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伦敦伊顿广场附近，一个十九岁的女孩推着婴儿车走过街口。
她穿着一件绿色洛登羊毛外套，身形很高，肩背挺直，低头看车里的孩子。
那时她还不是王妃。
她只是戴安娜·弗兰西斯·斯宾塞，一个在伦敦做保姆、又在幼儿园帮忙的年轻姑娘。可镜头已经追上来了。街边的风吹起外套下摆，她扶着婴儿车把手，表情里还有一点没学会躲闪的生涩。
很多人看见的是美貌。
可真正扎眼的，是反差。
一个出身斯宾塞家族的贵族小姐，怎么会在伦敦街头推婴儿车？
她不是灰姑娘。
她本来就站在英国上流社会的门里。
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戴安娜出生在英格兰诺福克桑德林厄姆附近的帕克庄园。她的父亲约翰·斯宾塞后来继承伯爵爵位，母亲弗兰西丝也出身显贵。这样的家庭，离童话里的贫寒少女很远。
可门里也有冷风。
小时候的戴安娜住在大宅子里，身边有孩子、动物、草地和规矩。她喜欢小动物，也喜欢照顾比自己弱小的东西。家里大人争吵、分开、离婚时，她年纪还小，很多话听不懂，只知道屋子里忽然空了一块。
她没有说话。
父母婚姻破裂后，戴安娜和兄弟姐妹主要跟随父亲生活。她后来进入寄宿学校，成绩并不算亮眼，舞蹈、音乐、运动却更能抓住她。课堂上的分数没有把她推到前面，身体的轻盈、表情的柔软，倒先被人记住了。
一九七五年，祖父去世，父亲成为第八代斯宾塞伯爵。戴安娜也成了“斯宾塞女勋爵”。
身份抬高了。
可她的生活并没有一下变成金色马车。
十七岁以后，戴安娜离开学校，去了伦敦。她住在西伦敦的公寓里，和朋友分租房子，做过保姆，也在皮姆利科的幼儿园当助理。她照看孩子，弯腰系扣子，推着童车出门，拿的是普通年轻女孩的工资。
这不是落魄。
这是那个阶层年轻姑娘可以接受的一种“体面工作”：照顾孩子，保持单纯，等着进入婚姻和社交场。
可戴安娜偏偏在这段最普通的日子里，被时代的闪光灯盯上了。
一九八〇年，查尔斯王子重新注意到她。此前他认识的是戴安娜的姐姐，戴安娜那时还只是旁边那个安静的小姑娘。等她长到十九岁，身材高挑，脸上有英国人爱说的那种“玫瑰感”，故事就变了方向。
外界看见她推婴儿车时，王室婚事的传闻已经开始升温。
那辆婴儿车很轻。
可推车的人，已经被推到另一条路上。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查尔斯与戴安娜正式订婚。记者问他们是否相爱，戴安娜回答得很快，查尔斯却留下那句后来被反复提起的话：“这要看爱情如何定义。”
这句话不长。
却像一根刺，提前扎进了婚礼的缎面里。
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圣保罗大教堂外挤满人群。二十岁的戴安娜穿着婚纱，拖尾铺在台阶和红毯上，电视镜头把她送到全世界面前。那场婚礼有约七点五亿人收看，许多人以为自己正在观看一则现代童话。
她确实美。
不是浓烈的美，也不是攻击性的美。她的美在于年轻、干净、带着一点不知所措。她站在王室礼仪里，像一束刚剪下来的花，漂亮，也容易受伤。
婚后，她生下威廉和哈里。镜头里的她抱着孩子，弯腰听人说话，穿礼服，也穿套装。她很快学会用目光和身体语言跟公众交流。
可婚姻里的裂缝也越来越大。
卡米拉的影子始终没有离开。戴安娜后来在采访中谈到那段婚姻时，说过那句著名的话：这段婚姻里有三个人，太拥挤了。
她把笑留给镜头，把失衡留给夜里。
一九九二年，查尔斯与戴安娜分居。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两人离婚。王妃头衔还在，殿下称谓没了，肯辛顿宫里的门开开合合，她开始把更多时间放到慈善活动中。
这时的戴安娜，美得不一样了。
她走进医院，不戴手套与艾滋病患者握手；她探访病房，拥抱那些被误解、被疏远的人。她去看无家可归者、麻风病患者、儿童和伤残者，也走进战乱阴影下的地雷区。
那不是礼服撑出来的美。
是一只手伸出去时，别人终于敢把手递回来。
一九九七年六月，她把七十九件衣服拿去拍卖，为癌症和艾滋病相关慈善事业筹款。那些曾被镜头追逐的裙子，被一件件挂起、编号、成交。衣服离开衣柜，变成给病人的钱。
她把自己的美，拆开用掉了。
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巴黎阿尔玛桥隧道里，汽车撞上隧道柱。多迪·法耶兹和司机当场身亡，戴安娜被送医后不治，年仅三十六岁。
伦敦肯辛顿宫外，鲜花一层层堆起来。有人放卡片，有人低头不说话。那个曾在一九八〇年推着婴儿车走过街口的年轻姑娘，最后仍被人用最简单的称呼记住。
人民的王妃。
她回头看了一眼镜头。
那一眼，停在一九八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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