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名字摆在上庸城头，关羽的求援却没有换来一兵一卒。
建安二十四年，樊城、襄阳一线打得最紧时，关羽从荆州北上，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曹仁困守樊城。
这时的关羽，不是败走麦城后才想起刘封、孟达。
他早就催过。
留下来的原话很短：“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
他们给出的理由也很短：山郡刚刚归附，不能轻易动摇。
这句话听着稳妥。
可放在当时的地图上，就有些刺眼：荆州若失，上庸还能稳多久？
上庸不是空城。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刚拿下汉中，又让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上庸。孟达先打房陵，房陵太守蒯祺遇害；刘备心里不放心，又派刘封从汉中顺沔水而下，去统领孟达的军队。
这一下，上庸局面变了。
城里有刘封，有孟达，有申耽，有申仪。后来还能看到李辅、邓贤这两个名字。
六个人。
可这六个人，真能算六路可靠猛将吗？
申耽、申仪本就是当地豪强，先前与曹操有往来，后来见形势变化才归附刘备。刘备没有把他们迁走，而是让申耽仍领上庸太守，给了征北将军、郧乡侯。
这不是单纯信任。
这是暂时安抚。
上庸城里的印绶还热着，地方宗族、人马、粮道，都不是刘封、孟达一句话就能攥紧的。
关羽的军令到了，上庸府署里最难看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兵不是没有，心却不齐。
刘封更尴尬。
他是刘备养子，年轻时有武艺，气力过人，跟着诸葛亮、张飞等入蜀作战，确实打过硬仗。可在上庸，他不是一个能随意拍板的边将。
刘备派他来，本就是因为“阴恐达难独任”。
换句话说，刘封到上庸，不只是帮孟达打仗，也是盯着孟达。
一个被派来节制，一个原本独自领兵。
两个人坐在一座山城里，怎么可能毫无芥蒂。
关羽催兵，刘封要想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三件事：城能不能守住，申氏兄弟会不会变，孟达会不会趁乱做手脚。
他没有说话。
孟达那边，更不是一张干净的白纸。
他和法正同为扶风人，早年一起入蜀依附刘璋。刘璋派人迎刘备时，孟达还是法正的副手，两人各带二千人。
法正后来成了刘备取益州、夺汉中的关键谋士，位分越来越重。
孟达也跟着刘备一路上升，做过宜都太守，又带兵北攻房陵、上庸。
可是孟达的根子不在荆州，也不在刘氏宗亲圈里。他最会看风向，也最怕被清算。
关羽败亡后，账迟早要算。
上庸没有发兵，是明摆着的事。刘封、孟达当时用“山郡初附”挡了过去，可荆州丢了，关羽死了，这个理由就不再那么厚实。
更糟的是，刘封和孟达又闹翻了。
刘封夺了孟达的鼓吹。
鼓吹不是几件乐器那么简单，那是将领出行、仪仗、身份的脸面。孟达被当众拿走这一层体面，心里那口气压不住。
法正死在建安二十五年。
同一年，孟达动了。
他先给刘备上表告辞，随后率所领降魏。那句话落得很重：“达既惧罪，又忿恚封。”
惧罪，是怕刘备追究不救关羽。
忿恚封，是恨刘封折辱自己。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上庸不救关羽的底色才露出来：不是单纯不能救，也不是单纯不敢救，而是每个人都先把自己的退路攥在手里。
关羽要的是援兵。
上庸给的是自保。
孟达降魏后，曹丕很高兴，封官授爵，把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为新城，让孟达去管。
孟达没有闲着。
他引魏军反攻刘封。夏侯尚、徐晃等人一到，申仪也变了脸。刘封守不住，只能败回成都。
他回去时，荆州已经丢了，关羽已经死了，孟达也已经降了魏。
刘备面前，就剩这个养子。
刘封最后被赐死。
临死前，他想起孟达劝他投魏的话，留下了一句悔意：“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这句话不是在替他开脱。
它只是把上庸那局棋照得更冷：关羽在前线催兵时，刘封没有选择关羽；孟达降魏时，刘封又没有选择孟达。
两头都没抓住。
八年后，孟达也走到自己的尽头。
太和二年，孟达在新城反魏，想再通蜀汉。司马懿急行军赶到城下，分兵攻城。城里的人又变了。
李辅、邓贤开门。
孟达被斩，首级传往京师。
当年摆在上庸的那几个名字，最后各有归处：申氏兄弟反复，李辅、邓贤开门，孟达两度改旗，刘封死在成都。
只有关羽的求援，停在建安二十四年的樊城风雨里。
上庸城门没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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