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龙须沟得名新论|北京市|护城河|沟渠|老舍|金鱼池|龙须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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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龙须沟得名的现有诸说，包括龙与帝王象征、沟渠形状特征、沟渠曾经流经隆禧寺等说法，均缺乏充分依据。根据文献与地图，北京龙须沟直至清末仍只是南城的一条未明确命名的排水渠道。其正式定名始于民国初年，1913年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在《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中首次明确标注了“龙须沟”之名。“龙须沟”实为水利工程中对排水沟渠的通用称谓。龙须沟长期承担着京城排水的作用，其得名当直接源于实际功能，这亦符合历史上对该水利术语的既有定义。

关键词：龙须沟排水沟北京城水利

清代北京虎坊桥南侧苇塘向南流出一道沟渠，折东经过先农坛之北，东西穿过天桥下，再向东过天坛之北流经金鱼池区域，从北而来的旧三里河汇入后，继续沿着天坛北墙转向东南，向今日龙潭公园方向流去，最终于左安门出城汇入护城河。此沟渠便是今日所称的龙须沟。

1950年，北京龙须沟治理工程的开展，既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淤堵和环境问题，也是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巨变的象征，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而言具有代表性意义。老舍以该工程为蓝本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使之家喻户晓。不过，龙须沟本质上只是排水沟渠，在因其淤塞而引起的各类问题在民国初年凸显之前，并未受到社会关注。文字记录的缺乏，致使龙须沟的得名渊源众说纷纭，尚无善解。事实上，龙须沟直至清末都只是南城的一条未明确命名的排水渠，在民国初年方得名，其名称来源应与“龙须沟”在水利术语中专指排水沟渠有关。

一龙须沟得名的现有诸说

龙须沟水道很早就出现在北京城。明宣德九年（1434）六月，吴中奏称：

北京城东南，有雨水磨及通惠河诸闸，皆为河水所坏。今南门外旧有减水河，若加疏凿长二十余丈，即与郊坛后河通流，可泄水势。

一般认为“郊坛后河”就是龙须沟的前身。不过该名称此后再未见载，应只是临时以方位标明河道，并非正式名称。正是由于河道在早期没有正式命名，便留下了龙须沟得名的遐想空间。

一是龙的属性。龙图腾与帝王紧密相关，由此将龙须沟与帝王联系起来。具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认为受北京城的构造影响——俗传北京中轴线是面南而卧的巨龙，万宁桥是龙尾，故宫为龙身，正阳门是龙头，天桥为龙鼻，左右二渠自然便是龙须。第二，认为与皇帝和神仙的故事有关。据说住在金鱼池牟家井胡同的女子放生了真身为龙王三公主的金鱼，得赠有求必应葫芦。皇帝带人来收缴时不慎坠入沟中，胡子全部脱落。皇帝为龙之化身，因而此沟得名龙须沟。

二是沟渠形状。如认为沟渠本身狭窄，形似龙须面，或认为沟渠狭长、不深，且弯弯曲曲，形似龙形。

三是沟渠流向及途经的建筑物，认为得名自隆禧寺。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五月，“内官监太监李兴请建僧寺一所于大兴县东皋村，以僧录司左觉义定锜住持，仍乞赐寺额护敕······赐寺额曰隆禧”。东皋村在今方庄地区，属于外城之外。学者认为，东皋村在明代属于荒凉之地，得到皇帝赐名且极为壮观的隆禧寺自然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龙须沟与三里河汇合后的下游沟渠，流向从西南变为东南的转弯处恰在方庄，隆禧寺作为地理标志的功能会更为突出。加之寺名为钦赐，对群众约定俗成的命名过程也会发挥导向作用，进而从隆禧寺派生出隆禧沟，最终随着用字大众化而结合沟渠弯曲形式简化为龙须沟。

上述第一、二两种路径，或充满传奇色彩，或过于抽象、单一，乃至可替代，难以让人信服。如北京城中轴线为龙形的传说，年代不会很早，而且存在缺陷：永定门、钟楼、鼓楼等中轴线上其他重要建筑都没有被纳入。至于受隆禧寺影响而得名，虽然有可能性，但巧合因素很强，而且存在难解的问题。一是当时这条沟渠是龙须沟、三里河的合流，可以视作三里河的延伸，而三里河又是明朝的正式命名，逻辑上人们更应熟知其名为三里河，而不是另外起名。其次，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北京外城建成后，沟渠就不再流经隆禧寺附近，而是提前注入外城护城河。沟渠流经隆禧寺仅仅50年，便与隆禧寺切断了联系，日后沟渠的命名与隆禧寺有关的可能性极低。三是即便隆禧寺的存在的确影响了当地地名，但其简化过程也只是从隆禧寺村变化为龙禧寺村，没有舍弃不够大众化的“禧”字。

上述3种说法各有问题，但也有启发之处。隆禧寺说者也承认，从“隆禧”简化为“龙须”“不乏表现沟渠弯曲形式的意味”。龙须沟的得名，可能并非是单一原因。不过即便如此，也必然存在主导因素。这需要从龙须沟获得确定名称的时间、背景出发予以厘清。

二龙须沟之名的确定时间

颇有论者认为，龙须沟之名最早见于嘉庆元年（1796）《北京沟渠图志》。此说似源出成善卿《天桥史话》所载：

据嘉庆元年朝廷所绘《北京沟渠图志》记载，自虎坊桥至天桥桥洞儿一段，为西龙须沟；由天桥桥洞儿经天坛北侧、红桥而后向南流入护城河之一段，谓之东龙须沟。

学者、百科全书、导游词、小说、报刊莫不承袭这段话。如《北京百科全书·宣武卷》称：

据清嘉庆元年所绘的《北京沟渠图志》记载，以天桥桥洞为界，以西到虎坊桥为西龙须沟，以东经天坛北侧、红桥、营房而后向南流入护城河的一段为东龙须沟。

然而此部《北京沟渠图志》究竟是何种文献，“图志”原文具体如何呈现，却从未见论者介绍、引及。而且在上述论者之外，再无其他人引用过这部“图志”，笔者几番寻找亦无所获。因此，现阶段无法认为确实存在这样一部“图志”能证明最迟在嘉庆元年龙须沟就已经正式得名。而且从图的角度来说，创制于嘉庆年间，由民间丰斋制墨印设色的木刻本地图《首善全图》，以及日本人冈田玉山在嘉庆十年（1805）制作的《唐土名胜图会》，均未见龙须沟之名。

事实上，即便到光绪时期，“龙须沟”都并非是北京某一河道的专指。清实录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丙戌，“协办大学士福锟等奏：‘正阳门龙须沟二段有关石路，可否续修。’得旨：‘即著原估大臣查估，仍由福锟等接续兴修’”。光绪十九年八月壬申，“太庙街门内龙须沟等工钱粮数目，依议行”。这两处龙须沟分别指正阳门护城河、金水河的附属沟渠。

同时，清末（1900—1911）北京德兴堂印字局墨色石印本《订正改版北京详细地图》，1900—1901年德意志东亚远征团绘制的《北京全图》，光绪末年（1908）绘制的《京师全图》，宣统元年（1909）北京集成图书公司彩印《最新北京精细全图》，虽然都明确绘出龙须沟对应的水道，但均并未标出沟渠之名。由此可以认为，并无清代的文献、地图将东西流经天桥之下的沟渠命名为龙须沟—至少官方并没有明确固定这一名称。

直至1913年，民国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绘制民国成立后第一幅北京城区全图《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才在龙须沟过天坛东北墙后的位置，沿着河道明确标出“龙须沟”3字。此地图的绘制，应是民国成立后要全面掌握北京城市的情况，不仅具有实际作用，也具有政治意义。在这之后，第二幅由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在1916年（一说1917年）制作的北京地图《京都市内外城地图》，也继承了“龙须沟”的命名。

在《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后，尤其是在《京都市内外城地图》之后，龙须沟作为该沟渠的专指名称，才在各类文献中清晰、明确起来。如《申报》1914年6月6日第3版，京师警察厅刊布的《京师整理市政之第一事》称：“······又由虎坊桥往南循龙须沟往东······等处，为整理区域，分别筹划改良。”1915年，京师警察厅有《京师警察厅外右五区区署关于陆德裕大车将龙须沟帮轧塌的详》。1919年，林传甲在《大中华京师地理志》第十二章“桥梁”中提到“天桥横跨龙须沟中心”。更关键的在于龙须沟的治理。1917年，时任营造局长唐在贤在《京都市政计划书》中阐述暗沟治理时，明确提讨论了龙须沟的问题。1918年，市政府开始治理龙须沟，此后便产生了大量直接使用龙须沟之名的业务文件，如北京市档案馆藏1918年《督办京都市政公所第四处关于估折宣武门雍圈旧砖备修龙须沟工程用与第三处的来往函及工程用费清册等》，1919年《京都市政公所改修龙须沟丈尺做法和招商投标规则及包商富盛路工厂等的呈》，等等。伴随着民国时期对龙须沟的反复整治，这条沟渠的名称得以迅速、全面进入更广大人群的视野，并广为流传。

1913年，《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首次将龙须沟之名标注入地图后，龙须沟作为专门指代这条沟渠的正式名称才全面进入其他文本，这绝非巧合。地图需要精准测量全城情况，只有准确地给各地定名，才便于确定、呈现，以及日后开展市政工作。因此，无论这条沟渠先前的命名情况如何，龙须沟最终是至1913年才随着民国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的测绘成为官方通用的名称。

三从“龙须沟”本身的意义探寻得名因素

“龙须沟”并非是在给北京南城的这条沟渠命名时才出现的名词，包括它的变体“龙须河”在内，早已是水利专有名词了。

“龙须河”见于正德、万历《福州府志》。清代更常见“龙须沟”，如乾隆《中牟县志》载：

龙须沟渠，源出新郑栾河，自蒋家庄西郑州交界起，至白沙东入贾鲁河，长一千七百三十六丈，流沙易壅，岁岁疏浚。

文人梁三韩还特地撰写了一篇《孙公浚龙须沟记》。

历史文献中的“龙须沟”分布在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性质：均为排水沟渠。关于福州城龙须河，乾隆福州知府李拔《福州城内水利考》称：

然省城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海潮但至运河而止。北城东西无复河流以涤其污秽，而消其渣滓，不病民且病火矣。乃于还珠门内，东西横凿支河（志称龙须河），引东北诸山之水。

开凿龙须河是为了解决福州北城无东西向河流以排污、防火的问题。

关于济南龙须沟，道光《济南府志》记载：

耿宗谭，字桓东，性慷慨。村南十数里，每暑雨尽为泽国。兄宗诏思为数十里弥灾，经画未就，宗谭踵而成之，请于官。集近村夫役，环庄南通一渠，名曰龙须沟。

同书又载：

水不入大河者，皆灌南洼。积雨稍多，则颗粒不获，故其居民易为贫困。洼之西，旧有两龙须沟以泄之。

仅济南一地就有3条龙须沟，均在雨季起排泄雨水作用。

关于江苏江阴龙须河，光绪《江阴县志》载：

夏港渐淤，而潮汐直趋北关，气势促迫震撼，以有鼎革兵灾。故康熙二年，邑侯何公筑永定坝，以护北关，使江潮不得直射，而旁开龙须河，引潮达郑泾。河环城而南注，然后风气稍得完固。

为减少长江潮水对北关的冲击，江阴知府何尔彬决定在修筑永定坝的基础上挖掘龙须河，将潮水引入郑泾，使水流更加通畅。

同治十年（1871），丁宝桢在处理黄河郓城决堤时，新堤合龙过程中的步骤之一便是修建龙须沟。丁宝桢《侯工合龙折》称：

奏为堵筑侯家林决口······于引河头迆西，河形坐湾之处，另挑宽深龙须沟一道，以期分掣溜势。

是以一道宽、深龙须沟来分流水势。

光绪《重修天津府志》记载时人提供的一种解决天津北洼村落经常面临水灾的方法：

若自新河口起，多掘龙须沟，纵横错列，令其径自达海，不令入海河，是大沽口东北增无数出水小口，海河必减水三分之一，北洼村落得此泄水，不至再淹。

通过修建多条龙须沟，分流新河口之水，使之在大沽口东北排入海中，就能减少进入海河的水量，从而使北洼村落不再因海河水量过大而被淹没。

北京城也早有此类龙须沟。前文提及的“正阳门龙须沟”和“太庙街门内龙须沟”，是指正阳门护城河和金水河的排水渠。

龙须沟还与帝陵营造紧密相关。道光帝最初在清东陵宝华峪营建陵寝，但因地宫中途进水而废弃。道光八年（1828）九月辛亥就此事进行审讯时，上谕称：“又据供，伊等开工时，恐日久圹内微泾，原议两旁安置龙须沟出水，因英和告以不用安置，是以停止······前于宝华峪开工时，曾经询问英和，所开土性若何，有无泉石显露，据奏土性甚纯，并无泉石，其龙须沟应否安置，亦据奏地甚干洁，可以停办。”十月庚午，上谕又称：“英和承办宝华峪吉地要工······以龙须沟恐泄地气，奏明停办。”宝华峪地宫积水，正因为没有开凿用以排水的龙须沟。

清代帝陵地宫多设有排水沟。徐珂《清稗类钞》称：“旧制，地宫下起龙须沟两道，防积水也。”根据考古结果，清代早期的帝陵中，康熙景陵，顺治孝惠章皇后及多位妃、福晋、格格合葬的孝东陵，均设有排水沟。有大量涉及地宫排水沟渠建设的清代档案以龙须沟命名，或在档案内将排水沟称呼为龙须沟。如道光慕陵《龙泉峪万年吉地地官龙须沟续估做法》，咸丰定陵《定陵地宫内龙须沟二道销算黄册》，嫔妃园寝《顺水峪妃园寝随石券、砖券龙须沟销算黄册》，慈禧定东陵《菩陀峪万年吉地工程备要》利部卷15“龙须沟做法”，以及《菩陀峪万年吉地地宫龙须沟二道销算黄册》，同治惠陵《惠陵地宫龙须沟二道销算黄册》，妃园寝《西双山峪妃园寝随石券、砖券龙须沟销算黄册》，光绪崇陵《崇陵工程做法约估清册》之“龙须沟做法”等，国家图书馆还藏有样式雷绘制的清陵地宫龙须沟图稿。

显然，无论是都城、地方，无论是帝陵地宫、普通水道，龙须沟（河）的作用都是排水、泄水、减水，龙须沟无疑是排水沟渠的美称。人们并不需要更多的文字解释，就能理解“龙须沟”作为排水沟渠的本质性质——“龙须沟”3字本身，就足以代表排水的内涵了。

“龙须沟”一词本身就指代排水沟渠，北京南城这条沟渠长期承担着排水功能，将其称为龙须沟，是再自然不过的。龙须沟得名的主导因素是它本身的排水沟性质，以及存世已久的对“龙须沟”名词的内涵定义。这条沟渠在清代的名字——目前无任何文献能够佐证它在清代有清晰的命名，未必与1913年民国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的命名有必然或直接联系。退一步来说，即便认为民间早已将之称为龙须沟，那也是主要出于其排水性质。至于沟渠与北京城、皇帝、龙形的关联，或许是附加因素，但更可能是龙须沟得名后引发的发散想象。

结语

北京龙须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治理工程及老舍同名话剧而广为人知，其得名渊源历来众说纷纭，民间传说与学术观点并存，但均难以让人信服。不少研究者将“龙须沟”之得名追溯到嘉庆初年，然而现存文献与古地图显示，这条沟渠直至清末仍未有正式称谓。其定名应始于民国初年——1913年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刊行的《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首次明确标注了龙须沟的名称。“龙须沟”本为水利术语，专指排水沟渠，位于北京南城的这一沟渠长期担负京城排水功能，其得名当直接源于实际功用，这亦符合历史上对该水利术语的既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