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英爱来中国三年了，在延吉一家朝鲜族餐馆当服务员。

她中文说得不错，就是带点口音，卷舌音总咬不准。客人点锅包肉，她说成“锅巴肉”，逗得老主顾直乐，也不恼她，反倒爱跟她搭话。她干活麻利，眼力见儿好，谁杯里的水浅了，不用招呼就满上。

老板姓朴，也是朝鲜族，当初在珲春口岸接的她。头回见面，金英爱拎着个褪色的红布包，里头塞了两套换洗衣服和一张全家福。照片上她爸妈坐在矮凳上，身后是灰扑扑的墙，她弟弟穿着校服，袖口短了一截。

在中国头一个月，她什么都觉得新鲜。

头回去超市，她在货架前站了半小时。那么多方便面，桶装的袋装的，红烧牛肉香菇炖鸡，她一样一样拿起来看，又放回去。最后买了袋最便宜的，回宿舍泡了，捧着热气腾腾的碗，眼泪啪嗒啪嗒掉进汤里。不是辣的，就是想哭。

朴老板媳妇瞧见了，第二天塞给她一包火腿肠：“加这个好吃。”金英爱摆手说不要，太贵了。朴老板媳妇把火腿肠往她怀里一推：“拿着，在中国，这个不算啥。”

真正让她每次都想哭的，是电话。

刚来的时候，她借朴老板的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拨了十几遍都接不通。后来才知道，村里唯一那部公共电话坏了，修了三个月。再后来她攒钱买了部二手智能手机，办了张卡，每周三晚上准时打。可信号时断时续，她妈在那头喊：“英爱啊，你说啥？听不清——”声音裹着电流的呲啦声，像隔着一整条鸭绿江的雾。

有一次终于通了，她弟接的。她问家里米够不够吃，她弟说够，前阵子邻居家嫁闺女，送了一袋。她问妈腰还疼不疼，她弟顿了顿，说还行。她听出那声“还行”里藏着话，眼眶一下就热了。

挂了电话，她蹲在宿舍床边，把脸埋进膝盖里。窗外是延吉热闹的夜市，烤串的烟、炸臭豆腐的味、小孩举着荧光棒跑过去的笑，都隔着玻璃朦朦胧胧地涌进来。什么都好，真的。工资月月发，从不拖欠；食堂管饭，顿顿有肉；朴老板还给她报了夜校的中文班，说学好了能升领班。

就是每次挂掉电话那一刻，心里空得厉害。好像她在这头攥着满把的好日子，却递不到那头去。

上个月她攒够了钱，托人捎回去一部手机。寄出那天她给我看快递单，单子上地址写得工工整整，收件人写的是她爸的名字。“下次打电话，”她眼睛亮了一下，“就能视频了。”可随即又黯淡下去，“也不知道村里信号塔修好没有。”

她掏出钱包给我看全家福，照片边角磨得起了毛。她指着弟弟说：“长高了不少，去年寄回去的衣服，他穿着刚合身。”

我没说话。她收起钱包，冲我笑了一下，眼角细细的纹路聚起来：“在中国真的好，真的。就是每次挂了电话，闭上眼，老觉得他们就在我面前，伸手一摸，又什么都没摸着。”

那天下班很晚，我路过她宿舍楼下，看见她窗户还亮着。她在跟谁视频吧，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一明一灭的。对面那头大概信号不好，她举着手机满屋子找角度，嘴里不停说着：“妈，你看，这是我自己买的被子，可软了……”

声音隔着夜色飘下来，轻轻的，像怕惊动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