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日本侵华史
之三十一
日本侵华主要战役（十）
南京大屠杀16
东京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成立
1943年10月，在英国倡导下，盟国成立了联合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以便在战争期间就着手调查、记录战争罪行的证据，为战后对战犯的起诉和审判做好准备。10月30日，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在莫斯科发表宣言，明确表示已知或被怀疑犯有战争罪行的法西斯头目和军队的将领将被逮捕并接受审判。1944年11月29日，联合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在重庆成立，专门负责调查和收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罪行。1945年9月2日，由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代表签署的《日本投降书》明确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审判日本战犯的条款。11月2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季南为远东审判的总检察官。审判方面，美国政府在制定了相关审判政策及与盟国协商后，授权麦克阿瑟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发表特别声明，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中国法官梅汝璈(前排右2)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各位法官合影
检方的调查取证
1946年3月，莫罗、萨顿等前往中国进行调查，历时5个星期，期间会晤了31名证人，并写有《来自中国的报告：对平民的暴行》的调查报告。3月下旬，总检察官季南在中国副检察官的陪同下也在中国进行了为期2周的调查取证。5月23日和5月30日，季南又分别写信和下达命令，要求萨顿前往南京进一步调查取证，并将相关证人带回东京。
在东京审判中，代表检方的萨顿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摘要宣读了美国使馆副领事埃斯皮所写的一份有关南京现状的秘密报告，其内容是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的状况。由于该报告来自美国的外交文件，辩护方在当时及后来总结中，都未对其进行反驳。该报告是法庭确认南京大屠杀及给松井石根定罪的重要证据。另一份同样具有重要证据价值的政府文件是盟军缴获的德国外交部的原始文件。该文件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绝密文件，描述了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1月13日南京发生的情况。由于这份文件来自德国官方，所以庭审时，辩护方对这份证据没有提出任何反驳或质疑。
南京大屠杀案的庭审
东京审判采取的是英美法系审判程序，审理过程中的“主角”是控辩双方的律师，他们提出各种证人和证据，引导己方证人作证，并对对方的为证人进行质证。法官只是聆听及对双方提出的证据是否可以接受和质证过程中律师行为是否符合审判程序及规定作出裁决。所以，向法庭提交的证人、证据对法官的判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1946年7月25日威尔逊医生出庭作证，到8月30日萨顿在法庭上摘要宣读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的秘密电报，在历时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检方的证人威尔逊、许传音、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贝茨、多田俊雄、伊藤述史、马吉、梁廷芳等出庭作证并回答辩护方的质证。检方还在法庭上摘要宣读了安全区文件，南京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的报告，美国大使馆1938年的电报，阿利森致美国大使的信，拉贝的一封信，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秘密电报，审问武藤彰记录及陈瑞芳、麦卡伦、孙远震、李涤生、陆沈氏、吴经才、朱勇翁和张继翔、黄江氏、哈笃信、王陈氏、吴君清、袁王氏、王潘氏、吴张氏、陈贾氏等的书面证词。这些证据证明了日军在南京犯有：1.大屠杀；2.残酷折磨；3.强奸；4.抢劫和肆意破坏财产；5.日本政府了解日军的犯罪行为等罪行。由于检方的证人多为日军暴行的受害者，或是当时在现场的第三方证人，所以辩护方律师要么干脆放弃对证人的质证，要么质证并没有给法官及旁听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审判的最后阶段，辩护方集中对出庭作证证人的证词以及相关书面证据进行了逐一反驳。在比较检方的证人证据和辩护方对检方的证据所进行的质疑和反驳后，总体来看，检方的证据更加充分、完整，给人印象也更深刻。
松井石根的罪责
1947年11月24日，松井石根第一次站在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席上，接受辩护律师马蒂斯以提问的方式为其辩护，同时接受检察方来自加拿大的副检察官诺兰准将的质证。松井在法庭上反复强调，维护军纪的机构和职责在师团长那里，想以此推卸自己的责任，但被诺兰用事实揭穿谎言。实际上，法庭对松井有罪判决的依据是：“法庭认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松井石根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些能抑制这些暴行的措施。在占领南京城前，他确实曾发布命令，吩咐他的军队要检点自己的行为，而且后来出于同样的目的进一步发布了命令。但是众所周知这些命令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他自己一定也知道这一点。辩护方为其辩护说，那时他正在生病。但是在这些暴行发生的时候，他的疾病既没有阻止他履行军事指挥权，也没有阻碍他在城内发生这类暴行时访问该市达数天之久。他指挥着那支应对所发生事件负责的军队。况且他知道这些暴行，他既有权力，也有义务控制住他的军队和保护不幸的南京市民。他必须为他的渎职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松井石根被带入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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