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丽之姿：一位湘楚女画家笔下的王莽岭|云山图|山水画|王莽岭|秀丽|董源|设色

太行云顶王莽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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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写生

2015年作者站在王莽岭晋豫交界的垭口——天柱关

与友人同游古道十八盘——作者拍摄

《归来》97x180cmx6 纸本水墨 2020年

太行山，俗谓“八百里太行”，横亘于我国第二与第三级地势阶梯的过渡带上，亦是山西与河南、河北天然的界山。2015年，我初入太行，便被其地貌所震撼——深谷幽邃，绝壁如削，而峰顶却铺展出类似丘陵的起伏轮廓；山中植被因气候之故，齐整如剪，苍翠的灌木毛茸茸地覆满岩层，自有一种朴厚生机。那一年，我在太行写生近二十日，朝夕相对，历经晴晦雨雾，得见日出、晚照、云海、斜晖、烟霭、微雨，乃至雨霁初晴。这般长时间的盘桓，极大丰富了我对太行的观看与感知。

《一半阴雨一半晴》96x180cm 纸本设色 2019年

《南太行》46x69cm 纸本设色 2020年

《虬龙》46x69cm 纸本设色 2020年

山西晋城王莽岭，是此行最为凝神之处。它不仅是一段地理上的山脊，更是历史与文化的隘口——山腰那条唐朝以来晋豫通商的古道，从山顶俯瞰，宛若一道发光的腰带；其实路宽不过一米余，悬于千仞绝壁之侧，足下便是深渊。在王莽岭南坡，可见一段盘旋而上的石阶，当地人称“古道十八盘”，亦是茶马古道的一段遗存。从残存的路径，犹可想见当年商旅往来的盛况；而今乱石堆叠，结构松脆，时有滚落之虞，唯冒险的驴友、游牧人或采药者偶有踏足。于我而言，王莽岭不啻为太行山魄力的浓缩，它集险绝、苍茫与人间烟火于一体，成为我此后反复回望的精神地标。

《行云》96x180cm 纸本设色 2023年

2015年与王莽岭惊艳相遇，因此其成为了我最常表现的题材，但这批作品的面貌，与大众印象中范宽《溪山行旅图》那般雄强高峻、史诗式的巍峨颇不相同。我着意添入几分南方的秀润之感——我生于南方，求学成长却在北方，视角难免与纯粹的北方创作者有别，下笔时便不自觉地糅合南北，或许也暗含了一份归乡的心绪。用笔偏于柔弱细腻，山体由横点与纵向线条交织而成，云烟则着力表现其流动之态，力求合乎情理、物理与画理中云山变幻的规律——云本无常形，却有常理，我试图在此中寻得一种从容。

《太行山》180x96cm 纸本设色 2020年

与王莽岭相关的作品，皆完成于2016年太行写生之后。墨色偏淡，凑近细看，满纸墨点，几无具体物形；远观则山云隐现。画面中的水石树木，被我刻意简化。我特别倾心于沈括《梦溪笔谈》评董源画作之语：“近观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那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美感，并非写实复刻，却更近潇湘神貌；看似矛盾，董源却以精妙的水墨技法消解了它，并着意于营造“淡”境。他的山水，山峦连绵，云雾暗晦，树石俱笼罩于空濛之中，幽静深远。这种“淡”的境界，亦让我想到倪瓒——他那似着力而非着力的简淡笔墨，正是“淡”的艺术典范。由“淡”形成的对于笔墨语言本身的细腻关照，能够完成对气韵的捕捉，传达出不可言状的真实内涵。

《翠微》138x69cm 纸本设色 2024年

《观影》69x69cm 纸本设色 2019年

我在创作中亦试图靠近这份从容，借淡远之笔，让物与我处于交互状态。在山水画中，主观的减少对“象”的追寻所导致的暧昧，在不妨碍理解的基础上，更能够增添耐人寻味之感。画为无声诗，陈抱一先生曾言：“当诗人命名一棵树，它同时是他所看见的特殊的树和本质的树，个别和本质正是透过虚，主体才能够既缺席，又在场。”真正的诗人必须表现超越语言之物。绘画语言的“失叙性”表达，使物与我交融，似是而非的笔墨程式语言，能够恰当表现出诗意的超越性感受。由于否定了物象的无差别介入，“我”消融在了物里。这也正是我面对太行时所追求的——不是对雄强地貌的复刻，而是让自身隐入山石的肌理与云气的流转，借虚而存真。

《巍巍太行》240x200cm 纸本设色 2026年

董源及其艺术，始终是我实践的坐标。然而，坐标的具体落点，却不在江南烟雨，而在晋城王莽岭那一道悬壁古道上。在造化、心源与传统相融的漫长历程中，董源的淡远、太行的苍莽，与我对南北交融的体认，最终都凝结于王莽岭的山石云霭之间。那二十日的盘桓，那古道上的乱石与流云，已成为我内心最稳当的根基——每一次提笔，仿佛仍立于王莽岭之腰，看斜阳把山脊染成一条发光的带子，而我的画，也便从那里重新开始。王莽岭，既是我写生的终点，也是我创作的起点。而正是在笔墨的反复锤炼中，个体得以获得超越，从中体悟生命的本源与趣味——这大概便是山水画给予我最深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