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卫
科大卫（David Faure），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主任、比较及公众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荣誉讲座教授。文学士学位毕业于香港大学，后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牛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华南宗族、中国商业史、香港史及地方史，近年关注山西、江南与西江地区历史发展。
科大卫长期致力于历史人类学研究，主持“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重构西江”等研究项目。其研究方法强调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结合，运用碑铭、契约、族谱等资料揭示地方社会结构演变，代表性著作包括《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中国与资本主义》等。通过香港新界、珠江三角洲等地的田野考察，系统阐释了明清宗族组织与礼仪制度的建构过程。
走出象牙塔：在“新界”学习当村民
科大卫：我是30多岁的时候，因为机缘巧合，开始去研究香港“新界”的历史。我们读书的年代，材料都是从书本里面来的，那个时候能利用的碑记都不多。我后来就把在“新界”找到的碑记都抄了下来，并且整理出版。
当时没有经验和方法可以参考，很容易弄错，只能在错误中学习。例如，我看到村民拜神，然后问他们信不信神。村民无从回应。我的好朋友劳格文随口指出了我错在哪里。他说信不信是一个很基督教的概念，而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不在乎信不信，而在乎神灵不灵。华德英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我第一年下田野很多时候是跟她一起去的。她帮我纠正了很多问题。有一次，华德英看见了我的英文笔记。（我习惯写英文，因为写得比中文快。）她问我，为什么人家烧的香，你把它翻译成jossstick？我说不是这样翻译的吗？她说你以为joss是什么意思，joss大概就是讲“神”那个字的变形，所以把这个英文单词翻译成中文，基本上就是“拜神小棍子”。
我一想这是贬义词啊，把这个东西叫作jossstick，是批评村民做迷信活动，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词代表迷信。后来我但凡写到香都用中性的incense代替。我们去田野，会有很多盲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原来文字背后蕴含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道德观念，用了某个词其实是用了某一类的概念。它就是一个“礼仪标签”。不只村民受“礼仪标签”的影响，学者也一样受“礼仪标签”的影响。
我开始写《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以下简称《皇帝和祖宗》）的时候，已经在“新界”做了七年的研究，也写了一本书，对乡村开始有了一点概念。已经知道跑到乡村里面想了解当地的组织，你千万不要问“你们是怎么组织的”这种问题。村民不理解你问的问题。最简单的进入田野的办法就是看礼仪。所以头一句话就问：你们去哪里烧香？后来很多人以此取笑我们是“进村找庙”。我认为没有不妥。我的回应就是，村里面的庙就好像档案馆，你去过庙就知道那些碑记都是嵌在墙上面的，公开展示在庙里。所以你进了村子当然去找庙，干吗不找庙？
科大卫 ( David Faure ) 著，卜永坚译：《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香港商务印书馆，2017年
接下来，你可以问谁来拜那个庙。当然你是想知道谁不来拜，谁不能来拜。这个就是社会区分的潜规则，有些人可以做这件事情，有些人没有机会参与。有些地方女的不能去拜，男的才可以。你一会问贺喜老师，我们一起跑田野，她就经历过这种事情。我可以留在那里，但是她进来，就被当地朋友说你是女的，你不能进来。
所以问的第一件事是去哪里拜神，第二件事是谁来拜，再后来你就可以慢慢打听一下，谁为什么不来；谁不能来，然后怎么样拜；做仪式的钱哪里来；为了拜神要做什么组织；等等。所以一聊下去就有社会整合和分歧的概念。有整合就有分歧：例如，我们都知道乡村里有族谱，但是我们以前常常弄错，以为族谱的作用只是把乡村中不同的人整合起来。这样说只是对了一半，是不是所有人都登记在族谱里面？千万不要以为族谱是一个人口记录，族谱只是一个会员记录，说明谁可以参与，也同时表达了谁不可以参与。用族谱计算人口是错误的。我开始去做《皇帝和祖宗》的时候，大概已经意识到这一类的概念。
进入佛山：明代的大礼议与家庙
科大卫：我开始写《皇帝和祖宗》时，已经写完了我研究“新界”的书，思考下一本书该写什么。当时想到了两个办法，其中一个是既然我已经考察了“新界”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尽可以再用七年看另外三分之一，说不定二十多年就能把整个“新界”都看完。我不喜欢这个想法。因为当你已经用了七年面对一个问题，再写下去，大概也没有新的思路，只是换个地点，讲同一个故事。你要想到新的问题，你要有新的冲击，就要去看新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原来看到的是农村，不如到一个有点工业发展的地方去看。因此就想到了广东素以陶、铁业闻名的佛山。但是生活有很多你不会想到的地方，做研究也一样。我没有研究佛山的工业，却找到了珠江三角洲宗族传统的源头。
佛山是中国明清时期的四大镇之一。佛山的核心就是灵应祠，是座北帝庙。但是你去看佛山的地方志，头一篇就说我们不是一个镇，是一个忠义乡；名气大，不是因为搞工业，是因为我们读书人有成就。读书人生活在宗族之内，不同宗族联盟维护灵应祠，也同时维持地方上的其他建设，例如义仓。我在“新界”对宗族的制度有了研究兴趣，也知道“新界”的宗族是明朝的时候开始创建的。但是我没想到，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宗族中存在的几种制度———族谱、祠堂和祖尝，最早在佛山结合了起来。
佛山的一个大姓是霍，佛山附近的石头村是其中一支。在石头村，可以看到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霍韬的祠堂，在霍韬写的文献中，更可以找到一张这个建筑在明朝时的平面图。霍韬标这个图为“合爨之图”，合爨就是我们一起吃饭的意思。
图源：（清）孙毓修辑：《霍渭厓家训》
宋朝以来，就有“义门”的概念，义门的家庭就是没有分家的。不分家的象征就是一家人一起吃饭。所以可以得知霍韬把他的祠堂的图标为“合爨之图”的用意。我们学者容易把合爨的概念搞错。人家说一起吃饭，我们就马上想到这个家庭每一顿饭都是一起吃的，其实你看霍韬的意思是，每年拜祖先那天一起吃一顿就算是合爨了，另外364天是在各自家中吃的。合爨的地点就是大祠堂。
你也不要轻信图上所载的所有信息。你看他写着：“妇省舅姑，由此街进。”“女街，男止此。”所以他的意思是合爨的地方是男女分开的。家庭里面男女分得很清楚，这是不符合生活经验的。但重要的不是他写的这些规矩，而是他画的祠堂的位置：大祠堂在中间，旁边都是小房子、门和天井。所以你看到的这个祠堂就建在村子里面，祠堂旁边都是住房。
我们以前的祠堂是建在坟墓旁边。把祠堂建到村子里面去，就是宗族制度的一个大转变。
明朝的法律制度里，“庙”跟“祠”不是一回事。庙是具有很特别的地位的建筑物。皇帝可以有庙，皇帝可以把庙赐给你，但是你如果私自建庙是违法的，所以庙是有非常严格的等级的。长期以来我们普通人是不可能在家里建庙的，但可以在家里面建一个祠堂，在里面放神位拜祖先。
霍韬在石头村公开建造了“家庙”。这是明朝有明文规定的建筑物，前面是四根柱子，柱子前面有台阶，三进。家庙可不是随便建的。但是嘉靖年间，1524年前后，霍韬在他的老家建了一个家庙，背后有什么原因？我就是从跑到佛山的时候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
我是不懂明史的。原来本科读的是历史，研究生念的是社会学。最开始研究的是19世纪的历史。有一天在香港大学图书馆，我随手翻阅架子上的书。恰好看到金安平先生有关湛若水的博士论文。我把她的论文拿出来翻了一页，里面有几个名字———张璁、桂萼、霍韬、方献夫，他们几个人在处理一个叫作“大礼议”的事情。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大礼议”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看了这篇文章就感觉很奇怪，这里提到的五个朝廷高官怎么会有三个人我都认识？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过张璁，但我知道方献夫他家是在南海西樵山。我当年去西樵山，刚好博物馆找到方献夫的坟墓，我还拍了墓碑。后来温春来先生主持的岭南文化研究院要开会，我还把我田野时拍的照片都拿去做参考。
金安平先生
由此我开始关注“大礼议”，去找这段历史。我发现“大礼议”是霍韬把家庙建到村子里面的关键。“大礼议”的发生，就是因为嘉靖皇帝不认上一个皇帝之父做他父亲，坚持要建另外一个太庙出来给他的亲生父亲。朝廷官员求皇帝不要这样干，嘉靖皇帝把他们都打了板子。结果刚才提到的那五个官员出来支持嘉靖皇帝，这五个人都升官发财了。
后来我去了这五个人的家，包括桂萼、张璁家。张璁老家，就是厦门大学张侃先生的老家，我去看后，感觉非常有意思。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五个人就是因为支持皇帝说孝顺比正统更重要，所以回家就讲孝顺。在家建这样一座家庙，是为了表示他们对嘉靖皇帝的支持。
原来我们都以为经济发展改变社会，所以都为宗族的出现找经济背景，也没想到它其实是起源于一个政治活动。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哪里能想到这个思考的角度，这些人听都没听过。我认为对于我们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刚开始做研究的朋友来说，研究很考验运气，但是呢，当你碰到机会，你需要知道如何去把握，也需要调整研究的思路。我到了这一步就开始把那些概念合在一起，写了这一篇文章，讲宗族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宗族是一个发明。我到这里已经开始明白，原来宗族是一套语言，按照这套语言，什么时候出来的就讲什么话。这一类问题，开始出现了。
旧书店的收获：祠堂祭祀的演变
以前香港还有些旧书店，现在没了，买不到有价值的书了。在80年代，我每周都有机会去不同的旧书店，有时候可以买到好东西。有一次，我碰到《逢简南乡刘追远堂族谱》，是手抄本。我从这个族谱中了解了很多事。
逢简是今佛山顺德的一个村子，它的历史从宋朝开始。族谱从开头讲了头五代的祖先。原来他们家的神主牌位都是看五代的，这个五代的神主牌位，一直变到后来用家庙的模式来拜祖先。其中一个记录，洪武十四年，他们是民籍。到洪武十七年，他们将义孙刘三奴全垛充广州左卫左所军，这就有点矛盾。他们既然是民籍，为什么还要把儿子送去当兵？所以他们其实不是民籍，他们买了一个养子承担当兵的义务，希望脱离军籍。这一套办法也不是很成功，大概顶当军籍的人没多久就跑了。后来还是要交钱来补他跑掉的缺，所以他们要弄一块地，用生产出来的粮食补军籍的份。族谱的故事，需要放回原来的环境与制度中才可以明白。
另一个例子，族谱提到，以前也有个祠堂，是某某祖先建的叫作“影堂”。这句话很有意思，为什么呢？首先，祠堂的名字不会叫作“影堂”。他们写这一段话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祠堂，但是回忆到以前有个地方叫作“影堂”———放祖先像的地方。所以他们以前是在祖先像前面祭祖。后来建了祠堂，改成在神主牌位前面拜。起初拜五代的五个祖先，后来是画个图，再后来不止拜五代，开始用神主牌位。神主牌位有一个好处，多一个祖先可以加一个牌位。用神主牌位可以把很多代的人都放进祠堂去。我们家当然还有祖先坟墓，也有族谱。
结缘珠三角：礼仪专家与地方政治
科大卫：我多讲一点，然后我请一位嘉宾补充。我们那个年代跑的地方不止一个，但是我是在香港工作，我真的可以来珠江三角洲活动的时间不多，很多时候也去广东省图书馆，因为那里藏了很多族谱。我一定要这样说，广东省图书馆的人对我非常好，让我读了很多广东的族谱。因为其他朋友也去看族谱，读族谱的同时会见到刘志伟、郑振满等等。你们现在非常幸运，上网就可以轻松查找到几千种族谱。但在我们那个时候，要找到族谱非常困难，很多族谱根本无法找到。
读族谱读得很快乐，但是时间投入图书馆，就没有时间做其他安排了。我跑田野的时间非常有限，但很幸运，得到了几位朋友的帮助。当时，萧凤霞和刘志伟一起去了沙湾，有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去新会。此外，罗一星当时在研究佛山，他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我们两人对芦苞镇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发表了几篇文章。在珠江三角洲跑田野与我在“新界”做的研究不同，因为在“新界”我真的在一个有200多个村庄的区域，几乎每个村庄都跑过。当时一提起村名我就知道村民姓什么。因为我跑了很多年，村民也都认识我。
但是我在珠江三角洲的时候，很多知识是从朋友身上学到的。他们有感兴趣的地方，很慷慨地让我也知道。举例的话，可以用我们在崖门的经验把礼仪与财产联系起来（从略）。我想请刘志伟教授补充一下。刘老师可以提供很多补充，因为我们当年有很多共同的经验，一起观察同样的事情，一起交流，从而得出了一些共同的想法。
刘志伟教授
刘志伟：科老师刚才的讲述实际上是关于他从70年代开始在“新界”的研究，然后再到珠江三角洲的研究。这是一个有着一套逻辑的过程，科老师认为他所讲的内容是我们几个老人一起回顾过去的简化版本，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一下子跟不上。我在这里不必再重复讲述，但
有几点需要强调。首先是我们要走进乡村。当科老师在“新界”进行研究时，我们还素不相识，也没有进行这样的实地考察，但后来他带我进行了多次考察，特别是在我们做研究的地方。我记得是在1985年到1988年，我们进行了考察，然后他进入珠江三角洲，经过了佛山、三水芦苞，还有顺德。他看到了许多乡村的变化，发现了明朝历史里面有非常重要影响的事件———“大礼议”，与他认识的三个历史人物有关。这不是运气和偶然，而是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能够立刻想到，在朝廷上发生的变化会对我们地方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他去了佛山，看到了祖庙，以及霍韬家设立的祠堂，等等。
实际上，我认为科老师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宗族是一种文化创造。这个观点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科老师向我们解释了如何看待宗族。现在，我们经常认为宗族是基于做生意、慈善、亲缘关系的结合。但科老师看到的宗族，首先是一些人为了谋取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形成的。他们使用讲孝道、拜祖先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科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历史事件非常重要，主要涉及明代广东的历史，包括霍韬、方献夫，以及后来的陈白沙，这些人谋取利益和政治地位，采取的方式就是改变祭祖的方式。在过去，祭祖是在家中、坟墓旁或者设立影堂对着祖宗的画像进行祭拜。但后来，他们开始立起神主牌位，而且祭拜的代数越来越多。陈白沙的例子尤为重要。
慈元庙
我们现在前往崖门参观那个宋元海战的历史遗迹的话，可以看到现存的慈元殿，我记得它位于中间或后方，后面还有一座高楼可以俯瞰海景。从那里可以看到陈白沙帮助赵家的情景。伍家由于在当地较早形成势力，地位最为显赫。当赵家开始开发沙田地区时，他们必须与伍家抗衡，并争夺利益，这时他们寻求陈白沙的帮助，并通过提高皇帝母亲地位的方式夺取了胜利。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地方历史的演变、地方制度和地方社会的发展。这些被我们称为宗族的事物，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宏大的国家历史和一个实实在在的、充满了利益、充满了本地的各种各样的利益争夺和文化意识的过程。
科老师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相识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到90年代，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进行考察。我们走过的路看似简单，科老师称之为“运气”，然而，这种“运气”构建了一套理论，实际上是很多学者一起讨论、争议、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的结果。我们非常期待这套理论“再出发”。我想大家在这个时候如果要再出发的话，需要知道科老师当年带着我们几个人走过来的历程。听了科老师的讲述，我对此感慨良多，感动多于学术上的启发。
祠堂之背后：族谱与虚构的宗族
科大卫：我有许多幸运的经历，其中一个就是有一群朋友与我一起进行研究。我一直坚信，学问不是一个人埋头多少年的努力所能创造出来的。我相信，要想出问题，需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最好还能够一起喝啤酒，然后胡乱猜测。在这样的互动中，我们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能够激发思考的情境。坐在那里孤立地思考是无法产生新的思路和问题的。我非常幸运，拥有这样一群朋友，并且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对话的习惯。
我刚才所讲的其实只是书的内容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关于在“大礼议”之后，祠堂如何进一步发展到家庙的，再从明初到清中期家庙的扩散，以至太平军后，因为政制的变化，宗族在国家制度（不是乡下）中逐渐边缘化。这些事情我已经写在《皇帝和祖宗》里了。然而，我写完这部分后，还有很多问题要追溯。可以这样说：我相信一个完整的故事，需要有开头有结尾。从“新界”我知道了村族联盟怎样建构地方社会，从佛山我知道了“大礼议”与家庙对建构宗族的影响，但是，宗族的历史还缺两个部分。读弗里德曼我们知道，他所讨论的华南宗族有三个部分：祠堂、族谱、祖尝（田产）。《皇帝和祖宗》只是解析了祠堂。下一章是族谱，这个题目需要贺喜教授讨论。
贺喜教授在田野考察
贺喜：每次我回到永芳堂来做讲座，我都感到诚惶诚恐，因为这里是我的老家。我不敢说今天做的是一个像科老师这样重要的报告，我只能说我要向大家汇报一下这几年的工作，也算是对科老师刚刚讲的故事做一个注。科老师刚刚向我们讲述了他对宗族发展的思考，他思考的核心之处在于将宗族祠堂作为乡村社区（community）的核心，并将其与财产控制和国家理论联系起来。在座的许多同学和我一样，都有同样的心情，即老师已经取得了这一成就，我们应该如何继续前进呢？尤其是我们作为学生，如何超越老师？这个问题是非常可怕的，我不敢说老师当然永远不可能超越，但是我想到的就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多问一点。
刚刚，科老师向我们展示了宗族的两个要素——祠堂、财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族谱。我对族谱的发明非常感兴趣。今天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做田野，尤其是中国南方，“进村找庙”，但我们实际上也去找祠堂，还去拍摄族谱。我们看到了很多体量庞大的族谱，尤其是在我的家乡江西吉安，他们经常拿出40本或50本这样一大册的族谱，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在珠江三角洲，科老师也给我们展示了刘氏家族的那套族谱，有很多卷册。但实际上，这里面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们的乡村是否一直都有这样一套大型的记录历史的文献呢？
墓志与行状的单线族谱
贺喜：实际上，很明显，如果说宗族是一种文化创造，作为这种文化创造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文献也经历了一个发明和创造的过程。我们是如何发明出在今天的乡村中依然能够找到的这样一套庞大的文献的呢？这实际上是我的问题的来源。然而有趣的是，当我们谈到宗族时，许多朋友会提到这是汉唐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制度。我们一直都有谱，我们常常说“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套叙述。但问题是，这个谱是什么样的形制呢？我们知道，在早期，我们经常会看到墓志这一类文献。墓志也是一种谱，其中包含了很多内容，比如逝者的父亲是谁，曾祖父是谁，儿子是谁，等等。
实际上，在我们早期谈到谱的概念时，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谈论这样单篇的墓志或者行状，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树状架构的多线谱。而且，墓志和行状，更多是有名的人才可以拥有，都是一篇篇独立存在的文献。如果仔细去连缀起来，会发现墓志和行状反映的其实是一种口传的传统。比如今天我们去乡村拜访一个老太太，你问她家里有什么人，她大概也可以告诉你这样的信息。但大部分情况下，墓志和行状反映的谱系只能追溯到一条线，最多追溯到两条线。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当我们讨论谱系时，究竟在讨论一个多大规模的谱系。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只有当我们构建出一个大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框架时，才能呈现明代那种与地方社会相契合的宗族形态。
我们再往前追溯，需要追溯到宋代。如果我们做一些实验，比如追溯江西著名的宰相刘沆。曾巩为他的家族写了一篇行状，按照曾巩的方式来追溯，大概可以追溯到刘沆的曾祖父刘景洪、刘沆、刘沆的儿子以及刘沆的兄弟，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框架。过了几十年，周必大又为刘沆的曾孙刘守柔写了一篇行状，将两篇合并在一起，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框架。但刘氏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家族了，这个框架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高级了，但这个框架并不是今天普通人都能追溯到的树状框架。至于当时的普通人，则连名字都没有。
名字的社会传统
贺喜：大家要知道，我们普通人开始拥有很文雅的名字的历史可能只有1000年，在1000年前，我们并不像今天这样有一个固定的名字。
最近我在海南岛黎族山区做研究，当地保留的习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有些乡村黎人的名字是不固定的，如果一个人的母亲去世了，他们会称呼他为“某克妈”；几年后，如果父亲也去世了，全村人会聚在一起，称呼他为“某去爹”；再过几年，如果儿子不幸也去世了，他们会称呼他为“某失儿”。因此，每次改变名字实际上是为了社会的重整和处理新的社会关系。他们不仅没有我们这一类的名字，甚至对自己的确切年龄也不太清楚。因此，我们必须明白，在更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很可能我们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的。
宋代谈及岭南的风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比如“韦超，男名首，即呼韦超作‘父首’”。所以，我们不是本来就拥有我们今日熟悉的这类名字。我们再多看一些这类情况，在我自己的老家吉安。南宋末年刘辰翁说，他们已经不知道家族前面十世百世是什么样子了，即使是读书人“不失业而迁者有几？推而上之，其无名，若字如阿大、第五者，岂其少哉”。也就是说，人们普遍名唤刘阿大、刘第五。大家如果不相信，再来看这份民国时期的族谱，它包含元代的材料，记录了名叫刘八、刘四、刘狗二等等的一群人住在一起。我们原本都是这样的籍籍无名者，那怎么会变成了刚才科老师所说的佛山忠义乡那样的社会呢？
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一步一步发明出来的，包括名字、兄弟排行的界定，有了这些发明才能进一步修谱。搞清楚谁是兄、谁是弟，以及如何把这么多人安放在一个架构里面，原来是很困难的。如今，我们已经对这一套办法过于熟悉，以至于无法想象在没有这套办法的时候，我们的世界会是何种模样。
多线族谱的产生：表格的发明与数据库
贺喜：宋代的知识分子开始做这些事情。当我们有了行第之后，怎样扩大我们的统计规模？这些年来，我读了许多家谱，浏览了许多名字。我将这些名字变成了一个database（数据库）的元素，重新整合，并且构想着这些名字构成了一个怎样的世界。王炎午是宋元之际的名人，在他家的族谱中，他的父亲是“第行九五”，而他的曾祖父在那一代为“第行十六”。看到这里你就会明白，我们在宋代建立了一些更大规模、可以连接在一起的家庭单位。
但是“第行”也存在问题。大家族里存在不同的小家庭，每一个家庭的第行都可以有行一、行二、行三、行四、行五等等，这样在家庭与家庭进行整合的时候很容易重复。今天大家可能觉得解决这个重复的问题很简单，但实际上这其实真的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不断地重整族谱来解决，过几年就重修一遍族谱，重新排列行第。所以，在乡村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类活动，我们现在也还在不断重整族谱。我在杨万里的家乡吉水考察时，遇到过新春“上谱”仪式，即重整族谱。大家把草谱拿来，进行誊抄比对，再把草谱变成大家认可的谱册。我们在族谱中也能看到类似的举动，“各家上祠报丁”，就是指这个情况。如果是比较严格的谱，会保留确定兄弟关系的痕迹。比如说有一种《荘上傅氏宗谱》，第一世是敬一公，一直排到桂百一公；第二世是绍一公，一直排到焕八七公；第三世是仁一公，一直排到□百四公；第四世是盛一公，一直排到镇五六公。这样子排下来，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但是这套《荘上傅氏宗谱》里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发明，就是这个表格的架构。
（石本）欧阳氏谱图序
有表格跟没有表格的分别在哪里？前面我们看到一篇一篇的行状，是没有表格的，一旦有了表格，则不需要有行状，只要有个名字，就可以填进表格，于是就跟一个伟大的系统勾连在一起了。表格是可以留有空白的，但如果行状有空白，就连不下去了；而表格有空白没有关系，空在那里，随时可以填一个名字进去。所以表格建立了一个database的基本系统，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关于吉安杨氏的族谱，黄志繁老师写了一篇文章，有过详细的研究。我们将吉安杨氏的族谱整合起来，会发现原来的一些记录（有排名的记录、没有排名的记录、有排名冲突的记录）之间存在冲突。你会看到刚才你看到的他们家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代，大概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扩大架构，一开始做的时候还不是很完善，所以那个时候还存在很多冲突，但是后来变得非常漂亮。
再回到刚才提到的database，我和科老师一样，都是非常幸运的人。我们看明代的历史，主要看珠江三角洲；但是我想要看得更远一些，所以我去了我的家乡吉安。大家都知道庐陵欧阳修，欧阳修的父亲的坟地上有一块非常重要的碑，很多人的目光都放在泷冈阡表碑上，这是为了纪念欧阳修的父亲而立的，围绕这个碑还有很多传说。但实际上，在这块碑的后面我看到更重要的是欧阳世次碑。这块碑已经风化得很严重了，但是它非常重要，因为它创造了表格。今天我们讲到谱，经常提到欧谱与苏谱，即“欧苏谱例”。欧谱的“例”，指的就是五世一列的这个表格。
今天我们看到的卷帙浩繁的庞大族谱，通常其中大多数的卷册是表格。这种形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欧阳修。事实上，表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举。差不多可以说，欧阳修是当时吉安欧阳氏第一代去进行大规模的血缘追溯的人，当时追出来的结果存在很多断裂和空白，欧阳修也很坦白地说，到了无从考证的程度。欧阳修的族谱中，“万生某”，“某”就是空白。“某生雅，雅生效、楚，楚生谟、託、远、某、某、戌。”欧阳修一生只回过乡一次，为什么要做一个族谱呢？因为他出身贫寒，非常希望有一个与他相关的宏大历史，所以他就像陈白沙一样，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把他的家族与一个伟大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而且，欧阳修修过《新唐书》，他非常明白书写历史多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他或许没有意识到的是，他采取的制表入谱的方式改变了后续的族谱形制以及宗族的发展史。
欧阳修以后，整个情况发生了变化。举个例子，南宋时期同为吉安人的欧阳守道评价欧阳修编写的谱“未广，又颇有误”，其实他没有看到关键所在。欧阳修回乡修谱时估计就像我们去做田野调查一样，看到一些牌位，听到一些故事，然后修出族谱。他所编的谱几乎还是只能追溯出单系的线，这刚好让我们看到草创时期可以追溯出的族谱规模以及粗糙。但是，在欧阳修修谱以后的几十年，他所发明的谱图越来越大地发挥出了威力，到欧阳守道的时代，当地出现了一册一册的更大规模的谱。提出批评意见的欧阳守道恐怕还没有意识到，正是欧阳修所创之谱图在几十年间让历史发生了变化。欧阳守道说：“文忠公游宦四方，归乡之日无几，其修谱又不暇咨于族人，是以虽数世之近，直下之派，也屡有失亡，最后独质之吕夏卿，以为的据。夏卿虽博学，安能尽知他人世系之详哉？”抛开批评的意味，这个评论所提及的影响欧阳修修谱的关键人物吕夏卿很值得注意。吕夏卿曾和欧阳修一起修《新唐书》，参与制作宰相世系表。我们看到，欧阳修将高层的撰史方式运用到了自己家族历史的书写中。对于普通人来说，当没有表格这种记录形式的时候，将自己与大历史联系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将表格运用到族谱中，真正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欧阳修发明了一种最简单的架构，就好像今天计算机的数据库，此后只要有一个名字，就可以将之放入一个家族的历史中，进而这个家族的历史又与国史相连。
因为开始有了表格类型的族谱，从欧阳修到欧阳守道，就有了六七卷本的族谱。在大家刚开始制作谱图的时候，正如欧阳守道所指出的，还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在其他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变化。比如，杨时为曾巩作传时，比之于曾巩为刘沆作传，只过了一代人，追溯世系的形式就从行状变成了谱图。然后到王礼生活的时代，又过了一两代，族谱越发完备，先是谱图，然后是“系以名贤所为，诸主墓志铭等作具载”，即我们所习见的谱的架构，包含墓志铭、名人名言，以及最重要的部分———吊线谱图。当然，宋代印刷术的发展，也促进了谱图的普及和发展。待发展到科老师刚刚所讨论的明代中期，表格这种类型的谱图已经成功地流布了数百年，做得非常漂亮了。
贺喜：《亦神亦祖：粤西南地区信仰构建的社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
这些年，我们也去韩国、越南等处考察，比较东亚、东南亚不同形态的社会结构。韩国的奎章阁收藏了许多谱。然而，韩国的谱与我们的谱有所区别，他们的谱比较贵族化。韩国与我们的区别，我相信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经历“大礼议”。因此，韩国的学者说他们仍然保持着贵族的叙述结构，使用宋儒理论，表达上更加士大夫化；而我们经历了“大礼议”，通过祭祀始祖，打通了身份之别。哪怕是乡下的农民，都可以说是宰相门第。有了这种种的发明与机缘，在明代，我们就完成了普通人的贵族化的转变，即礼仪的庶民化。
但是除了科老师讲的“大礼议”，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字建构的血缘关系，而文字中最重要的发展是建立起普通人可以掌握的简单而容易普及的架构。
我的这一点点发现，只是为老师们做注。我有一本小书和一篇小文章讨论谱图的发明与普及。当然，谱图只是变化———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发生在1100年前后的变化———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其中还有来自宗教的动力等重要因素。今天无法讨论宗教的问题，我就到此为止，谢谢。
科大卫：我要感谢贺喜的研究，她让我们知道了族谱从单线的形式变成了多线的形式，这种在不同时期和地方出现的变化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为我们进行一点辩护。很多朋友批评我们，说我们的宗族制度只是华南的产物，他们说在华北都找不到宗族。对于这个话题，我感到很奇怪。我们一直都是从华南珠江三角洲的角度讲述一个在乡村中需要有祠堂、宗族和田土的制度，这是珠江三角洲的情况。在华北当然不能期望找到一个华南的东西。批评我们有什么用呢？因为华南的制度是祠堂、宗族和田土这三个元素合并起来的，在华北，三者不一定同样地合并。要了解宗族是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三个元素发明和演变的历史，也不要假设三者一定共存。所以，在华南以外找不到华南样式的宗族，并不代表宗族的制度在华南以外不存在，可能是因为其形态不同。因此，现在还有很多可以进行的研究，每个地方都可以处理本地方的联系、各种谱系，如本地方拜祭的地点如何，拜祭活动如何运作，可能不是拜祖宗，可能是拜神。此外，财产怎么控制，不同宗族的财产情况可能不同，有些地方比较富有，有些地方则没有那么多财产。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将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
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做总结，而是创新。我们的目标是让大家继续进行研究。多年以后，我们才明白祠堂、族谱以及祖尝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发明的。这些东西被发明出来后，慢慢地演变，并在不同地方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我们不是需要一个华南宗族在华北的历史，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祠堂、族谱和祖尝在各地怎样发生，怎样发展。
全文摘自《区域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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