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问责案例引发了不少讨论。比如有干部因为洗澡没接到巡查组电话受到警告，教师假期AA制聚餐被通报，护士下班后打麻将遭扣工资。

虽然部分处分事后被撤销，但这些看似“小题大做”的问责方式，仍然让人感到困惑。
问责本身是有必要的，它能让干部时刻保持警醒，认真对待工作。但如果问责走偏、用力过猛，反而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从实际情况看，基层问责跑偏主要呈现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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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凑数式”问责。

问责的初衷是为了厘清责任、促进改进，但在一些地方，问责被当成年终考核的硬指标，每年必须完成一定数量。比如某地拆迁中，干部工作方式粗糙，未签协议就强拆，导致居民上访。结果上访群众所在镇、村的干部也被追责，理由仅仅是“辖区有人上访，你就有责任”。

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做法，往往追到的是相对弱势的基层人员，而非真正该负责的人。还有些地方管得过宽，上班喝牛奶、用方言聊天、路边摊买菜都被通报。基层干部本就压力大，干得越多越容易被问责，长此以往反而让人缩手缩脚。中纪委机关报曾指出，问责数量并不等于工作力度。风气好、问题少，问责自然少，这才是正常状态；把办案数量当作政绩，本身就是形式主义。
第二种是“避重就轻式”问责。

一些部门对真正的难点、堵点问题不愿碰、不敢碰，却盯着基层干部的生活小节大做文章。上班喝牛奶、下班打麻将、在占道摊点买菜、说方言被罚、放假后AA制聚餐被批评——这些事被拎出来问责，被问的人不服气，群众也不理解。问题根源在于某些单位自行制定的规矩缺乏现实考量，执行纪律应当有明确依据，不能随意扩大范围。
第三种是“一刀切式”问责。

环保督查中，有的地方为追求短期效果，不管企业是否达标，一律断电停产。曾有媒体报道，某省要求所有企业错峰停产，不少达标企业也被关停了好几个月。表面看雷厉风行，实际是简单粗暴。又如秸秆禁烧，要求干部24小时盯守每一块地，这在现实中几乎无法做到。遇到天气等不可抗力，出现零星火情就问责，未必合理。此时更应看干部是否尽力履职、是否主动担当，而不是只看结果是否完美。
针对这些问题，中纪委机关报明确强调：问责不能泛化，不能谁想问责就问责、想怎么问就怎么问。问责必须依据党章、监察法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讲事实、守规矩、走程序。够不上问责的，该提醒就提醒，该批评就批评，动辄问责只会挫伤干部积极性。反过来，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也不能用通报批评敷衍了事。真正有效的问责，要做到“处理一个，教育一片”，需要从政治、纪法、政策、社会等多方面综合考量，精准施治。
问责制度是必要的，能让干部认真履职。但如果用得不当，副作用也不小。公务员也是普通人，正常生活不应被随意问责。

真正的问责，应当分清轻重，是谁的责任就由谁来承担。这样才能让被问责者心服口服，工作也才能更有力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