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1981年深秋，我蜷缩在渔船底舱，咸腥的海水从木板缝隙渗进来，浸透了我的解放鞋。三天后，当我站在香港油麻地一家大排档后巷，双手泡在油腻的洗碗水里时，怎么也想不到，那个从灶台前转过身来、满脸油光的老板，会用一口熟悉的闽南腔问我：“后生仔，你系边度人？”
那声音像极了我父亲。
可我父亲已经死了八年。死在我们全家逃亡的路上。
而眼前这个人，本该在八年前就葬身在那片偷渡海域里的三叔。
## 第1章：油麻地的洗碗工
“阿辉！碗洗完没？外面的客人催了！”
肥姐扯着嗓子朝后巷喊，我赶紧把最后一个盘子从泡沫水里捞出来，手指已经被泡得发白发皱，指甲缝里全是洗不掉的油垢。我端起那摞碗就往厨房跑，胶鞋踩在湿滑的水泥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这是我来香港的第六天。
从汕头那片海滩出发时，我们一共十七个人。到了香港海域，蛇头让我们跳海自己游过去。我不会游泳，是一个叫阿强的同乡拖着我在海水里扑腾了半个小时才上的岸。那晚海水的温度我现在还记得，像是无数根针扎进骨头缝里，冷得我以为自己会死在那里。
十七个人，最后安全上岸的只有十一个。有一个带着三岁孩子的女人，浪太大，孩子被卷走了，她就那么站在礁石上哭，哭到天亮才被人拉走。
我没时间哭。
因为我来香港是要挣钱寄回家的。
家里还有我妈，还有两个妹妹。我爸八年前死在那片海里之后，我妈一个人把我和妹妹们拉扯大。去年我妈查出了肝病，村里的赤脚医生说要去县医院看，得花三百块。三百块。我们全家一年都挣不到三百块。
所以我才走了这条路。
“阿辉！发什么呆！”
肥姐又喊了一声，我赶紧把碗端进去。厨房里热气蒸腾，灶台上的大锅呼哧呼哧冒着白烟，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正抡着铁锅炒菜，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又急又脆。那男人的背对着我，膀子上的肉随着颠锅的动作一颤一颤的。我放下碗正要出去，那男人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后生仔，去把外面三号台的碗收一下。”
声音很沙哑，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磨过一样。
我说了声“好”，转身就往外走。
这家大排档叫“顺记”，开在油麻地庙街附近，老板姓什么我不知道，肥姐是这里的管事，五十多岁，腰比我大腿都粗，但人不错，肯收留我这个没身份证的偷渡客。她跟我说，老板人很怪，不怎么说话，但从不克扣工钱。
我已经很知足了。
能有口饭吃，能有个睡觉的地方，还能偷偷攒下点钱寄回家，这在香港已经是偷渡客里的上等日子了。多少人在码头上扛大包，一天干十二个钟头，也只能挣三十块港币。我洗碗虽然辛苦，但肥姐一天给我开二十五块，还管两顿饭。
这天晚上的客人特别多，我一直洗到凌晨两点才收工。肥姐把当天的工钱递给我时，多给了五块钱。
“拿着，今天辛苦了。”肥姐拍拍我的肩膀，“阿辉，你是实在人，我看得出来。在香港这地方，实在人不容易，但也死不了。好好干，等攒够了钱，找个机会把身份办下来。”
我把钱揣进贴身的口袋里，那口袋里还有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我来香港后攒下的全部家当——一百二十块钱。我在心里盘算着，再干两个月，就能凑够三百块寄回家，我妈就能去看病了。
后巷里有个用铁皮搭出来的小棚子，那就是我睡觉的地方。说是睡觉的地方，其实就是几块木板拼起来的床，上面铺了一层硬纸板，再盖一条从垃圾站捡来的旧毯子。香港十一月的天气不算冷，但夜里湿气重，我每天早上起来关节都疼。
我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看着头顶铁皮棚的缝隙里漏下来的灯光，耳边是远处庙街夜市的嘈杂声。
来香港之前，我以为这里是天堂。
来了之后才知道，天堂不是留给偷渡客的。
但我没退路。
闭上眼睛之前，我想起今天在后巷洗碗时，肥姐跟隔壁鱼蛋摊的老板聊天，说顺记的老板姓林，也是内地来的，来了有十来年了。
姓林。
我心里动了一下。
但很快又压下去了。
这世上姓林的人太多了。
我父亲就姓林。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就醒了。
大排档上午不开门，但我要起来帮忙备料。洗菜、切菜、剁肉、洗盘子，这些活儿都是我的。肥姐说，当初老板肯留下我，就是因为我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儿。
厨房里已经有人了。
我推开门，看见老板正蹲在地上剁排骨。他还是光着膀子，身上系着一条油乎乎的围裙，手里的砍骨刀一下一下落在木墩上，节奏很稳。听到开门声，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这是我来顺记这么久，头一次正面看清他的脸。
四十多岁的样子，脸圆圆的，皮肤因为常年呆在厨房里而显得油光发亮。眉毛很浓，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左边的眉骨上有一道疤，不是很明显，但仔细看能看出来。
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剁排骨。
“去把洋葱剥了。”他说。
声音还是那么沙哑。
我去墙角搬了筐洋葱过来，蹲在厨房门口剥。剥了没两个，眼泪就被呛出来了。我拿袖子去擦，越擦越辣，眼睛都睁不开了。
“后生仔，把洋葱放水里泡一下再剥。”
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后，手里端着一个盆，里面装了半盆水。他把盆放在我脚边说：“泡过的洋葱不辣眼。”
我说了声谢谢。
他嗯了一声，又回灶台前忙活了。
厨房里很安静，只有他剁排骨的声音和我剥洋葱皮的声音。我偷偷看他一眼，发现他的后背上有很多伤疤，横七竖八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划过的。
刀疤。
我心里冒出这两个字，手一抖，洋葱从手里滚落在地上。
我弯腰去捡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我三叔林国栋的后背上也有伤疤。那是我很小的时候看到的，三叔在我们家院子里洗澡，我推门进去，看见他背上长长短短的疤痕。后来我问我爸，我爸说三叔年轻时在码头上扛活，被钢缆抽的。
“后生仔，你系边度人？”
老板的声音突然从头顶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抬起头，发现他正看着我，手里还拎着那把砍骨刀。
这个问题他问过我。
来顺记第一天他就问过。
“广东汕头的。”我说。
“汕头哪里？”
“澄海。”
他的动作停了一下。
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我看见了。他握着砍骨刀的手紧了紧，然后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说：“澄海好地方。出产狮头鹅。”
我愣住了。
狮头鹅确实是澄海的特产。
但那是1980年才开始打出名气的，之前也就本地人知道。我一个偷渡客，身无分文从内地跑过来，按理说他不该问我这些细节。除非——
“你也是澄海人？”我脱口而出。
厨房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他头也不回地说：“不是。”
他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有些不正常。
我张了张嘴，想问什么，但最终没敢问。
肥姐这时候推门进来了，手里拎着几袋子菜，看见我就喊：“阿辉，过来搭把手！”
我赶紧跑过去接菜，刚才的对话就这么被岔开了。
但那天上午，我干活的时候总是走神。
脑子里反反复复是那几句话。
“后生仔，你系边度人？”
“汕头哪里？”
“澄海。”
“澄海好地方。出产狮头鹅。”
不对。
哪里不对。
我一边洗菜一边想，终于想明白了哪里不对——他说“澄海好地方”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
但他在大排档从来只说粤语。
而他刚刚跟我说“狮头鹅”三个字的时候，带着一股很淡很淡的闽南腔。
那是我听了二十年的乡音。
接下来的三天，我一直在偷偷观察老板。
他不爱说话，除了吩咐活儿，几乎不怎么开口。肥姐说他来了十几年了，一直都是这样，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但跟谁也不亲近。店里伙计来来去去换了好几拨，就他一直守着这个灶台。
“他结婚了吗？”我问肥姐。
肥姐摇摇头：“没结。以前问过他，他说家里没人了，一个人过挺好。”
“他什么时候来的香港？”
“七几年吧，具体我也不清楚。我在顺记干了八年了，我来的时候他就在了。”肥姐说完又补了一句，“阿辉，你打听老板做什么？”
“没，就随便问问。”
肥姐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收工，我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八年前，我十二岁。
那年我爸决定带着我们全家偷渡去香港。原因很简单，我们家成分不好，在村里抬不起头来。我爸的弟弟，也就是我三叔，提前一年先走了。他说他先去站稳脚跟，然后再接我们过去。
三叔走的那天晚上，我妈煮了一锅地瓜粥，三叔吃了两大碗。临走前他摸着我的头说：“阿辉，三叔先去香港挣大钱，挣够了就回来接你们。”
那之后我们每个月都能收到三叔寄来的信。
信是从香港寄出的，里面夹着港币。有时候是二十块，有时候是五十块。
最后一封信是1973年九月到的。
信上说他已经找到一份稳定的活儿，在码头当搬运工，住的地方也安排好了，让我们准备准备，年底之前就过来。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到了年底，我爸等不及了，决定自己带着我们走。
我们没等到三叔来接。
我们也没等到香港。
船走到半路就出事了。
那天夜里风浪很大，船上的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我妈吐得昏天暗地，我爸把我抱在怀里，用他的身体挡住溅上来的海水。我迷迷糊糊睡着了，然后被一阵尖叫声惊醒。
船翻了。
我被我爸塞给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那男人会游泳，拖着我游了很久。
我再也没见过我爸。
我妈被人救上来的时候，身上绑着两个妹妹。妹妹们都活着，但我妈因为在水里泡太久，那时候就落下了病根。
后来我们被人送了回去。
三叔也再没有消息。
村里有人说，三叔也死在那片海里了。有人说，三叔根本没去香港，是骗我们的。还有人说，三叔在香港发达了，不想认我们这帮穷亲戚了。
我妈从来不信最后一种说法。
“你们三叔不是那样的人。”她每次说起来都会掉眼泪，“他要是还活着，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我把脸埋在那条旧毯子里，闭上眼睛。
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不可能。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但我脑子里又想起那道疤。
想起那句带着闽南腔的“狮头鹅”。
想起他问我是哪里人时，握住刀柄的那只手，骨节发白。
第四天早上，我比平时早了半小时起床。
推开厨房门的时候，老板已经在那里了。他坐在灶台边的小马扎上，手里捧着一碗白粥，正慢慢地喝。看见我进来，他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我走到水池边开始洗昨晚泡着的碗。
“后生仔。”
他突然叫我。
我回过头。
他放下粥碗，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灶台上。
“这半个月的工钱，提前给你结。”他说，“明天你不用来了。”
我整个人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为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不是。”他站起来，背对着我去收拾灶台，“我这里不缺人手了。”
“老板——”
“肥姐给你介绍了隔壁鱼蛋摊的活儿，你去那边干。”
他的声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站在水池边，手里还拿着一个碗，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我需要钱。我妈的病不能等。
“我能问一句吗？”
他没有回头。
“问。”
“你认识林国平吗？”
这个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整个厨房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老板正伸向灶台的手停在半空中。
就那么停着。
大概有三四秒钟。
然后他把手收回来，慢慢转过身，看着我。
那是我来顺记之后，第一次正面跟他对视。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但又拼命克制着。
“不认识。”他说。
他的声音比平时更沙哑了。
“林国平是我爸。”我看着他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林国栋是我三叔。八年前，三叔偷渡到香港，说好了来接我们。我们等了一年没等到，我爸带着我们自己走。船翻了，我爸死在海里。”
厨房里安静得能听见灶台上水龙头滴水的声音。
一滴。
一滴。
一滴。
老板站在那里，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
“后生仔，”他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背后那些疤——”
“做厨师的，谁身上没几道疤？”
“你说‘狮头鹅’的口音——”
“我在汕头做过几年工。”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干了？”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
“因为你来路不明，没有身份证，被查到我跟着倒霉。”他转过身去，语气冷淡得像是对一个陌生人说话，“现在，拿着你的工钱，走。”
我看着他的背影。
那个背影很宽很厚，灶台的火光映在上面，把那些疤痕照得格外刺眼。
我走过去，拿起灶台上的信封。
但没走。
“我爸死的那年，”我对着他的背影说，“我十二岁。我妈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在村里捡了三年破烂，才把我爸的坟修起来。坟修起来那天，我妈跪在坟前哭了一整个下午，她说她对不起我爸，没能把他的骨灰带回来，只能给他堆个衣冠冢。”
老板的动作停了。
他正往锅里倒油的手就那么悬在半空中。
“去年我妈查出了肝病，”我继续说，“要三百块钱才看得起。我没有三百块。村里人凑了五十块给我，我拿着那五十块找到了蛇头，走了我爸当年走的那条路。”
我把信封拆开，从里面数出二十五张十块的港币，放在灶台上。
“这半个月的工钱我不要了。”我说，“换你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林国栋？”
油锅烧热了，开始冒烟。
他把油倒进碗里，把锅放回灶上，然后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
烟雾在厨房里慢慢散开。
他抽了半根烟，一直没说话。
我站在他身后，能看见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
手里的烟燃到一半，他终于开口了。
声音还是那么沙哑，但这次我听出来了，那不是天生的沙哑。那是嗓子受过伤之后留下的。
像是被浓烟呛过。
像是被人掐过喉咙。
像是哭哑的。
“你妈，”他说，“叫陈秀芝？”
我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上头顶。
“你大妹妹叫林小兰，小妹妹叫林小玉？”他的声音终于开始抖了，“你左腿膝盖上有块胎记，小时候你妈说那是老天爷给你盖的章，长大丢不了？”
我站在那里，浑身僵硬。
然后我看见他转过身来。
这个在油麻地大排档炒了十几年菜的男人，这个满脸油光、眉骨带疤、背上横七竖八全是伤口的男人，此刻眼泪正顺着脸颊往下淌。
“我是你三叔。”
他说完这四个字，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骨头，一屁股坐在小马扎上，双手捂住脸。
那根烟掉在地上，火星溅起来，又暗下去。
我站在原地，看着这个蜷缩在马扎上的男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就是我找了八年的人。
这就是我妈等了八年的人。
这就是那个说“三叔先去香港挣大钱，挣够了就回来接你们”的人。
他现在就坐在我面前。
哭着。
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为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们？”
他没有回答。
他放下捂着脸的手，慢慢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然后他做了一件我没想到的事。
他给我跪下了。
“三叔对不起你们。”
他跪在地上，额头抵着油腻腻的地砖，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三叔没脸回去。”
那天上午，顺记大排档没有开门。
三叔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搬了两张小马扎，我们爷俩就坐在厨房里。灶上的火已经熄了，只有头顶的灯泡发出嗡嗡的声响。
三叔又点了一根烟，这次他的手稳了一些。
“我七三年到的香港，”他说，声音还是哑，但比刚才平静多了，“在码头上扛了三个月的货。那时候住在深水埗的笼屋里，一个月挣两百块钱，寄回家五十，剩下的自己吃饭租房。”
这些我都知道。那段时间他每个月都寄信寄钱回家。
“后来码头上的工头跑路了，欠了我三个月工钱。我没钱寄回家，也没钱交租，被人从笼屋里赶出来，在天桥底下睡了半个月。”
三叔弹了弹烟灰。
“然后我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有路子，能搞到身份证，还能帮我找份正经工作。我信了。”
“结果呢？”我问。
“结果他是个骗子。他把我骗到一个地方，几个人按住我，逼我签了一份合同。我不签，他们就打我。”三叔把烟叼在嘴里，伸手解开围裙，又解开衬衫的扣子。
那件衬衫底下，除了背上那些旧伤，前胸还有更多的疤。
圆形的。
烟头烫的。
“他们把我关在一个仓库里，关了一个多月。每天就打我，让我签合同。”三叔的声音变得很轻，“合同上写着，我欠他们五万块钱。是介绍我来香港的费用，是帮我办身份证的费用，是他们在香港照顾我的费用。”
“我签了。”
“不签的话，他们会打死我。”
三叔把烟头按在地上，碾灭了。
“签完之后他们放了我，给我找了一份工，在旺角一家茶餐厅洗碗。每个月工钱全被他们拿走，说是还债。我吃饭都靠餐厅的剩菜剩饭。这样过了两年，我以为还完了，结果他们跟我说，那只是利息。”
“我想跑，被抓回来，又打了一顿。”
“我报过警，没用。我没有身份证，警察不管偷渡客的事。”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三叔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嗓子不是天生这样的。”
我看着他。
“我故意吞了一口滚烫的热油。”
我猛地站起来。
三叔摆摆手：“坐。都过去了。”
“吞了那口热油之后，我嗓子就废了。说不出话，也唱不了歌。那帮人看我废了，觉得我没什么油水可榨了，就把我放了。”
“我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没钱付医药费，是医院的清洁工阿伯看我可怜，让我去他家里养伤。阿伯是顺德人，在香港三十年。他跟我说，年轻人，你在香港活下去，但不能这么活。”
“阿伯有个侄子在大排档做厨师，就介绍我去当学徒。我从洗菜切菜开始学，学了三年，出师了。阿伯退休回顺德之前，把积蓄借给我，让我盘下了这个档口。”
三叔抬起头，看着这间逼仄油腻的厨房，目光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
“这就是我的故事。”
“那为什么不回家？”我问。
三叔沉默了很久。
“因为我没脸回去。”
他把脸转向一边。
“我答应你爸，先来香港站稳脚跟，然后接你们过来。结果呢？我连自己都保不住。我被人当狗一样关在仓库里，天天挨打。你爸带着你们走的时候，我正躺在医院的床上，连口水都咽不下去。”
“等我能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七五年了。”
“我想回去，但我不敢。我怕回去之后看到你妈，看到你们，我没法跟你妈交代。我怎么跟她说？说我没用，没接应上你们，让她老公死在了海里？”
三叔的声音哽住了。
“后来我托人打听过你们的消息。听说你们被送回去了，听说你妈还活着，你们三个孩子也都活着。我心里才稍微好受一点。”
“但我还是不敢回去。”
“我想着，在这边挣够了钱，再回去找你们。但挣来挣去，也就够我自己活着。”
三叔苦笑了一下。
“你恨我吗？”
我看着他。
这个跪在我面前的男人，这个吞过热油的男人，这个背上被烟头烫满伤疤的男人，这个在油麻地大排档里炒了十年菜的男人。
他是我的三叔。
我该恨他吗？
“我妈说，”我慢慢开口，“你要是还活着，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三叔的肩膀抖了一下。
“我妈从来没怪过你。”我说，“她每年过年都给你摆一副碗筷。她说，你三叔在外面不容易，咱们在家给他祈福。”
三叔终于哭出声来。
不是刚才那种压抑的、捂住脸的哭。
而是一个中年男人彻底崩溃的嚎啕大哭。
他蹲在地上，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哭得浑身发抖。
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也蹲下去了。
我们爷俩就这么蹲在厨房的地上，一起哭。
头顶的灯泡嗡嗡响。
灶台上的火不知道什么时候熄了。
那天三叔哭了很久。
等他缓过来，已经快中午了。肥姐在外面敲门，喊着问今天还开不开门。三叔擦了把脸，哑着嗓子冲外面喊：“今天休息！”
肥姐在外面嘀咕了几句，脚步声渐渐远了。
三叔从地上站起来，腿有点麻，扶着灶台站了一会儿。他从围裙口袋里又摸出那包烟，发现已经空了，把烟盒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里。
“你住哪里？”他问我。
“后巷那个铁皮棚子。”
三叔的眉头皱了起来，脸上的表情变得很难看。他在厨房里来回走了两步，然后停下来，像是做了什么决定。
“跟我走。”
“去哪儿？”
“回家。”
三叔住在深水埗的一栋唐楼里，八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又窄又黑，墙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空气里混着霉味和炒菜的味道。三叔推开一扇绿色的铁门，里面是一个大概一百尺的房间。
房间里很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还有一个小小的神龛。
神龛上供着一张黑白照片。
我走近了看。
那是我爸。
“七五年设的。”三叔站在我身后说，“我把你爸的照片放大了，每天给他上香。”
照片前面摆着一个小小的香炉，里面的香灰已经堆得很高了。
我站在那里，看着我爸的照片，心里堵得慌。
照片上的我爸还很年轻，三十出头的样子，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对着镜头笑。
“我对不起你爸。”三叔说。
我看着那张照片，很久没说话。
然后我转过身，看着三叔。
“三叔，我不怪你。”
三叔的眼圈又红了，但他忍住了。
“你现在怎么打算？”他问我，“就这么黑在香港？”
“我想挣钱给我妈看病。”我说，“看完病再说。”
三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妈的病，我来想办法。”
“三叔——”
“你听我说，”三叔打断我，“你是偷渡来的，没有身份证，随时可能被抓。你现在这样不行，得先解决身份问题。”
“怎么解决？”
“我在这边十几年了，多少认识一些人。”三叔说，“给我点时间，我帮你想想办法。”
那天晚上，三叔让我住在他那里。
他给我下了碗面，上面卧了两个荷包蛋。我吃面的时候，他就坐在旁边看着我，眼睛里有种说不出的心疼。
“你长得像你爸，”他说，“但眼睛像你妈。你妈眼睛好看，当年我们村好多人想娶她，就你爸脸皮厚，天天去人家门口唱山歌。”
我从来没听过这些。
我爸死的时候我太小，关于他的记忆都模糊了。
“我爸唱歌好听吗？”
“难听。”三叔笑了起来，“跟杀猪似的。”
我也笑了。
这是我们重逢之后，第一次笑。
三叔又点了根烟，这次他抽得慢，一边抽一边跟我聊家里的事。他问我妈的病，问两个妹妹的情况，问村里的变化。我一五一十都跟他说了。
听到我妈每天走十里路去镇上卖菜供我们读书的时候，三叔沉默了很长时间。
听到我小妹妹考上县里的中学但因为交不起学费差点辍学的时候，三叔把烟掐灭了。
听到我说我妈查出肝病之后还瞒着我们，硬撑了半年才被发现的时候，三叔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站了很久。
“三叔。”
“嗯。”
“你还记得我们家院子里那棵龙眼树吗？”
三叔的背影僵了一下。
“记得。”他说，“那棵树是我和你爸小时候一起种的。”
“今年结了好多果，”我说，“我妈摘下来晒成了龙眼干，说等你回来吃。”
三叔没有回头。
但我看见他的肩膀在抖。
那一晚，三叔屋里的灯亮了一夜。
我睡在床上，三叔坐在椅子上，就那么守了我一夜。
半梦半醒之间，我听见他在跟我爸的照片说话。
声音很轻，听不太清。
但我听见他叫了一声“哥”。
然后说了很多句“对不起”。
## 第2章：一张身份证
第二天早上醒来，三叔已经不在了。
桌子上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去办事，你在家等我。灶上有粥，记得吃。”
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没怎么上过学。
我把粥喝了，坐在房间里等。
这一等就等到了下午。
三叔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他把一个塑料袋放在桌子上，里面装着几个叉烧包。
“先吃东西。”他说。
我拿起叉烧包咬了一口，眼睛还看着他。三叔坐在椅子上，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才开口。
“我今天去找了个熟人，”他说，“以前在茶餐厅一起干活的，现在在移民局打杂。”
“然后呢？”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件事。”三叔使劲抽了口烟，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你这种情况，想走正规渠道拿身份证，很难。偷渡来的，没有入境记录，一般都会被遣返。”
叉烧包在我嘴里变得没滋没味的。
“不过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三叔话锋一转，“香港政府前几年出了个政策，叫‘抵垒政策’。偷渡来的人，只要能成功进入市区，找到亲友愿意担保，就可以去人民入境事务处申报，拿到临时居留权。”
“真的？”
“真的。但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需要担保人。担保人必须是香港合法居民，要有稳定工作和固定住址。”三叔把烟掐灭，“我可以当你的担保人。”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三叔，你真的愿意？”
“我不愿意谁来？”三叔瞪了我一眼，“你是我侄子，我不帮你谁帮你？”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冲，但我听得出来，那里面全是不用说出口的情分。
“不过，”三叔接着说，“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打听了，申报的时候要填表，要面谈，要审核。你现在什么都不会，连粤语都说不好，面谈的时候容易露馅。”
“那我学。”
“学是肯定要学的。”三叔想了想，“这样，从明天开始，你跟我去大排档干活。晚上的时候我教你粤语，再教你一些基本的东西，面谈的时候用得上。”
“好。”
“还有一件事，”三叔看着我说，“关于我是你三叔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
“因为当年那帮人，”三叔的声音压低了，“我虽然这些年躲着他们，但难保他们不会找上门来。我一个人的时候无所谓，现在加上你，我不能冒这个险。”
“他们还在？”
“不清楚。”三叔摇摇头，“当年那帮人后来被警察抓了一批，跑了一批。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漏网的。但小心点总没错。”
我点了点头。
“所以在外面，你还是叫我老板。”三叔说，“等你的身份办下来，等我把这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我们再想以后的事。”
“那...我妈那边怎么办？她还在等我寄钱回去。”
三叔沉默了一会儿。
“钱我来寄。”他说，“就说你在香港找到工作了，过得很好。”
“可是——”
“没有可是。”三叔打断我，“你妈的病，我来管。我欠你爸的，欠你们的，这辈子还不完，但能还多少算多少。”
我说不出话来。
后来我才知道，三叔那天去找的不只是那个移民局的熟人。他还去了一趟银行，把他这些年攒的钱全部取了出来。
一共八千块港币。
在1981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他把这些钱分成了三份。
一份五千块，准备寄给我妈看病。
一份两千块，用来打点关系帮我办身份。
剩下一千块，留着我们爷俩生活。
他给自己留了一千块。
一分都没有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跟着三叔在大排档正经学厨。
在这之前，我干的都是洗碗洗菜剁肉的杂活儿。灶台那一片，三叔从来没让我碰过。但从那天起，他开始手把手教我炒菜。
“炒菜这东西，看着简单，学问大了。”三叔一边颠锅一边说，“火候、油温、下料的时机，差一点都不行。你看这干炒牛河，最考验功夫。火大了河粉粘锅，火小了牛肉出水。河粉要炒出镬气，牛肉要嫩，芽菜要脆，酱油要挂住但不能咸。”
锅在他手里像活的一样，翻飞腾挪，火光映着他的脸。那是我头一次觉得，我这个三叔是真的有本事的人。
“你爸就不会做饭，”三叔说，“你妈嫁过来头一年，让他煮个粥都能煮糊。那年过年，你妈回娘家，你爸饿得不行，自己炒了个蛋炒饭，炒成了炭。”
“后来呢？”
“后来是我去给他送饭的。”三叔笑了一下，眼神有点远，“你爸那人，干啥啥不行，就是命好，娶了你妈。”
他把炒好的牛河倒进盘子里，河粉油亮，牛肉鲜嫩，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来，你试试。”
我接过锅铲，有点紧张。三叔站在旁边，一只手扶着我的手腕，教我怎么用力。
“轻点，锅铲不是锄头。对，就这么翻。看到没有，河粉开始在锅里跳了，这就叫镬气。”
那天我炒出来的牛河，河粉断的断糊的糊，牛肉老得嚼不动。但三叔还是把它吃完了。
“第一次能这样，不错了。”他说，“我在茶餐厅学厨的时候，头三个月连灶台都不让碰，天天就是洗菜切菜。有一天师傅高兴了，让我炒个蛋，我炒出来的蛋里头还有蛋壳。”
“然后呢？”
“然后师傅让我把那盘带蛋壳的炒蛋吃完了。”三叔笑起来，“吃了三天才吃完。”
肥姐在后巷听见我们聊天，探头进来看了一眼。
“哟，老板今天心情好啊，还教徒弟了。”
三叔脸上的笑容收了一点，恢复到平时那副不太爱说话的样子。
“他手脚勤快，教教无妨。”三叔说。
肥姐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三叔一眼，什么也没说，缩回头去继续择菜了。
但我知道肥姐肯定看出什么了。她在顺记干了八年，比谁都了解三叔。三叔从来不带徒弟，更不会跟一个洗碗工说这么多话。
晚上收工之后，三叔就开始教我粤语。
我底子薄，只上过几年小学，学语言全靠死记硬背。三叔也不着急，一个词一个词地教。他教我怎么说“唔该”，怎么说“早晨”，怎么说“我系内地来嘅”。
“你粤语有一个问题，”三叔说，“口音太重。一听就知道是闽南那边的人。”
“那怎么办？”
“多听多说。”三叔想了想，“明天开始，让你去前面招呼客人。客人点菜你就去记，听不懂就多问两遍，脸皮厚一点。”
“好。”
“还有，你在外面说话的时候，记得把尾音往上扬一点。香港人说话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说话往下沉，他们说话往上飘。”
他给我做示范。
“我们澄海人说‘食饭未’，那个‘未’字是往下沉的。香港人说‘食咗饭未’，那个‘未’字要往上扬。你试试。”
我试了几遍，怎么都说不对。三叔也不烦，一遍一遍纠正我。
那天晚上，我们爷俩坐在他那间一百尺的小屋里，一个教一个学，一直到凌晨两点。
临睡前，三叔突然问我：“阿辉，你觉得香港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不好说。有时候觉得这里很好，楼那么高，灯那么亮，街上的人穿得都体面。有时候又觉得这里跟我没关系，我就是一个外人。”
“我刚来的时候也这么觉得。”三叔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走在街上，满耳朵都是听不懂的话，满眼都是不认识的人。那感觉就像被扔进了海里，四周全是水，但一口都不能喝。”
“后来怎么习惯的？”
“没习惯。”三叔说，“只是麻木了。”
他站起来，走到神龛前，给我爸的照片上了三炷香。
“你爸要是还在，”他对着照片说，“看到阿辉长这么大了，得多高兴。”
香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听见三叔在椅子上翻来覆去，知道他一夜没睡。
我也一夜没睡。
天亮的时候，三叔从椅子上坐起来，穿上外套。
“今天带你去入境处。”他说，“该办你的事了。”
# 第3章：入境处的面谈
三天后的早晨，三叔带我去人民入境事务处。
出门前，他让我换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衫。衬衫是他的，穿在我身上有点大，袖子卷了两道才露出手腕。三叔帮我整理衣领的时候，手很稳，但我知道他紧张——他嘴角那根烟已经叼了很久，一直没点。
“面谈的时候不要慌，”三叔说，“问你什么就答什么。记着，你说的是实话，不用编。”
“我知道了。”
“还有，”他顿了顿，“如果他们问你为什么来香港，你就说家里穷，母亲生病，想来投奔亲戚找条活路。”
我点点头。
人民入境事务处在湾仔，一栋灰扑扑的大楼，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队伍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穿着破旧解放鞋的内地人，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夫妻，也有西装革履但眼神闪烁的中年男人。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紧张。
三叔排在队伍里，我站在他身后，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三叔帮我准备的材料。街道居委会开的证明，我妈的病历，我在顺记打工的证明，三叔的担保书。
“下一位。”
轮到我们的时候，三叔深吸一口气，领着我走进了面谈室。
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面前摊着一堆表格。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然后低下头翻材料。
“林建辉？”他念出我的名字。
“是。”我尽量把粤语说标准。
“出生日期？”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
“从哪里来的？”
“汕头澄海。”
他继续翻材料，眉头微微皱着。
“你是坐船来的？”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但眼神突然变得锐利起来。
我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
“是。”我说。
“怎么来的？”
我张了张嘴，三叔提前教过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坐货船。躲在货舱里，跟着货一起来的。”我说。
“蛇头收了你多少钱？”
“五百块。”
这是三叔教我的。不能说太多，也不能说太少。五百块在1981年是合理的偷渡费用，说少了不真实，说多了容易引起怀疑。
面谈官在本子上记了几笔，然后抬起头来看着三叔。
“你是他的担保人？”
“是。”三叔说。
“你们什么关系？”
三叔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我是他叔叔，他爸是我的亲大哥。”
面谈官的目光在我们两人之间来回扫了两遍。
“你哪一年来香港的？”
“一九七三年。”
“怎么来的？”
“游泳过来的。”三叔的声音很平静，“在海上游了四个钟头。”
面谈官挑了挑眉毛，没说什么，低头在表格上写了几行字。然后他合上文件夹，摘下眼镜擦了擦。
“行了，回去等通知。审核大概需要两个月。”
“谢谢长官。”三叔站起来，拉着我往外走。
出了大楼，外面阳光刺眼。三叔站在台阶上，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把叼了一上午的烟点上了。
“刚才表现不错，”他说，“那个‘货船’说得好。”
“三叔教的。”
三叔笑了一下，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吧，回去开工。”
身份申请递上去之后，等待的日子变得格外漫长。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想，今天会不会有消息。每天晚上睡前，我都告诉自己，快了快了，再等等。但等了一周，两周，一个月，什么消息都没有。
那段时间，我白天在大排档学厨，晚上跟着三叔学粤语。三叔把大排档前面招呼客人的活儿交给了我，让我有机会跟香港人打交道。一开始我总是紧张，怕自己说错话被认出来是偷渡客。但时间长了，我发现其实没人在意。庙街大排档的客人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没有人会去盘问一个端盘子的伙计是哪里来的。
倒是有个常客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瘦高个，颧骨突出，眼窝很深，看人的时候总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审视感。他每个礼拜都来一次，固定周五晚上十点左右，固定坐靠墙角的三号台，固定点一碟干炒牛河和一瓶蓝妹啤酒。每次来都穿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左手小拇指少了一截。
头一次见他的时候，是我帮他点的单。他说了一声“干炒牛河”，我应了，转身要走，他突然叫住我。
“后生仔，新来的？”
“系。”我说。
“之前没见过你。”
“来了一个多月了。”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但那顿饭他吃了很久，一瓶啤酒喝了将近两个小时。中间他一直看着厨房的方向，时不时往灶台那边瞟一眼。
我把这事跟三叔说了。
三叔正在切菜，听完我的话，手里的刀停了一下。
“灰色夹克？少一截小指？”
“对。”
三叔的脸色变了。
“他有没有问什么？”
“就问了我是不是新来的。”
三叔把刀放下，擦了擦手。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既像是害怕，又像是愤怒，但更多的是紧张。
“那个人叫耀哥。”三叔压低声音说，“当年那帮人里的一个。”
我的手一下子凉了。
“那他认出你了吗？”
“不知道。”三叔摇了摇头，“也许认出来了，也许没有。他来顺记吃了有两年了，每次都坐三号台，每次都是周五晚上。”
“他知道这家店是你的吗？”
“应该不知道。顺记的招牌上写的是肥姐的名字，我一直躲在后面炒菜。”三叔擦了把汗，“但他每次来都往厨房看。”
“那怎么办？”
三叔沉默了一会儿。“先别慌。这两年他都没做什么，也许他也不敢乱来。当年那帮人的头目已经被抓进去了，剩下的人就算还在外面，也不敢太招摇。”
但我知道三叔心里没底。
因为从那天起，他炒菜的时候总是背对着门口，把自己的脸藏在灶火的阴影里。
又过了一个礼拜。
周五晚上，耀哥果然又来了。还是三号台，还是干炒牛河配蓝妹啤酒。
那天客人不多，我端菜上去的时候，他叫住了我。
“后生仔，你们厨房那个师傅，在这里干多久了？”
我心里一紧，但表面上尽量维持平静。
“好多年了，”我说，“我也不太清楚具体几年。”
“他叫什么名字？”
“我们都叫他老板。”
“姓什么？”
“姓李。”我说。
这是三叔提前交代过的。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老板姓李。三叔在香港这些年，对外一直用他师傅的姓。
耀哥“哦”了一声，没再问了。
我把牛河放在他面前，转身要走，突然听见他说了一句。
“你回去跟他说，有个人想见见他。老相识了。”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
“我...我不知道您什么意思。”
耀哥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眼睛却一点笑意都没有。
“你原话告诉他就行了。他懂的。”
我几乎是逃回厨房的。
三叔正在炒菜，看见我的脸色，立刻放下锅铲。
“他跟你说了什么？”
我把耀哥的话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三叔听完，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了下去。
他站在灶台前，好一会儿没动。灶上的锅还在烧着，油开始冒烟了，他也不管。
我赶紧把锅端下来。
“三叔？”
“阿辉，”他的声音很轻，“今晚你跟肥姐收拾，我先回去。”
“三叔，到底怎么了？”
“别问了。”他解下围裙，从后门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里，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
那天晚上三号台的客人坐到很晚。我一直不敢往那边看，但余光里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厨房的方向。
收工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我回到深水埗那间小屋，推开门，看见三叔坐在神龛前面，对着我爸的照片发呆。
屋里的烟灰缸里全是烟头。
“三叔。”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阿辉，坐下，三叔有话跟你说。”
我在他旁边坐下了。
三叔又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才开口。
“那个耀哥，是当年关我的那帮人里的老三。”他说，“他左手小指断了一截，是当年在澳门赌场出老千被人剁掉的。这个人狠，但不是最狠的。最狠的是他们老大，外号叫跛豪。”
“跛豪不是早就被抓了吗？”
“七五年被抓的，判了三十年。”三叔吐出一口烟，“但跛豪进去了，他手下的人还在。耀哥就是其中一个。”
“他找你做什么？”
“不知道。”三叔摇了摇头，“也许是想勒索点钱，也许是别的什么。总之不会是什么好事。”
“那我们报警。”
“报警？”三叔苦笑了一下，“阿辉，你还没拿到身份证。报了警，警察先查的不是他，是你。到时候你怎么办？”
我愣住了。
是的。我是偷渡来的。我没有任何合法身份。在香港的法律里，我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人。
“那我们就这么忍着？”
三叔沉默了很长时间。
“三叔这辈子，”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厉害，“最对不起的就是你爸。我答应他的事没做到，还连累你们过了这么多年的苦日子。现在你来了香港，我不能再让你出事。”
“三叔——”
“你听我说完。”三叔摆摆手，“过两天我去见耀哥。他要钱就给他钱，要别的我给不了的，大不了把顺记卖了。只要你能顺利拿到身份证，其他的都不重要。”
“不行。”我站起来，“三叔，顺记是你半辈子的心血，不能因为我——”
“因为我什么？”三叔也站了起来，声音突然拔高了，“因为你是我的侄子！因为你爸是我亲大哥！因为我欠你们林家的这辈子都还不完！”
他的眼睛通红，不是哭，是激动。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妈这些年怎么过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几个孩子吃了多少苦？我躲在这里炒菜，天天对着你爸的照片烧香，有用吗？那些年你们在家吃不上饭的时候，我在这里过得下去吗？”
他的声音在小小的屋子里回荡。
然后他慢慢坐下去，双手捂住了脸。
“阿辉，”他的声音从指缝里传出来，“让三叔把欠你们的还一点。就一点。”
我看着这个蜷缩在椅子上的男人，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很久，我蹲下去，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
“三叔，你没有欠谁的。”我说，“你被关起来挨打的时候，我们谁也不知道。你吞热油的时候，我们谁也不知道。你以为你对不起我们，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没有你那些年寄回家的钱，我妈根本撑不了那么久？”
三叔的手指动了一下。
“我妈说过，”我继续说，“七二年到七三年那段时间，家里最难。我爸在村里被人斗，抬不起头来。要不是你每个月寄钱回来，我们家早就散了。所以你别再说欠不欠的。你不欠谁的。”
三叔没有说话。
但他的手慢慢放下来了。
那天夜里，我们爷俩坐了很久。
窗外的香港灯火通明，霓虹灯把夜空映成了暗红色。远处传来庙街夜市的嘈杂声，有人唱歌，有人划拳，有人在卖唱。这座城市的夜晚永远不会安静。
“阿辉。”三叔忽然开口。
“嗯。”
“等这件事过去了，等你的身份办下来，我们一起回一趟家。”
“回家？”
“对，回澄海。”三叔说，“给你爸上坟。看看你妈，看看你妹妹们。”
他顿了顿。
“八年了。该回去了。”
## 第4章：耀哥的底牌
三天后，耀哥又来了。
不是周五。是周二下午。
那天下着毛毛雨，大排档下午没什么客人，肥姐在前面的塑料凳子上打盹。我在厨房里练刀工，三叔在旁边指导。
耀哥推门进来的时候，带进来一股潮湿的冷风。
肥姐被惊醒了，抬头看见是他，愣了一下：“耀哥？今天礼拜二——”
“来找你们老板。”耀哥直接绕过肥姐，往厨房里走。
三叔听见动静，转过身来。
两个男人隔着厨房的门框对视着。
耀哥先开口了：“国栋，好久不见。”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打招呼。但那双深陷的眼睛里，一点温度都没有。
三叔把手里的菜刀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耀哥。”他说，“出去说。”
“不用出去。”耀哥走进厨房，在灶台边的小马扎上坐了下来，“就在这里说，你侄子也不是外人。”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他知道我是三叔的侄子。
“你想怎样？”三叔的声音很低，但很稳。
“不想怎样。”耀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就是来看看老熟人。当年在旺角仓库里的事，你不会忘了吧？”
三叔没有回答。
“你吞油那天，是我让人把你送去医院的。”耀哥点着烟，吸了一口，“那时候你要死要活的，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开了店，当了老板，还有个侄子来投奔你。小日子过得不错嘛。”
“耀哥，”三叔说，“有话直说。”
耀哥笑了一下。
“国栋，你是个聪明人。当年你欠的那笔债，利滚利这么多年，也该还了吧？”
“当年那笔债，我还完了。”三叔一字一顿地说，“你们拿走了我两年的工钱，还把我打成那样。什么债都还完了。”
“账不是这么算的。”耀哥弹了弹烟灰，“当年你签了合同的。白纸黑字，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你欠的不是我们，是一家财务公司。那家财务公司现在还在营业，你的欠款记录也还在。”
“那是你们逼我签的。”
“谁逼你了？”耀哥笑了，“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逼你了？反倒是我们财务公司的合同上，有你的指印，有你的签名。这些可都是实打实的证据。”
三叔的脸色白得像纸。
“你想要多少？”他问。
耀哥伸出三根手指。
“三万。”
我差点叫出声来。三万块港币，在1981年是一笔巨款。三叔的全部积蓄才八千块，还已经花掉了一大半。
“我没有那么多。”三叔说。
“我知道你没有。”耀哥站起来，“但你侄子不是要拿身份证了吗？拿了身份证就能合法工作，挣的钱不就多了？这钱不着急，可以慢慢还。”
他拍了拍三叔的肩膀，那个动作看起来很随意，但三叔的肩膀明显僵了一下。
“给你一个月时间考虑。”耀哥说完，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后生仔，好好帮你叔叔。你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门帘晃了一下，他走了。
厨房里安静得可怕。
三叔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脸色灰白。
“三叔——”
“别说了。”他打断我，声音沙哑到了极点，“让我静一静。”
那天下午，三叔没有炒菜。
他搬了把小马扎，坐在后巷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雨水顺着屋檐滴下来，打在他的肩膀上，他也不管。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不敢上前。
肥姐悄悄走过来，小声问我：“出什么事了？”
我摇了摇头，不能说。
肥姐叹了口气，没再追问。她做了这么多年大排档，什么三教九流的人没见过。她知道有些事情，不该问的不能问。
天快黑的时候，三叔终于站起来，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了。
“阿辉，”他走进厨房，“今晚你掌勺。”
“我？”
“学了这么久了，该试试了。”他说，“我在旁边看着。”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站在了顺记的灶台前。
手忙脚乱，火候不对，炒出来的菜有的咸有的淡，有一盘干炒牛河的河粉全断了。客人催菜的喊声从前面传来，肥姐在厨房和餐区之间来回跑，忙得满头汗。
但三叔一直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扶着灶台，时不时指点两句。
“火小一点。”
“翻锅的动作别停，停了河粉就粘了。”
“好，这个可以起锅了。”
他说话的声音很平静，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我知道，他只是不想让我看出来他的害怕。
收工之后，我们爷俩坐在后巷的塑料凳子上，一人捧着一碗白粥。
雨已经停了，后巷的地上湿漉漉的，空气中有一股泥土的腥味。
“三叔，”我终于还是开口了，“那三万块——”
“你不用管。”三叔打断我，“这是三叔自己的事。”
“怎么是你自己的事？他刚才说了，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他吓唬你的。”三叔把粥碗放在地上，“阿辉，你听三叔说。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等身份证下来。只要身份办好了，你就是合法居民，他就拿你没办法。至于我，我在香港混了这么多年，总有办法应付。”
“可是——”
“没有可是。”三叔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硬，“你爸把你交给我了。他虽然不在了，但我活着一天，就得替他护着你一天。姓耀的要动你，先从我身上踩过去。”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的光很亮，亮得让人不敢直视。
那是我头一次在三叔身上看到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不是怕。
是狠。
接下来的半个月，日子出乎意料地平静。
耀哥没有再来。周五晚上那个三号台的位置也一直空着。
但三叔明显在准备什么。
他开始频繁地出门，有时候半天不回来，回来的时候脸色总是很差。有一次我看见他从外面回来，衣服口袋里露出一角纸，上面好像写着什么“律师”的字样。
他在找律师。
我问过一次，他只说“在想办法”，就不肯再多说了。
而我的厨艺在那些日子里突飞猛进。三叔说得对，灶台这东西，站久了就有感觉。火候、油温、调味，这些不是教的，是练出来的。从一开始炒个蛋炒饭都糊锅，到后来能独立炒出一盘合格的干炒牛河，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肥姐说我有天分。
三叔不置可否，但有一次我炒完一盘牛河端出去，回来的时候看见他夹了一筷子尝了尝，然后点了一下头。
就那一下点头，比我从小到大得到的所有夸奖都管用。
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后巷洗碗，肥姐突然跑过来，脸上的肉因为激动而抖动着。
“阿辉！入境处的信！到了！”
我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
三叔从厨房里冲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他从肥姐手里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拆开的手明显在抖。
他看了几行，然后整个人像被抽去了力气一样，靠在门框上。
“怎么样？”我的声音也在抖。
三叔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眶是红的。
“批了。”
两个字。
就两个字。
我站在原地，傻了。
肥姐在旁边拍着手，兴奋得像个孩子：“太好了！太好了！阿辉，你是合法居民了！”
我看向三叔。
这个油光满面、眉骨带疤、在灶台前站了十年的男人，此刻正拿着那封信，眼泪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
“批了。”他又说了一遍，声音沙哑得像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阿辉，批了。”
我走过去，他一把抱住了我。
他抱得很紧，紧得我喘不过气来。他的围裙上全是油渍，身上是一股挥之不去的油烟味。但那个拥抱是热的，热得发烫。
“你可以留下来了。”他在我耳边说，“你不用躲了。”
肥姐在旁边看着我们，眼里也闪着泪光。但她什么也没问，只是笑着说今晚不开门了，要给我们做一顿好的庆祝。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在顺记的厨房里吃了一顿饭。
肥姐亲自下厨，做了她的拿手菜——豉汁蒸排骨、椒盐九肚鱼、蒜蓉炒空心菜。她还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瓶九江双蒸酒。
“这可是我藏了好几年的，”她给每个人倒了一杯，“阿辉，喝一杯，从今往后你也是香港人了。”
我端起酒杯，手还在抖。
“三叔，”我看着他，“这杯我敬你。”
三叔端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
他一口气喝干了杯里的酒，然后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
“你爸要是能看见，”他说，“该多好。”
厨房里安静了一下。
然后我站起来，走到灶台前面的神龛旁。那上面供着我爸的照片，前面是三柱还没燃尽的香。
我跪下去，对着我爸的照片磕了三个头。
“爸，”我在心里说，“我见到三叔了。他很好。你放心。”
抬起头的时候，三叔站在我身后，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你爸是个好人，”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陪他走完最后那段路。”
“三叔——”
“但老天爷把你送来了。”他的声音很轻，“我这辈子做错过很多事，但能把你留在香港，也许老天爷还愿意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窗外，庙街的霓虹灯已经亮了。
这座城市的夜晚刚刚开始。
而我们爷俩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
## 第5章：拿到身份证后的日子
拿到临时居留证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直接的，就是我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在香港的街道上了。不用再躲躲藏藏，不用再害怕穿制服的人，不用在听到警笛声时下意识地往巷子里钻。
三叔带我去登记了劳工处，拿到了正式的做工许可。然后他又带我去办了一张香港身份证——虽然是临时的，有效期只有一年，但上面有我的名字、我的照片、我的身份证号码。我把它放在贴身的口袋里，跟当年藏钱的那个小塑料袋放在一起。
那个小塑料袋里现在不止一百二十块了。三叔每个月给我开工钱，我把大部分寄回家，自己留一点。两个月下来，我也攒了两百多块钱了。
我妈那边，三叔寄回去了五千块。
他写的是我的名字。
信里说：妈，我在香港找到工作了，在一家大排档做厨师，老板人很好，这是我预支的工资，你先拿去看病。不够我再寄。
我妈收到钱之后，托人写了一封信回来。信很短，就几行字。
“辉儿：钱收到了。妈的病不碍事，你别挂念。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别太节省，多吃点饭。有空就给家里写信。”
信纸上有好几处洇湿的痕迹。
我知道那是眼泪。
我把那封信看了很多遍，然后折好，跟身份证放在一起。
拿到身份之后，三叔给了我一个新的任务——学厨考证。
“香港跟内地不一样，做厨师要考牌照的。”三叔说，“你现在有身份证了，可以去报个培训班，考个初级厨师证出来。有了证，以后就算不在顺记干了，也不愁找不到工作。”
“三叔，我没打算去别的地方干。”
三叔正在剁排骨，听了我的话，手里的刀顿了一下。
“顺记迟早是你的。”他说，“但你得有本事才能接得住。你光会炒几个菜不行，得懂理论，得懂营养搭配，得懂成本核算。”
“那些三叔会不就行了？”
“我总有老的一天。”三叔头也不抬地说，“等我抡不动锅铲的时候，顺记得有人撑着。”
他说话的语气很平淡，但我听得出来，他是在给我铺后路。
肥姐在旁边择菜，听见我们的对话，抬起头来看了三叔一眼。
“老板，你这话说得跟交代后事似的，”她说，“你才多大？四十出头就说老了？”
三叔没接话，继续剁排骨。
但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耀哥的事还没解决。那三万块的阴影还挂在那里，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刀。
三叔这段时间一直在外面跑，找律师，找当年的工友，找任何可能有用的线索。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具体进展，但我看得出他很累。晚上收工之后，他经常一个人坐在神龛前面发呆，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
有一次我半夜醒来，看见他还坐在那里，对着我爸的照片说话。声音很轻，我听不清内容，只能听见反复出现的几个词。
“对不起。”
“会没事的。”
“快了。”
我不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
但我知道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十二月中旬，香港开始降温了。
说是降温，其实也就十几度，但香港的湿冷跟内地不一样，那种冷是从骨头缝里往里钻的，比北方的干冷更让人难受。
大排档的生意却越来越好。天冷了，人就想吃点热乎的，顺记的煲仔饭和小炒在这条街上算是出了名的。三叔炒菜的锅铲从下午五点开始就没停过，一直抡到凌晨一两点。
那段时间，我每天在灶台前站将近二十个小时。
早上六点起来备料，九点开始做午市，下午休息两三个小时，然后从傍晚一直忙到凌晨。两条腿站得发肿，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把脚垫高才能缓解。
三叔比我更累。他除了炒菜，还要管进货、算账、应付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他本来就话少，那段时间更是瘦了一大圈，颧骨都凸出来了。
“三叔，你休息一天吧，”我跟他说，“我顶一天。”
“你顶不住。”
“我顶得住。这两个月我学了那么多了，菜单上的菜基本都能做——”
“我说你顶不住，不是你手艺不行。”三叔打断我，指着自己的脑袋，“是这里。炒菜不光靠手，更要靠这里。你得知道今天进了多少货，剩多少料，哪个菜利润高要推，哪个客人什么口味，哪桌要快哪桌可以慢。这些事你还没学会。”
我沉默了。
三叔说得对。这两个月我学会的是炒菜，不是经营。炒菜和经营是两码事。
“不过你学得快，”三叔的语气缓了缓，“再跟一年，差不多了。”
他转身去招呼客人，我站在灶台前，脑子里反复想着他那句话——“再跟一年”。
一年之后呢？
一年之后，耀哥的事能解决吗？
一年之后，我能撑起顺记吗？
一年之后，三叔会回澄海看我妈吗？
这些问题我一个也回答不了。
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小事。
不是大事，但对我来说，是一件让我记住一辈子的事。
晚上十一点多，来了一个客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装，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他坐下来，点了两份干炒牛河，一份堂食，一份打包。
“打包的那份少油少盐，”他说，“我老婆爱吃清淡的。”
我记下他的要求，转身去厨房下单。炒好之后，我把堂食的那份端上去，他吃了一口，然后放下筷子。
“后生仔，”他叫我，“叫你们师傅出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在香港的大排档，客人叫师傅出来，通常意味着菜出了问题。
三叔从厨房里出来，围裙还系着，手上拿着锅铲。
“老板，什么事？”
那男人看着三叔，然后指了指桌上的牛河。
“这份牛河，是你炒的？”
三叔看了一眼，点了点头。“是，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那男人说，“就是太好吃了。”
三叔愣住了。
那男人笑了一下。“我在这条街上吃了十几年的牛河，换了很多家店。你炒的这份，是我吃过最好的。河粉有镬气，牛肉嫩，酱油挂得刚好，不咸不淡。”
他说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在隔壁街开了家小餐厅。你们店的牛河，以后能不能每天给我送二十份？我自己店里的师傅炒不出这个味道。”
三叔拿起名片看了看，上面写着“德兴茶餐厅”。
“二十份不算多，”三叔说，“但你要每天都送，我得算算成本。”
“你开价。”
三叔想了想，报了一个数字。那男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掏了两百块定金放在桌上。
“明天开始送，可以吗？”
“可以。”
那男人站起来，拍拍三叔的肩膀。“好手艺。我吃了这么多年大排档，你这样的师傅不多。”
他拎着打包的那份牛河走了，背影消失在庙街的夜色里。
三叔拿着那两百块钱，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
然后他转过身来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很奇怪——既高兴，又有些不好意思，像是一个被人夸奖的小学生。
“他说的对。”我说，“三叔，你炒的牛河确实好吃。”
三叔把两百块钱揣进口袋，哼了一声。
“好吃有什么用？还不是在这小破档口里炒了十年。”
话是这么说，但我看得出来，他心里是高兴的。那天晚上收工之后，他破天荒地多喝了一瓶啤酒，坐在后巷里，哼着一段我听不懂的潮州小调。
肥姐偷偷跟我说：“你叔这人啊，就是嘴硬。他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炒菜这件事，但从来没人正经夸过他。今天那个老板说了那些话，他心里美着呢。”
我看着后巷里三叔的背影，忽然觉得有些心酸。
这个男人，在这座城市的角落里炒了十年菜。没有家庭，没有子女，没有人在乎他的菜炒得好不好吃。他就像这庙街夜市的霓虹灯，亮着，但没有人真正看见。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看见他了。
## 第6章：德兴茶餐厅的订单
从那天起，顺记每天都要多炒二十份干炒牛河，上午十点送到隔壁街的德兴茶餐厅。
这个活儿三叔交给我了。
“炒牛河是你的强项，”他说，“这二十份你一个人炒，我不管。”
我知道这是三叔在锻炼我。一个人独立完成二十份牛河的炒制，需要掌控火候、调味、出餐节奏，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考验。
头几天，我炒得很吃力。
二十份牛河，不能一起炒，得一份一份来。但客人又不会排着队来拿，德兴那边要求十点钟准时送到，那就意味着我必须在九点半之前开始，四十分钟内炒完二十份。
一开始，我手忙脚乱。有时候火太大把河粉炒焦了，有时候酱油放多了颜色太深，有时候为了赶时间翻锅不到位，河粉断了半盘。
三叔在旁边看着，不帮忙，也不说话，就靠在门框上抽烟。
第一天，二十份牛河我炒了一个半小时。送到德兴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那个老板虽然没说什么，但脸上的表情明显不太好看。
第二天，一小时二十分钟。
第三天，一小时。
到第五天的时候，我终于能在四十分钟内炒完二十份了。而且每一份的品质都差不多——河粉完整、牛肉嫩滑、酱油挂得均匀。
第六天早上，我把二十份牛河准时送到德兴，回来的时候三叔难得夸了我一句。
“行了，”他说，“以后这个活儿就交给你了。”
那天，三叔在厨房的小黑板上写了几个字：“德兴牛河——阿辉负责”。
那几个字歪歪扭扭的，但在那间油烟熏黑的厨房里，格外显眼。
我看着那行字，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来香港四个月了，我终于不是一个纯粹的洗碗工了。我开始会炒菜了，开始能挣钱了，开始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肥姐说：“阿辉，再干个一两年，你也能出去开店了。”
我笑了笑，没接话。
我知道我不会走的。
顺记就是我的家。
但日子不会一直这么太平。
那天是星期六，下午三点多，午市刚结束，我正在厨房里切下午要用的肉。肥姐在前面收拾桌子，三叔在后巷里抽烟。
突然，前面传来一声响，像是椅子被撞倒的声音。
紧接着是肥姐的声音，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慌张。
“你们干什么？我们还没开门——”
我放下刀走出去，看见三个男人站在顺记门口。
为首的那个，穿着一件花衬衫，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金链子，头发梳得油光水滑。他身后站着两个人，一个光头，一个矮个子，三个人脸上都带着那种让人不舒服的笑。
“找你们老板。”花衬衫说。
三叔这时候从后巷走进来，看见这三个人的瞬间，他的脚步顿了一下。但他很快恢复了镇定，走过来挡在我前面。
“什么事？”
“国栋哥，”花衬衫笑嘻嘻地说，“好久不见啊。耀哥让我们过来问一声，那件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三叔的脸色沉了下来。
“我还在想办法。”
“想办法？”花衬衫歪着头，做出一个夸张的惊讶表情，“都一个月了，还在想办法？耀哥说了，期限到了。要么给钱，要么——”
他故意拖长了尾音，目光越过三叔，落在我身上。
“要么你这侄子，身份怎么来的，就怎么没。”
我的血一下子冲上了头顶。
三叔一把按住我的胳膊，不让我动。
“你回去告诉耀哥，”三叔说，声音很稳，“钱我在凑。再给我一个月。”
“一个月？”花衬衫笑了起来，“国栋哥，你在香港混了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利息是要滚的？三万变三万五，再拖一个月，可就变四万了。”
他说完，往地上啐了一口，然后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话。
“下个礼拜五，我们再来。到时候拿不出钱，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三个人走了。
顺记里安静了几秒钟。
然后肥姐走到门口，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转过身来看着三叔。
“老板，”她的声音在发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叔没有回答。
他站在灶台前面，背对着我们，肩膀微微发着抖。过了很久，他才开口。
“肥姐，你先回去吧。今天下午不开了。”
肥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拎起包走了。
顺记里只剩下我和三叔。
“三叔——”
“给我根烟。”他说。
我把烟递给他，他接过去的时候，手抖得差点拿不住。打火机打了三下才打着，他深深吸了一口，然后慢慢吐出来。
“阿辉，”他说，“三叔可能要对不起你了。”
“你在说什么？”
“那个耀哥，”三叔的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他手里确实有我当年签的欠条。那是被逼着签的，但香港的法律不讲这个，讲的是白纸黑字。我去找过律师了，律师说，这张欠条在法理上是有效的。”
“可那是他们逼你——”
“律师说，除非我能证明是被逼的。但事情已经过了八年，证人找不到，证据也没有，凭我空口白牙，法庭不会信的。”
“那我们就给他钱？”
“四万块，”三叔苦笑了一下，“我就是把顺记卖了，也卖不到四万块。”
“那怎么办？”
三叔没回答。
他把烟抽完，站起来，走到神龛前面。
“哥，”他对着我爸的照片说，“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照片里，我爸还是那副笑呵呵的样子，什么也不说。
窗外，庙街的霓虹灯开始亮了。
但我们爷俩的世界，正在一点一点暗下去。
# 第7章：肥姐的往事
那天晚上，三叔很晚才回来。
他推开门的时候，我正在灯下练字——三叔说我的字太丑，以后填表办事拿不出手，逼着我每天写一篇字帖。他走到桌边看了一眼我的字，难得没说“写得像鸡刨的”，而是沉默地坐到了椅子上。
我合上字帖，给他倒了一杯水。
三叔没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信封鼓鼓的，看得出里面装了不少东西。
“这是什么？”
“你打开看看。”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沓港币，新旧不一，面额有大有小。十块的，五十块的，一百块的，还有一摞用橡皮筋捆着的“红衫鱼”——五百块一张的大钞。我把钱倒出来数了数，总共是一万二千三百块。
“三叔，这么多钱哪来的？”
“借的。”三叔点了一根烟，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慢慢散开，“跟老街坊们借的。当年在码头上一起扛活的兄弟，在茶餐厅一起学厨的师兄弟，还有你肥姐。”
“肥姐也借了？”
“她拿了三千。”三叔弹了弹烟灰，“她跟了我八年，顺记有今天，一半是她的功劳。这回她说，钱不够尽管开口。”
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肥姐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嘴上从来不饶人，但关键时刻，她是真把顺记当自己家了。
“一万二，加上我原来剩下的两千多，一共一万五。”三叔吐了口烟，“还差两万五。”
“三叔，要不我们报警吧。”
“报警？”三叔苦笑了一声，“我上午去过了。”
“警察怎么说？”
“警察说，欠条是真的，虽然年代久远，但对方如果拿着欠条去法院起诉，法院很可能会判我还钱。至于他们威胁你身份的事，警察说可以立案，但需要证据。我们拿不出证据。”
他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用力碾了几下。
“香港是讲法律的地方。可有时候，法律保护的不是好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里发堵。
沉默了一会儿，三叔站起来，走到墙角那个老旧的衣柜前面。他打开柜门，从最底层翻出一个铁盒子。那盒子锈迹斑斑，上面印着已经看不清字迹的饼干广告。
三叔把盒子放在桌上，打开。
里面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几封信，一张泛黄的照片，一把断了的钥匙，还有一个红布包着的小物件。
三叔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这是你爸和我，六二年照的。”他把照片递给我。
照片上，两个年轻人并排站着。一个高一点，浓眉大眼，穿着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对着镜头笑得很灿烂。另一个矮半头，瘦瘦的，眉骨上还没有那道疤，眼神里带着点少年人的羞涩。
“这个是我，”三叔指了指矮的那个，“那年我十七，你爸二十。我们刚从澄海去汕头找活儿干，在码头边上的一家照相馆照的。你爸非要照，说以后要是分开了，还能看看照片。”
他的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着。
“后来你爸娶了你妈，生了你们，照片就留在我这里了。七三年我走的时候，什么也没带，就带了这张照片。”
我看着照片上那个羞涩的少年，很难把他跟眼前这个满脸沧桑的中年男人联系在一起。八年的时间，到底在这个人身上刻下了多少东西？
“三叔，你给我讲讲你跟我爸小时候的事吧。”
三叔愣了一下，然后嘴角浮起一丝笑意。那是我在他脸上看到过的最柔和的表情。
“你爸啊，”他说，“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那一晚，三叔破天荒地说了很多话。
他说我爸小时候特别皮。村里有口井，我爸六岁那年夏天，趁大人不注意，自己吊着桶绳下到井里去摸鱼。结果鱼没摸到，人上不来了，在井底下哭得全村都听见了。最后是三叔找了根麻绳，把自己绑着吊下去，把我爸捞上来的。
“那年我才四岁，”三叔说，“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后来你爷爷把我揍了一顿，说不该自己下去，要去找大人。但我那时候想，我哥在下面哭呢，等找大人来，他万一淹死了怎么办？”
他又说我爸嘴特别馋。有一年过年，家里杀了一只鸡，你奶奶把鸡炖好了放在灶台上，准备年初一吃。结果大年三十半夜，我爸偷偷爬起来，把整只鸡吃了，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第二天早上你奶奶发现的时候，灶台上只剩一堆骨头。
“你奶奶气得拿扫帚追着你爸满村打。你爸边跑边喊，‘妈，鸡已经在我肚子里了，你打死我也拿不出来了！’”
三叔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种光很亮，亮得让人心疼。
“后来你爸娶了你妈，生了你们三个，他就变了。从前那个偷吃鸡的愣头青，变成了一个天不亮就去地里干活、天黑才回来的庄稼汉。手上全是茧子，腰也弯了，但脸上的笑从来没少过。”
三叔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你爸这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小时候家里穷，吃不饱。长大了娶了媳妇生了娃，以为能过安稳日子了，结果又赶上那些年。你爷爷成分不好，连带着我们一家子在村里抬不起头。你爸那么要强的一个人，被人批斗的时候硬是一声没吭，跪在台子上跪了三个钟头，膝盖跪烂了都没求饶。”
“后来他跟我说，国栋，我们得走。不能让孩子们也过这种日子。”
“我说好，我先走，我站稳了接你们。”
三叔的声音哽住了。
“结果我没站稳。我把你们害了。”
“三叔——”
“你听我说完。”三叔摆摆手，深深吸了一口气，“这些话我憋了八年了，让我说完。”
他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手还在抖。
“七三年我到香港，在码头扛了三个月货。那时候每天挣二十块钱，我花五块，攒十五块。攒够了就寄回家。我跟你爸说好了的，等我攒到两千块，就接你们过来。两千块在七三年够买一套小房子了，我算过。”
“结果我被人骗了。”
“那天我在天桥底下睡觉，有个人过来跟我说可以帮我办身份证，只要五百块。我信了。我把身上所有钱都给了他，还跟他去了一个地方。那地方是个仓库，里面好几个人等着我。”
三叔解开衬衫的扣子，露出一身的疤。
“他们把我关了四十一天。不是每天都打，但隔三差五就要打一顿，逼我签各种东西。我签了多少张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欠条、合同、保证书，他们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不签就打。”
“四十一天之后，我趁他们喝醉了跑了出来。但我不敢去找你们。我怕他们跟踪我，我怕把祸惹到你们头上。”
“后来我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嗓子坏了，人也废了。那时候我想过去死。”
三叔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但我又想，我要是死了，你爸怎么办？他还在等我回去接他。”
“所以我就活下来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
“可是你爸没等到我。”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睡不着。
窗外的霓虹灯透过薄薄的窗帘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暗红色的光。三叔已经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呼吸很沉，偶尔翻个身，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梦话。
我侧过身子，看着他那张在昏暗中模糊的脸。
这个人，是我的三叔。
他吞过热油。
他被关了四十一天。
他想过去死。
但他活下来了。因为他还有一个哥哥在等他。
可是那个哥哥没有等到他。
我想起我妈说过的话——“你们三叔不是那样的人。他要是还活着，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我妈是对的。
三叔活着。三叔回来了。只是他回来的路上，走了八年。
我闭上眼睛，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比平时早。
三叔还在睡，他昨晚喝了酒，睡得很沉。我轻手轻脚地穿上衣服，拿了钥匙出门。
庙街的早晨跟晚上是两个世界。晚上这里是灯红酒绿的江湖，早上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菜市场。鱼贩子正在往摊位上摆今天新到的海鱼，菜贩子蹲在地上择菜，早点铺的蒸笼冒着白汽，空气里混着叉烧包的香味和海鲜的腥味。
我走进一家茶餐厅，要了杯奶茶，坐在角落里等。
等了一个多钟头，我要等的人来了。
肥姐拎着菜篮子推门进来，看见我愣了一下。
“阿辉？你怎么在这儿？今天不用备料？”
“肥姐，我有事想问你。”
肥姐在我对面坐下，把菜篮子放在脚边。她今天穿了一件碎花衬衫，头发用发夹别得整整齐齐的，看着比在大排档里精神多了。
“什么事？”
“你跟三叔是怎么认识的？”
肥姐显然没想到我会问这个。她挑了挑眉毛，要了杯柠茶，慢慢喝了一口，才开口。
“那是七五年的事了。你三叔刚从医院出来没多久，在庙街后面那条巷子里摆地摊，卖炒河粉。一个炉子一口锅，连个棚子都没有，下雨天就打把伞。那手艺是真好啊，就那么个破摊子，客人能从巷头排到巷尾。”
“我那时候在隔壁的茶餐厅做洗碗工，下了班就去他摊上吃河粉。吃了一回就上瘾了，天天去。后来熟了，就聊起来了。他话少，但人实在。有一回下大雨，他伞坏了，我就把自己的伞给他了。他第二天还了我一把新伞，还送了我一份叉烧。”
肥姐说着说着笑了。
“你不知道，他那时候可傻了。给他伞的时候脸都红了，低着头不敢看我。我还以为他对我有意思呢。”
“后来呢？”
“后来发现他对谁都那样。”肥姐叹了口气，语气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他不是不敢看女人，是不敢看任何人。那会儿他眼睛里全是躲闪，像只被吓坏了的老鼠。”
“那时候有人来找他麻烦吗？”
肥姐的笑容收了起来。
“有。好几回。有一回我亲眼看见的。两个人，一个光头一个矮个子，跑到他摊上要钱。说他在茶餐厅的时候欠了财务公司的债，利滚利欠了好几千。你三叔什么也没说，把当天挣的钱全给了他们。”
“后来呢？”
“后来那些人隔三差五就来，你三叔就隔三差五地给。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不说。我说你报警啊，他摇头。我说你跑啊，他说能跑到哪里去。”
肥姐放下柠茶，看着我。
“阿辉，你知道为什么你三叔的顺记，招牌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吗？”
“为什么？”
“因为八年前他租这个档口的时候，那帮人又找上门了。你三叔连夜把合同上的名字改成了我的，说对外就说是我的店，他只是个炒菜的师傅。这样那些收数的就算找上门来，也拿这个档口没办法。”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三叔一直让肥姐在前面招呼客人，自己躲在厨房里不出来。怪不得耀哥在顺记吃了两年都不知道这店是三叔的。
“肥姐，那些人，是不是叫耀哥？”
肥姐的脸色变了。
“你怎么知道？”
“他找上门了。”
我把最近发生的事跟肥姐说了。耀哥怎么认出的三叔，怎么开口要三万，后来怎么又涨到四万。花衬衫怎么带人来店里威胁，三叔怎么到处借钱。
肥姐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了句我没想到的话。
“阿辉，你三叔有事瞒着你。”
“什么事？”
“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肥姐说，“但我跟了他八年，我了解他。他心里压着的东西，远不止耀哥这一件事。”
她看着我，目光很认真。
“你三叔这辈子过得太苦了。你要是想帮他，不能光替他挡刀子。你得帮他把心里那把刀拔出来。”
那天上午，我没有回顺记。
我按照肥姐给我的地址，去了旺角。
肥姐说，当年你三叔在茶餐厅学厨的时候，有个师兄对他很好。那个人叫坚叔，现在在旺角开了一家烧腊店。
我找到那家烧腊店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店门口挂着一排油光发亮的烧鹅，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正站在案板后面斩烧鹅，刀法又快又准。
“坚叔？”
老人抬起头来，打量了我一眼。
“你系边个？”
“我叫阿辉，林国栋是我三叔。”
坚叔手里的刀停了下来。他仔细看了看我的脸，然后点了点头。
“眉眼有点像国平。”他说，“你爸是国平，对吧？”
“对。”
坚叔放下刀，擦了擦手，把我领到店后面的一间小屋里。屋里堆满了各种调料和干货，他在一个麻袋上坐下，示意我也坐。
“国栋让你来的？”
“不是，我自己来的。”
坚叔的眉头皱了一下。
“三叔最近遇上麻烦了。”我说，“当年那些逼他签欠条的人，又找上门了。”
坚叔的脸色沉了下去。他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关上了。
“你三叔不容易。”他坐下来，慢慢开口，“当年那帮人，不止逼他签欠条那么简单。”
“还有什么？”
坚叔看着我，犹豫了一下。
“这些事本来不该我说。但你既然找来了，说明你三叔还是不肯说，对吧？”
我点了点头。
“你三叔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能扛。什么事都自己扛着，扛不住了就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坚叔叹了口气，“当年在医院，我去看他。他嗓子坏了，说不了话，就在纸上写。他写了满满三页纸。”
“写的什么？”
“写他对不起他大哥。说好了接他们来香港，结果自己被人坑了，害得大哥自己带着家人偷渡。”坚叔的声音变得很轻，“他写，大哥死在海里了，他活着。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的眼眶一下子热了。
“后来他出院了，我带他回我家里养伤。那段时间他天天晚上做噩梦，梦里喊‘哥’，喊得撕心裂肺的。我老婆半夜被吓醒了好几回。”
“过了一年多他才缓过来。我阿伯——就是救他的那个清洁工——把积蓄拿出来，让我帮他盘个档口。他一开始不肯要，说不能欠这么多人情。我说你活着就是最大的人情，你要是死了，你哥才真的白死了。”
坚叔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
“阿辉，你三叔在香港这八年，表面上是开大排档的厨子，实际上他一直活在罪疚里。他觉得你爸的死是他的错。”
“可是那不是他的错——”
“我们都知道不是他的错。但他不这么想。”坚叔看着我，“你要是真想帮他，别光帮他对付外面的人。你得让他知道，你们不怪他。”
那天下午我回到顺记的时候，三叔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
他看见我进来，劈头就问：“一大早跑哪去了？备料都没做。”
“出去走了走。”我说。
三叔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但没再追问。他把一筐洋葱推到我面前，“赶紧剥了，晚上要用。”
我蹲在厨房门口剥洋葱，眼泪被辣得哗哗往下流。三叔在灶台前炒菜，锅铲和铁锅碰撞的声音又急又脆。
“三叔。”
“嗯？”
“我昨晚梦见我爸了。”
锅铲的声音停了一瞬，然后又响了起来。
“梦见什么了？”
“梦见他在井底下哭，你下去救他。”
三叔没有回答。锅铲的声音继续着，但我听得出来，节奏乱了。
“我爸要是还在，”我一边剥洋葱一边说，“他肯定不会怪你。你记不记得他偷吃鸡那件事？你奶奶追着他满村打，他边跑边喊‘鸡已经在我肚子里了’——”
“你爸那是个憨货。”三叔打断我，声音沙哑，但嘴角带着笑。
“我爸是个憨货，但他肯定知道，他弟弟不是故意不去接他的。”
厨房里安静了。
只有灶火呼呼的声音，和油锅里滋啦滋啦的响声。
三叔背对着我，站在灶台前面。他的背影很宽，围裙系带在腰后面打了个歪歪扭扭的结。锅铲在他手里停住了，就那么举在半空中。
过了很久，他把锅铲放下，转过身来。
他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是红的。
“阿辉。”
“嗯。”
“你爸要是还在，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会高兴的。”
“我知道。”
“等你拿到正式身份证，我们就回澄海。”
“好。”
“带上你妈爱吃的叉烧。”
“好。”
三叔点了点头，转回身去，继续炒菜。
锅铲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这一次，节奏很稳。
那天晚上收工之后，三叔又坐在神龛前面。
他给我爸的照片上了三炷香，然后从那个铁盒子里拿出红布包着的小物件，放在香炉旁边。
“这是什么？”我问。
三叔打开红布。
里面是一枚铜钱。
很旧了，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不清，但边缘光滑，看得出被人摸过无数次。
“这是你爸给我的。”三叔说，“我们小时候，村里来个货郎，卖小玩意。你爸花了三天捡牛粪攒的钱，买了这枚铜钱。货郎说这是清朝的老钱，能保平安。”
“你爸把铜钱给了我。他说，你是小的，你戴着。”
三叔把铜钱放在手心里，拇指轻轻摩挲着。
“七三年走的时候，我就带着这枚铜钱。被关在仓库里挨打的时候，他们把我身上的东西全搜走了，就这枚铜钱我藏在鞋底里，没被找到。”
“后来吞了热油，躺在医院里，我手里一直攥着这枚铜钱。”
他抬起头，看着我爸的照片。
“哥，阿辉来了。咱们老林家的根，断不了。”
香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
窗外的庙街，霓虹灯一如既往地亮着。这座城市永远不会为任何人停下脚步，但在那间一百尺的小屋里，有一个中年男人，对着哥哥的照片说了很多话。
那些话不需要被听见。
因为它们已经被守了八年。
## 第8章：花衬衫的底细
三叔借到的一万五千块，加上他原来的积蓄，一共凑了一万八千块。距离耀哥要的四万块，还差两万二。
三叔又开始往外跑了。
他去找了坚叔，坚叔拿了五千。他去找了当年码头上一起扛活的兄弟，东拼西凑又凑了三千。肥姐把自己的私房钱全拿出来了，又是两千。
还差一万二。
那天下午，三叔坐在后巷里，面前摊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在地上堆了一小撮。
“三叔，”我走过去，“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
“我想去找那个花衬衫。”
三叔猛地抬起头，“不行。”
“三叔你听我说——”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三叔的声音突然拔高了，把后巷里蹲着的一只野猫都吓跑了，“你知道花衬衫是什么人？他是耀哥手底下专门收数的，身上背着好几条案子，警察都拿他没办法。你去招惹他，不要命了？”
“我不是要去招惹他。”我在三叔旁边蹲下来，“我是想去打听打听他的底细。”
“打听他做什么？”
“坚叔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看着三叔，“他说你当年签的那些东西，不一定都有效。如果是被逼着签的，法律上叫‘胁迫’，可以不认。但我们需要证据证明是他们逼你的。”
三叔的眉头皱了起来。
“可是事情过了八年，怎么证明？”
“所以要去打听。”我说，“耀哥不是铁板一块，他手下的人也不一定都跟他一条心。花衬衫每次来都要放狠话，这种人往往嘴不严。如果我能套出他几句话——”
“你什么时候学会套话了？”三叔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你来香港才几个月，你以为你是差佬？”
“我在老家跟人学过。”我说了谎。
其实我没学过什么套话。但我十六岁就出来帮人扛活，什么样的人都见过。我知道有些人喝了酒就管不住嘴，有些人被捧两句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花衬衫就属于后一种。
三叔沉默了很久。
“不行，”他最后还是摇头，“太危险。”
“三叔——”
“我说不行就不行。”三叔站起来，把烟头扔在地上碾灭，“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就好好在店里呆着，哪也别去。”
他转身进了厨房。
我看着他的背影，没有跟进去。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
花衬衫每隔几天就会来顺记转一圈，有时候是来吃饭，有时候纯粹是来恶心人。他每次来都坐同一个位置——靠门口的一号台，那个位置最显眼，三叔在厨房里一抬头就能看见他。
我开始留意他的习惯。
他喜欢喝蓝妹啤酒，每次来都要喝三瓶以上。他吃饭不挑，什么都点，但有一个特点——不吃辣。有一回肥姐不小心在菜里放了辣椒，他吃了一口就把筷子摔了。
他左手戴着一块金表，但表带已经磨得掉色了，看着像是当铺里淘来的二手货。他的花衬衫也总是那几件来回换，有一次我看见他衬衫袖口有个小洞，用颜色相近的线缝过，针脚很粗，像是自己缝的。
这些细节告诉我，花衬衫的日子过得并不好。
真正混得好的人，不会在意表带是不是掉色，不会自己缝衬衫。花衬衫看着嚣张，其实不过是耀哥手下的一条狗。而且是一条不太得宠的狗。
我决定从他嘴里撬点东西出来。
机会来得比我想象的快。
那天是礼拜四，花衬衫一个人来吃晚饭。
肥姐那天请假了，前面就我一个人招呼。花衬衫坐下来，点了三个菜，要了四瓶蓝妹。
“一个人喝四瓶？”我故意多问了一句。
“关你什么事？”他瞪了我一眼。
“没事，就是觉得哥你好酒量。”我把啤酒端上来，给他开了第一瓶，“上回你来也是喝了好几瓶，我印象特别深。”
花衬衫被夸了一句，脸上的表情松了一些。
“你小子倒是挺会说话。”他倒了杯酒，一口喝了半杯。
“哥你是做什么的？”我装作不经意地问，“看你气派，应该不是普通人。”
花衬衫得意地笑了笑，把袖子往上撸了撸，露出那块掉色的金表。
“做财务的。收数，懂吗？”
“收数？”我做出一个佩服的表情，“那可是要有本事的人才干得了。”
“那是。”花衬衫被捧得舒坦了，话也多了起来，“你以为谁都能干这行？胆子要够大，手要够狠，还得会认人。有些人看着横，其实是个软蛋，吓一吓就什么都给了。有些人不声不响的，反倒最难搞。”
“最难搞的是哪种？”
“就是你三——”花衬衫突然打住了，看了我一眼，“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好奇呗。”我赶紧给他倒酒，“哥你见多识广，我就是想听你讲讲外面的世界。我在老家窝了二十年，什么世面都没见过。”
这话半真半假。我在老家的确没见过什么世面，但我不是好奇，我是想知道他们到底拿住了三叔什么把柄。
花衬衫又喝了两杯酒，戒心渐渐放下了。
“最难搞的，”他压低了声音，像是在分享什么了不起的秘密，“就是你三叔这种人。看着老实巴交的，你打他他不吭声，你骂他他不还嘴，你以为他好欺负。结果呢？他吞了热油。”
花衬衫说到“吞热油”三个字的时候，声音里居然有一丝忌惮。
“那会儿我还没跟耀哥。是后来听光头说的。光头说你三叔吞了热油之后，满嘴是血，嗓子都烫烂了，硬是没求一声饶。送去医院的路上，他在纸上写——‘我不欠你们的’。”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后来呢？”
“后来耀哥看他废了，就把他放了。”花衬衫喝了口酒，“耀哥那个人，只认钱。人废了榨不出油水来，留着还占地方。”
“那现在怎么又找上来了？”
花衬衫笑了，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意味。
“因为耀哥最近手头紧。跛豪进去之后，他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以前收数的活儿多得很，现在就剩些零零碎碎的。你们这一笔，算是他翻出来的旧账。”
“那张欠条是真的？”
“欠条是真的。”花衬衫点点头，“但你三叔当年签的时候，是被按在桌上签的。光头亲自按的他的手，我在旁边看着——哦不对，我听光头说的。”
他说漏嘴了。
他刚才说“我在旁边看着”。
我装作没注意到这个细节，继续给他倒酒。
“那这张欠条去法院告的话，能赢吗？”
花衬衫打了个酒嗝，摆摆手。
“告个屁。耀哥根本不敢去法院。那张欠条是怎么来的，他心里比谁都清楚。真上了法庭，你三叔要是咬死了说是被逼的，法官一查，当年那个仓库里关了不止你三叔一个人，还有其他几个偷渡客。那些人的口供一对，耀哥就完了。”
原来是这样。
耀哥根本不敢走法律程序。
他是在吓唬三叔。
“那你们还来要钱？”我故意用了一个“你们”，把花衬衫归到了耀哥那边。
花衬衫又打了个酒嗝，脸已经红了。四瓶蓝妹下去三瓶，他说话开始有点大舌头。
“我也不想来。但耀哥说，你三叔不知道他不敢告。你三叔在香港这么多年，一直老老实实做生意，最怕惹官司。只要吓一吓，他说不定就乖乖掏钱了。”
“要是他不掏呢？”
“不掏？”花衬衫笑了起来，笑得有点阴，“耀哥说了，那就拿你开刀。你是偷渡来的，身份刚办下来，经不起查。耀哥在入境处认识人，只要打个招呼，你的身份就能被重新审查。”
我的手在桌子底下攥紧了。
“不过你放心，”花衬衫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的，“耀哥就是吓唬吓唬你们。真要动你的身份，他也得掂量掂量。万一查出来他跟你三叔的过节，他也不好收场。”
这话听着像是在安慰我，但实际上是他喝多了，嘴不把门了。
“哥，我再给你开一瓶。”我把第四瓶蓝妹打开，给他倒满。
花衬衫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你小子，比你三叔会做人。”他抹了抹嘴，“我跟你说句实话。耀哥这个人，心黑。当年你三叔那笔账，本来就是无中生有。他欠什么钱了？他从头到尾就没欠过耀哥一分钱。是耀哥把人骗到仓库里，关起来逼着签的欠条。”
“这不是抢钱吗？”
“就是抢钱。”花衬衫大大咧咧地说，“但那又怎么样？你三叔一个偷渡客，没身份，没靠山，谁会替他出头？”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像是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我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愤怒，但脸上还是挂着笑。
“哥，你懂得真多。以后我有什么事，能找你帮忙吗？”
花衬衫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
“你这小子，有前途。”他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记住了，出来混，靠的不是拳头，是脑子。你三叔就是没脑子，吃了亏也不知道找人帮忙。”
他摇摇晃晃地走了，桌上的菜几乎没怎么动。
我站在顺记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庙街的人流里，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收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把花衬衫说的话全部告诉了肥姐。
肥姐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句让我意外的话。
“阿辉，你比你三叔胆子大。”
“不是胆子大，”我说，“是不甘心。三叔被他们欺负了八年，凭什么还要给他们钱？”
“你说得对。”肥姐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但你三叔那边，你打算怎么说？”
“实话实说。”
“他不一定会听。”
“那我就逼他听。”
肥姐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欣赏。
“阿辉，”她说，“你长大了。”
那天晚上收工后，我把三叔拉到后巷里，把花衬衫喝醉后说的那些话，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他。
三叔听完，没有说话。
他蹲在地上，又摸出一根烟点上。烟头的火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照得他的脸忽明忽暗。
过了很久，他终于开口了。
“他说耀哥在入境处认识人？”
“三叔，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敢告——”
“这个很重要。”三叔打断我，声音突然变得很沉，“阿辉，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我一直躲着耀哥吗？”
“因为你怕惹官司——”
“不是。”三叔站起来，看着我的眼睛，“因为我怕他们动你。”
“动我？”
“你不知道，”三叔的声音低下去，“当年在仓库里，除了欠条，我还签了一份东西。”
“什么东西？”
“一张担保书。”
三叔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手在发抖。
“担保书上写着，如果我跑了，我的家人愿意替我偿还所有债务。担保人那一栏，写着你爸的名字。”
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响。
“可是你爸已经不在了。”三叔的声音沙哑到了极点，“你爸不在了，但他们手上那张担保书还在。上面有你爸的名字，有你爸的身份证号码，有村里的地址。如果他们拿着那张担保书去找你们——”
他停了一下。
“如果他们去找你们，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你妈和你两个妹妹。”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所以我不敢报警。我不敢跟他们撕破脸。我想着，给点钱就给了，只要能保住你们在家里平安无事。”
三叔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是三叔怂。是三叔不敢拿你们去赌。”
（未完待续）
*本章完。花衬衫酒后吐真言，揭开了耀哥逼债的真相——那张欠条根本不敢上法庭。但三叔吐露的另一个秘密，却让事情变得更加棘手：他当年被迫签下的担保书上，竟然写着我父亲的名字。这意味着，远在澄海的母亲和妹妹们，也并非绝对安全。阿辉和三叔该如何破局？敬请期待下一章。*
**作者：小郑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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