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枪。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倒在坡地上。
同一排倒下的，还有朱枫、陈宝仓、聂曦。
刑车从青岛东路军法局开出，经过上海路、南海路，六月雨落下来。车上押着四个人，刚在秘密法庭听完死刑判决，连遗言也只给了十来分钟。
这不是一场普通处决。
吴石的身份太特殊：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坐在军事机关的高位上，却把一批又一批台湾防务、沿海兵力、军事部署情报，送到了另一边。
毛人凤的保密局盯住这案子后，最怕的不是吴石逃走。
是有人替他说情。
吴石一八九四年生在福州螺洲。少年读书，后来投笔从戎，进保定军校，又赴日本陆军大学深造。
他不是粗莽武夫。
这人手里最常拿的，不只是军令，还有书。
一九四九年前后，局势已经变了。吴石看着国民党方面败退，心里清楚，台湾海峡两岸若再隔开，往后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
他作了一个选择。
福州解放前夕，他奉命赴台。家人以为只是迁徙，他自己知道，踏上飞机那一刻，身后已经没有退路。
上海愚园路一处宅院里，吴石曾把长江江防兵力部署、沪宁沪杭沿线军事部署等重要情报交出去。那些纸页不厚，却压着战场上的千军万马。
到了台湾，他仍在国民党军事机构高层任职。
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
一九四九年底，朱枫以探亲名义赴台，成为吴石的联络员。她带走的情报里，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与大小金门海防前线兵力火器配置等资料。
一张纸递出去，可能就是一条防线被看穿。
可秘密工作最怕横生枝节。
一九五〇年一月，蔡孝乾被捕叛变，地下组织遭到重创。保密局人员从线索里摸到“吴次长”，又顺着朱枫的通行证、人员往来，一点点逼近吴石。
三月一日晚，吴石被捕。
那扇门关上后，他在保密局监狱里待了三个月零十一天。
牢房很小，空气闷，人挤人。一个后来同牢的人记得，吴石年纪大，身材不高，头发很短，平日很安静，常坐到有光的地方看书。
书堆在地上。
被提审前，他看书；被抬回来后，他还是看书。
有一回，吴石整夜没有回来。第二天下午，门开了，特务把他丢进牢房。
他身上到处是伤，腿肿得很大，躺在地上不动。
过了很久，他才慢慢坐起来，靠着墙。饭送进来，他指着自己那盆菜，对同牢的人说：“吃吧，吃吧。”
同牢的人问他怎么了。
吴石只答：“我被用刑了。”
再问什么事。
他又说：“没什么事。”
他没有把别人拖出来。
这就是保密局最恨的地方。
六月七日，蒋介石批示，斥责三人为罪犯说情。
三天后，秘密法庭开庭。
时间很短。审判长匆匆问过姓名、年龄、籍贯，便宣读死刑判决：已经最高当局核准，立即执行。
这时的吴石，大概已经不再等奇迹。
他也写到书。
一生清廉，唯一资产就是书籍，希望友人能为他设一座小小图书馆。
临刑前，他又写下一首诗。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这句诗，像他给自己盖下的印。
马场町到了。
河边坡地空旷，早在日据时代就是刑场。四个人被宪兵扶下车，步子已经艰难。
他们跪在坡地上。
一声令下，枪声响起。
吴石中两枪毙命。朱枫身中多枪，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血浸进马场町的泥土里，薄棺很快合上。
毛人凤的保密局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不许拖延，不许翻案，不许再有人把吴石从死刑线前拉回来。
可他们拦不住另一件事。
一九七五年，吴石被追赠为革命烈士。多年后，他的遗骨回到大陆，与夫人王碧奎合葬北京香山。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上，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的雕像迎风而立。
六月十日傍晚，马场町的雨停没停，已经没人能说清。能留下来的，是坡地上那排枪声，是吴石遗诗里那一掬丹心，也是他倒下前没有交出去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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