 “组网”，并非指互联网出现之后的网络连接，而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各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将部落、教会、国家、企业、军队等各种社会组织，看作是大小不同、相互嵌套的 “生物”。
这并非一种比喻，而是基于实际特征的客观描述。这些社会组织具备新陈代谢、应激反应、生命周期等生物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它们也会经历发展、衰退的过程，同时还存在着后代传承和特征延续的现象。那么，这些 “生物” 的生殖细胞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那些能够将抽象的架构、思想和知识进行整理、提炼，并传承给后代的人。曾经有人质疑，社会为何要投入资源供养那些看似不从事实际生产、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知识分子，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便能找到答案。
教义、科学理论或者文化观念（meme），就如同这些 “生殖细胞” 所携带的 “基因”。以快餐连锁店为例，当一套成功的管理模式（类似于基因）被验证可行后，便会迅速在各地进行复制扩张，产生大量的 “克隆后代”。像历史上的一些极端人物，如希特勒、斯大林，他们深刻认识到了这种 “生殖细胞” 的重要性。当他们企图消灭某个群体（如希特勒针对犹太人，斯大林针对波兰精英）时，往往会首先对那些能够传承群体文化、知识的 “生殖细胞”，即知识分子、艺术家等进行迫害。
人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 “宏生物”（社会组织）中，已经生存发展了数千年。这些 “宏生物” 的淘汰率很高，许多在历史长河中消失，没有留下延续的 “后代”。但也有一些 “宏生物”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古罗马虽然早已覆灭，但它的文化、制度等元素，在历经一两千年后，依然能够对新的社会形态（如新罗马）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这些 “宏生物” 的智能水平相对有限，相较于组成它们的人类个体，并未实现质的飞跃。这主要是因为人类起源于具有小团体生活习性的猿类，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导致人类社会的组网形式大多呈现为倒置的树形等级网络，而非成员相对平等的分布式网络。从简单的逻辑角度分析，如果一个树形网络完全由根节点进行单点指令控制，那么整个网络的智能水平很难超越根节点个体，其优势更多体现在力量的集中与执行的高效上。
实际上，人类构建的网络并非绝对化的存在。每一个得以成功存续的树形网络，从更高层面审视，都蕴含着一定程度的分布式集体智慧。而那些执着于单点控制模式的网络，往往迅速走向消亡。
互联网堪称进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明。
其重要的分界意义，与基因组的诞生、多细胞生物的出现、人类大脑的形成相媲美。将其提前称作“丙”（相对于之前的甲和乙）毫不为过。仔细计算这四个重大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便能清晰地看到一种指数级加速的发展步调。当下，我们正处于互联网刚刚降临的时代，必然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混乱、解构与重构。
多细胞生物完成重构过程，往往需要历经几千万年、上亿代的漫长演进，而我们极有可能在仅仅三五代人的短暂时间内实现这一转变。重构之后，将会诞生一种超级生物，它以全体人类的分布式通信网络为根基，以光速般的速度运转，无论是单点精确寻址，还是大面积频道广播，都极为高效。至于这个智能运行层面是否存在意识或主动性，其程度之高，很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让我们难以感知，恰似单个神经元绝对无法洞悉大脑的奥秘一般。
回到最初提出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超级生物体系内，个体人类的进化以及生殖前景究竟会怎样？我们依旧从过往历程中探寻模式。
在四次重大组网事件里，最为民主、分布式特征最为显著的当属第一次。在真核生物基因层面，生殖权是完全平等的。即便是那些功能尚未明确、具有寄生性的 DNA 单元（通常不被纳入基因组范畴），也能一同参与复制过程。在这个体系中，实际进行生产活动的部分占比不到 10%，但由于资源极为充沛，足以支撑其余 90% 的部分，所以无论这 90% 的部分多么腐朽、具有寄生性，大家依然能够共同实现繁殖。并且，在基因组网络形成之后，其功能分化程度也是最小的。这是因为它们过于简单，仅能执行单一功能，所谓的分化也仅仅局限于开启或关闭（On/Off）状态。
然而，到了多细胞生物阶段，内部细胞开始出现剧烈且多样的功能分化，形态上也随之产生分化。与此同时，生殖权出现了急剧的垄断现象。在更为高级的乙阶段，作为第三次大组网主体的神经细胞，其生殖权更是下降到了令人唏嘘的程度：它们甚至比不上承担后勤工作的肝细胞、上皮细胞等，一旦发育成形，便再也无法进行分裂！之所以无法分裂，是因为它们的特化程度极高，其功能和连接在胚胎期就已被精准规划完毕，后期进行分裂已毫无意义。
以蚂蚁、蜜蜂、白蚁等为代表的社会昆虫，它们的组网智能模式与人类的互联网大组网极为相似。同样存在剧烈的形态与功能分化，生殖垄断现象也同样突出。
由此可见，越是处于高级阶段，分化程度越高，生殖垄断现象就越明显。没有任何依据表明，未来的人类社会能够成为例外。若想要实现类似基因组时代的公平，除非未来社会能够创造出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的资源，从而养活绝大多数不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个体。但这里存在着一线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判断这究竟是一丝希望的曙光，还是隐藏着更为深沉的黑暗：在我们之上，极有可能存在一种超越人类理解范畴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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