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经济已经混乱快二十年了。” 这是英国企业家罗斯近日面对媒体采访时发出的感叹。
一百年前，他们在大国崛起的幻想里苦苦挣扎，而近十年，那套曾经缔造出大英帝国的政经结构，似乎正将他们的躯体拖入深渊。
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到如今的混乱之地，英国重生的夕阳，最终会落在何方？
“主人” 与 “仆人” 的执念
“我宁愿做贫穷的主人，也不愿做一个富有的仆人。”2016年，英国演员迈克・凯恩发表了这套支持脱欧的讲话，在资本主义的摇篮中，“主仆” 意识深入骨髓。
这种意识并非凭空而来，十七世纪，当欧洲大陆还在封建王权中挣扎时，英国已率先构建起现代国家体制的雏形。
工业革命后，皇家海军的坚船利炮敲开世界大门，英格兰银行将金融资本的规则推向西方，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大英帝国与他的臣民习惯了居高临下的 “主人” 思维。
然而潮水终会褪去，二十世纪，世界格局重塑，欧洲走向融合，英国人陷入矛盾：既舍不掉来自欧洲的输血通道，也放不下维持体面的历史和荣耀。
于是，他们在1973年半推半就地加入了欧洲共同体，即后来的欧盟。
但狡黠的英国人，一边吸收着欧盟的红利，一边为自己设立各种特殊条例，他们渴望欧洲市场的财富，却拒绝加入欧元体系和申根协定，试图用昂贵的英镑支撑帝国脆弱的荣光。
在撒切尔时代，他们甚至把大部分欧盟分摊预算要了回来。
在这个由德法支撑的体系里，英国顶着 “前霸主” 的包袱，做着大量貌合神离的自私举动，所有人都能看到他们 “既要又要” 的贪婪意图。
一场被点燃的 “底层怒火”
时间来到2010年，次贷危机从华尔街蔓延至全球，高度依赖金融的英国经济被摧残得体无完肤，政府被迫开启严苛的财政紧缩。
对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社区图书馆关闭，公立医院排队变长，公共服务被大幅削减，但这还不是全部。
自2008年末到2016年初，英格兰中北部工业区普通工人的工资，已经连续八年没有实质性增长，这是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工人经历的最长一段收入停滞。
历史完成了一次讽刺的权责倒挂：伦敦的金融新贵们在危机后拿到了救市资金，体面得以延续；而真正的风险，却被那些错过全球化的产业工人默默分担。
迈克・凯恩宣扬的 “主仆关系”，在2016年前的英国基层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只不过，真实情况完全相反：财富被少数 “主人” 瓜分，贫穷被广大 “仆人” 承担。
正是这种剥夺感，让底层的怒火达到了临界点。
失控的 “民主豪赌”
2016年夏天，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为消除党内分裂、稳固权力，决定按约举行脱欧公投。这场被政客视作工具的豪赌，结果走向了让世界哑然的失控。
当脱欧派拿着 “收回控制权、做回国家主人” 的剧本走上街头，深感被剥夺的底层民众毫不犹豫地投出了赞成票，最终，公投以 51.89% 赞成、48.11% 反对的极致撕裂数据意外通过。
从上帝视角回看，当时的留欧派精英试图用晦涩的经济模型和 “非关税壁垒” 等专业术语挽回选民，但这些枯燥的真相在狂热的情绪面前已无市场。
相比之下，脱欧派政客根本不需要堆砌数据，他们只需将 “我们每周交给欧盟的3.5亿英镑，不如拿来补充国民医疗” 的口号贴在墙上、挂在车上，便能轻松激发民众心中朴素的民粹思想。
当极端复杂的国家战略，被粗暴简化成一张只有 “是” 或 “否” 的选票时，这个关乎国家前途的抉择，便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比拼口号的情绪狂欢。
卡梅伦开启的这场豪赌，既说明精英阶层严重误判了民意，也印证了一个清晰的事实：当直接民主的手伸向它不应介入的专业领域时，一个复杂的国家体制，就要用漫长的未来为之买单，即便它曾是 “日不落帝国”。
六年之后，承诺兑现了吗？
那么问题来了：当初投了赞成票的选民，现在如愿了吗？
但更清楚的现实是：脱欧派当初承诺的 “医疗补充资金” 并未兑现；“夺回的边境控制权” 在伦敦日益 “印度化” 和 “穆斯林化” 的事实面前，更像一个笑话。
取而代之的是，脱欧导致的非关税壁垒推高了商品价格，劳动力错配让英国陷入持续性 “用工荒”。
此时，那些投下赞成票的英国人才震惊地发现，政客不仅没实现承诺，反而在结构性通胀的影响下，让他们的生活成本逐年抬高。
而这还不是最令人绝望的，一个几乎无解的事实是：英国脱欧这个决定导致的惨烈后果，在 “全民公投” 这件华丽的外衣下，没人能找到准确的责任承担方。
假如这是议会决策失误，选民可以弹劾执政主体，可如今，他们不能责怪卡梅伦这样的留欧派，因为他早已辞职。
当初那些鼓吹脱欧的政客，也在混乱的英国政坛中先后 “隐身”，最终承担责任的，依旧是当初被政客的谎言裹挟、并满怀期待改变可以发生的底层民众。
举步维艰的 “剑指派” 与不确定的未来
如今斯塔默与他众多的前任一样，再次面临着同僚倒戈的困局。
促成困局的原因，当然不是他或某一位具体的政客，因为斯塔默接手的，是一个经历了十五年 “投资荒”、工业生产几乎停滞、且国民医疗体系在崩溃边缘的英国。
他曾试图用自己的专业为这个国家 “止血”，但在脱欧造成的实质性损害面前，这位冷静的 “剑指派” 实在是举步维艰。
从目前的民调和政局走势看，如果斯塔默最终无法解决逐渐恶化的英国局势，那么接替他的，大概率又将是一位坚定的脱欧派代表，甚至会在日益壮大的右翼政党影响下，让英国进一步 “右翼化”。
但正如2016年脱欧前后的事实所示：如果右翼再次通过高喊口号的方式重掌政权，英国不仅不会迎来期待的复兴，反而会从目前的长期停滞，坠入不可逆转的倒退中难以翻身。
回顾英国步入二十一世纪后所走的来时之路，会清楚地看到：当民主的手伸向它不应介入的专业领域时，一个复杂的国家体制，就要用漫长的未来为之买单。
即便，它曾是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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