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的春天，甘肃循化厅境内一场持续多年的教派纠纷骤然升级，原本只是花寺门宦内部新旧两派关于宗教仪轨的争论，在地方官府处置失当之后迅速演变为席卷整个河湟谷地的大规模民变，后世称之为河湟事变。
起事浪潮从循化发端，短短数月之间便蔓延到河州、西宁、大通、巴燕戎格、碾伯、贵德等十余州县，各地民众纷纷揭竿响应，陕甘总督杨昌濬麾下的绿营兵战力涣散，屡屡败北，整个河湟局势濒临失控。清廷接到急报后，当即下旨调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率领所部甘军东下入甘，全权督办甘肃军务，这场持续一年有余的战事也由此进入清军全面反攻的阶段。
董福祥是甘肃固原人，早年在西北团练起家，所部甘军大多招募自陇东、河湟一带的子弟兵，熟悉西北地形与民风，战斗力远胜于腐朽的绿营。接到朝廷谕旨时，董福祥正驻守新疆喀什噶尔，他即刻点齐所部三十余营马步官兵，合计两万余人，沿河西走廊东进，经肃州、凉州直奔兰州。
这支队伍里有骑兵、步兵，还有专门的开花炮队，装备着当时最新式的后膛枪炮，火力配置远超起事民众手中的土枪刀矛。光绪二十一年八月，董福祥率主力抵达兰州，随即定下先平河州、再取西宁、最后清剿大通南路的整体战略，打算由南向北逐个击破，避免战线拉得过长被各处起事武装牵制。
当时河州是整个河湟事变的核心区域，起事首领马永琳原本是花寺门宦的老教阿訇，在循化教争爆发后趁机举事，联合河州各门宦势力围攻河州城，城内守军被围困数月，粮草几乎耗尽。董福祥分析河州局势后认为，河州起事人数最多、根基最深，只要拿下河州，其余各地便会士气瓦解。
于是他亲自率领甘军主力南下，经狄道进军河州，一路上先扫清洮河沿岸的外围据点，逐步压缩起事武装的活动空间。马永琳得知董福祥大军压境，调集各部沿洮河布防，打算凭借河道天险阻挡清军推进，双方在洮河两岸展开多日激战。甘军凭借火炮优势集中轰击对岸阵地，起事武装的土木工事在开花炮下接连坍塌，骑兵则趁夜从上游浅滩偷渡迂回，前后夹击之下，洮河防线很快被突破。
洮河战败后，河州外围的各堡寨陆续投降，马永琳率部退守河州城及周边的八坊、双城等据点。董福祥并未急于攻城，而是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一面切断城内粮草补给，一面派人入城劝降，许以缴械不杀的承诺。起事队伍内部本就成分复杂，各门宦势力各有盘算，在清军重兵围困之下，不少小股武装先后出城投降。
马永琳见军心涣散，知道守城无望，便带着亲信头目主动前往清军大营请降，打算效仿同治年间马占鳌的先例，以投降换取自身地位。不料董福祥早已接到清廷密旨，要求从严惩办首恶，杜绝后患。他表面上对马永琳好言安抚，让其召集所有首领前来大营议事，等马永琳、马永瑞、闵殿臣等数十名大小头目悉数到齐后，当场全部拿下，押赴河州城外一并斩首。河州战事就此平定，董福祥用一场鸿门宴式的收网，彻底清除了河州起事的核心领导层，这也是整个河湟事变中第一批被集中诛杀的起事首领。
光绪二十一年年底，甘军南北两路先后抵达西宁外围，对西宁形成合围之势。董福祥依旧沿用河州的战术，先打外围堡寨，剪除羽翼再攻主城。清军首先围攻西宁北川的苏家堡，这座堡寨墙高壕深，是西宁北路的核心屏障，守军人多粮足，抵抗极为顽强。甘军动用大炮昼夜轰击，步兵轮番冲锋，连续攻打十余日始终无法破城，伤亡不小。
董福祥见状改变战术，下令炮队集中轰击堡寨西北角，炸开一道缺口之后组织敢死队突击，同时派人挖地道通向城墙底下填埋炸药。激战多日之后，苏家堡西北角城墙被炸药轰塌，清军蜂拥而入，堡内守军与清军展开巷战，最终大部战死，苏家堡宣告失守。苏家堡陷落的消息传开后，西宁周边其余堡寨士气大挫，不少小堡寨主动开寨投降。
河州、西宁相继平定之后，整个河湟地区只剩下大通河流域还有刘四伏率领的一支起事武装仍在坚持。刘四伏是大通人，作战勇猛，麾下骨干多是猎户与矿工，熟悉山地地形，战斗力在各路起事武装中最为强悍。董福祥派部将崔伟率马步各营进军大通，刘四伏自知正面难敌甘军枪炮，便放弃大通县城，率部退守到永安营、白塔儿等山地堡寨，凭借险要地势节节抵抗。清军猛攻永安营多日，付出不小伤亡才拿下据点，刘四伏则率主力向西撤退，打算进入祁连山深处打游击。董福祥得知刘四伏西撤的消息，立刻下令全军追击，同时传令青海蒙古各旗出兵拦截，不让起事队伍进入柴达木盆地。
刘四伏率部沿大通河谷向西疾行，沿途不断收拢各地溃散的起事民众，队伍越聚越多，其中夹杂大量老弱妇孺，行军速度十分缓慢。行至野牛沟一带时，前有蒙古骑兵拦截，后有甘军追兵逼近，刘四伏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几番激战之后，起事队伍伤亡惨重，粮草也消耗殆尽，不少随行的百姓冻饿而死。
刘四伏见突围无望，为保全余下部众性命，便派人与清军接洽，表示愿意率部投降。崔伟将情况上报董福祥，董福祥回令只许接受普通民众投降，首恶必须严惩。受抚当日，刘四伏及麾下数十名大小头目被单独扣押，随后全部押赴西宁处决，普通部众则被登记造册，分批迁往各地安插。
整个河湟事变中，被清军正式处决的起事首领共计数百人，从总领一方的大头领到各堡寨的小头目，几乎没有核心人物得以幸免。董福祥这种剿抚并用、降而复诛的策略，虽然在短时间内彻底平定了局势，但也让河湟民众对官府的信任降至冰点。
平定各地之后，董福祥随即着手推行善后措施，参照同治年间左宗棠治理陕甘的旧例，在河湟各地清查户口，收缴武器，拆毁部分起事据点的堡寨城墙，同时对参与起事的普通民众进行分散安置，将原本聚居在河州八坊、西宁东关等地的民众拆分迁往偏远荒滩，不允许再大规模聚集居住。官府指派乡约管理各清真寺事务，剥夺原有掌教的司法与行政权力，防止宗教势力再次串联起事。
河湟事变的平定，也让董福祥与甘军的声望达到顶峰，董福祥本人因功升任甘肃提督，后来更被调入京畿担任武卫后军统领，成为清末重臣荣禄麾下的得力干将。而在平乱过程中崭露头角的马安良、马福禄、马福祥等河州籍将领，也借此机会扩充实力，逐步形成日后左右西北政局的马家军事集团。
从乾隆年间的苏四十三、田五起事，到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再到光绪年间的河湟事变，清代西北河湟谷地反复陷入教争引发的战乱循环，每一次平定之后朝廷都会出台更为严苛的管控措施，这种管控最终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一同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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