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两套影响千年的制度，偏偏生在两个最短命的王朝里？
早熟的代价
秦立郡县，隋立科举，乍看是两件事，里子是一回事——把"人事权"与"地方权"从贵族、从士族、从血缘手里，收归中央。
以前周制，封土建邦，子弟功臣各据一方，久之复为战国。始皇废之，三十六郡，守尉令长皆中央命，无世袭，无私军。这事看上去是"行政改革"，实际是"权力技术的跃迁"——以前天子与诸侯是共主关系，此后天子与郡守是君臣关系。
这一跃，跃得太猛。战国五百余年乱后方统，无渐进之阶，只能一代毕其功。始皇本人也知道急，故"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用法的冷暴力把新制压进骨髓。结果民缚太紧，大泽乡一雨，机器崩。
隋立科举，同理。以前入仕凭门第，崔卢李郑、王谢袁萧，士族相婚相仕，寒门虽才不过州县。此制之弊，非独寒门苦，是中央苦——士族把"人事权"捏在自己手里，天子要用人，得跟士族商量。
文帝分科，炀帝加进士科，凭试取士，是把"人事权"从士族手里抠回来。这事亦猛，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年门阀之积，想一代撬动，只能猛。炀帝才高，信"我可毕其功"，营洛、开河、征辽三事并举，把民力榨干。结果不是科举不成，是隋先崩。
宫崎市定在《九品官人法研究》里论及此段，谓秦汉、隋唐是中国"中世"之两头，秦隋之"早熟"正在此处——集权技术跑到了社会结构前头，社会还没消化，政权已先透支。
故"短祚出长制"非巧合，是因果：正因为短，才敢猛；正因为猛，才短。若秦不短，郡县未必压得住六国故俗之反弹；若隋不短，科举未必撬得动南北士族之壁垒。短祚与长制，是一事之两面，非两事。
汉唐之"接骨"身份有别
刘邦接秦，是"下层接上层"——他本秦之亭长，是秦机器最末梢那颗螺丝，最知秦法之密、秦民之苦。
故汉承秦制，不是"照搬"，是"拆苛条、留骨架"：郡县留，三公九卿留，然约法三章，减税宽刑，文景再缓之，武帝再以推恩、盐铁、察举把集权补回来——是从"纯霸"调到"王霸杂之"。刘邦这双手，是从秦机器里爬出来过的手，知道哪儿该松。
李渊接隋，是"本家接本家"——弘农李氏本关陇，与杨坚同婚娅圈，隋之制本就是关陇集团自己立的。
故唐承隋，不是"改"，是"续"：科举续，运河续，征辽亦续（太宗、高宗又打了七十年才灭高句丽）。李渊这双手，是本集团内之手，接得从容，故唐初基调是"才节兼之"，非"王霸杂之"。同是"前朝立制、后朝承而缓之"，然汉是"底层翻身者接"，唐是"集团内继承人接"，调法自异。
秦隋之短，短在"首统无缓冲"；汉唐之长，长在"继统有身份"——然此"身份"非独个人之能，是其所处集团位置使然。刘邦若非亭长，不知秦法之密如何拆；李渊若非关陇，不知隋制之骨如何续。
暴之两质再敲
秦亡于"密"——胡亥庸，赵高操之，法之冷暴：误期斩、诽谤斩、偶语弃市。隋亡于"纵"——杨广才，才之热暴：营洛、开河、征辽，三事并举，信"我可毕其功"。王薄《无向辽东浪死歌》起，而隋瓦解。
同是民不能活，然一冷一热。若胡亥有杨广之才，秦会不会晚崩？若杨广有胡亥之庸，隋会不会早崩？恐皆不然——秦之崩在"结构已绷到极限"，胡亥只是扣；隋之崩在"才使纵到极限"，杨广只是扣。扣可换，机难换。此是"制度寿命与政权寿命成反比"之另一面：制度跑太快，政权先殉；政权殉了，制度方得长寿。
夺嫡与"胜利者改史"所记
杨广平陈有功，善饰俭，废勇立广，仁寿四年即位，撕伪，隋亡。世民统一战功，麾下房杜尉迟，皆山东豪杰与关东才士，与渊所倚关陇老班（裴寂、太原旧部）是两组人。玄武门非独兄弟夺嫡，是关陇集团内部老班与新班之代际换班。世民胜，故史改为"迫不得已"；广败，故史贬为"禽兽行"。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原话："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此句是这两件事的总注。同是一次子夺嫡、杀兄、即位，广败故史极贬，世民胜故史极褒，距二十二年，一致亡一致盛，决者非命，乃执政者自身与"史笔在谁手"。
八百一十载，两朝同轨，然真问题不在"相似"，在"短祚为何出长制"。答：正因为短，才敢猛；正因为猛，才短。首统之位无缓冲，故秦隋急；继统之位有前骨，故汉唐缓。秦亡于法之密（冷暴），隋亡于才之纵（热暴），同是机器报废，然触发气质异。
坚与广，渊与世民，四人各为其择。广选加速尽烧之，世民选克制渐积之。同局二结局。
制度之寿命，常与政权之寿命成反比。秦祚十五年，郡县行二千余年；隋祚不及三十年，科举行千三百余年、运河行千余年。政权殉于早熟，制度活于后继。汉唐之所以能"接骨"，非独缓节奏，亦与继统者身份有关——亭长接秦骨，带操作感；关陇本家接隋骨，带从容感。
史非轮回，乃镜。镜中所见，是人，是择，是"短祚出长制"那道反直觉的算式——你啃最硬之骨，后人坐享；你烧最速之火，后人取暖。秦隋之悲剧，亦秦隋之不朽。
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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