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忠州佛教源流考略
忠州（今重庆忠县）地处长江三峡腹地，为巴蜀东部门户，水陆交通辐辏，是佛教沿长江水道西传入蜀的关键节点。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系统考辨忠州佛教自东汉至明清的发展脉络与历史特征：东汉中期，佛教已经长江南线传入忠州，丰都槽房沟"延光四年"（125年）摇钱树佛像为目前国内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佛像遗存，忠县涂井蜀汉崖墓佛像群印证了"仙佛模式"的早期传播形态；两晋南北朝为高僧往来蜀地的必经通道，佛法浸润日深；唐代臻于鼎盛，龙兴、开元等官寺制度完备，白居易、陆贽、刘晏等贬谪名臣与佛教结缘，推动了士大夫佛教的发展；宋元历经战乱而法脉不绝，夔州卧龙、缙云如海诸系递相传承；明清之际，吹万广真于忠州三目山开创聚云法系，与梁山破山海明双桂法系并称巴蜀禅门两大主流，共同奠定了西南佛教的基本格局。忠州佛教的兴衰嬗变，既是整个巴蜀佛教史的缩影，也在长江流域佛教传播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枢纽地位。
一
地理沿革与文化区位
（一）建置沿革
忠州位于今重庆市中部，长江北岸，地当三峡西口，为巴蜀东出之咽喉。其地古属巴国，秦灭巴后置巴郡，西汉置临江县，为巴郡属县。东汉因之。建安六年（201），益州牧刘璋分巴郡为三，临江县属永宁郡（后改巴东郡）。南朝梁大同六年（540）置临江郡，后又置临州。西魏、北周因之。
隋开皇初废郡，大业初废州，复属巴东郡。唐武德元年（618）复置临州，贞观八年（634）改临州为忠州。州名由来有二说：《太平寰宇记》谓"以巴臣蔓子，及巴郡守严颜，并著忠烈而名"；《元和郡县志》则称"以地边巴徼，取怀忠信之意"。天宝元年（742）改南宾郡，乾元元年（758）复为忠州，辖临江、丰都、南宾、垫江、桂溪五县。
南宋咸淳元年（1265），以度宗潜藩升为咸淳府。元复为忠州，属重庆路。明洪武中隶重庆府。清雍正十二年（1734）升为忠州直隶州，辖丰都、垫江、梁山三县。民国二年（1913）废州改县，称忠县至今。
（二）文化区位与佛教传播通道
就文化区位而言，忠州居长江水道要冲，东下荆楚可通海道，溯江西上可达巴蜀腹地，南经陆路通夜郎黔桂，北循米仓道、荔枝道可达关中。唐代忠州与涪州所产"贵妃荔枝"即经北道三日而至长安，可见其陆路交通之便捷。
此种水陆辐辏的地理格局，使忠州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重要节点。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其传播路线素有陆路、海路之争。陆路即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海路则由南海、东海沿岸登陆后沿长江自东向西深入内陆。忠州正处于长江传播路线的关键位置——佛教经长江中游（荆州、襄阳）向西传入巴蜀，忠州为必经之地。故其佛教发展早于巴蜀多数内陆地区，高僧往来频繁，宗派流变亦颇具代表性。
此外，忠州别称"忠南""南宾"，唐宋文献中多见此称谓，如"忠南圭禅人""南宾太守"等，皆指忠州一地，读史者不可不辨。
二
东汉至蜀汉：佛教初传与考古实证
（一）文献记载的早期寺院及其质疑
据《忠县志·佛教》（1994年版）载："相传，佛教在东汉开始传入忠县，永平年间（58—75）忠县就修有佛教寺庙——龙兴寺，为国内兴建较早的一批佛教寺庙之一。"又《蜀中名胜记·忠州》引旧《志》云："东北三十里，大成寺，汉初平（190—193）建。"若此说可信，则龙兴寺与洛阳白马寺约略同时，大成寺亦建于东汉末年，忠州当为中国佛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
然学界多持审慎态度，认为巴蜀地区三国以前佛教发展程度有限，方志所载或有后世附会之嫌。揆诸史实，龙兴寺为唐代中宗神龙年间敕建的官寺，其名始于唐初，后世方志追溯至东汉永平，恐不足据。大成寺始建于初平年间的记载，亦属孤证，难以遽信。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为佛教在东汉中期已传入忠州一带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证据，将巴蜀佛教初传的时间大大提前。
（二）丰都槽房沟摇钱树佛像及其学术意义
2001年，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重庆市博物馆与宝鸡市考古队在丰都县镇江镇槽房沟第9号砖室墓进行发掘，出土一件覆斗形陶摇钱树座及摇钱树残片。树座阴刻隶书"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九字，延光四年即公元125年，为东汉安帝年号。摇钱树残杆上铸有铜佛像一尊，高发髻，着袒右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袈裟，残高约5厘米，带有火焰纹头光。
此为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佛像之一，学术意义极为重大。丰都东汉时属巴郡平都县，与忠州同处长江沿岸，相距仅数十里，历史上政区亦多有交叉，同属一个文化区域。该佛像的出土表明，至迟在东汉中期，佛教信仰已沿长江传入忠州及周边地区，并深入民间丧葬习俗之中。
尤可注意者，佛像出现在摇钱树这一本土神仙信仰器物之上，反映了佛教初传时期的"仙佛模式"：摇钱树（又称神树）是巴蜀地区特有的随葬明器，其上常铸西王母、东王公、神兽仙人等形象，具有引导墓主灵魂升仙、祈福护佑的宗教功能。佛像被安置于摇钱树干之上，与西王母等本土神祇并列，甚至在部分器物上取代了西王母的核心位置，说明当时民众尚未将佛陀视为独立的教主，而是将其等同于西王母一类的异域神祇，纳入既有的神仙信仰体系之中。这种"佛神化"的理解方式，是佛教初传中国的普遍特征，丰都摇钱树佛像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珍贵物证。
（三）忠县涂井蜀汉崖墓佛像群
1981年5月，忠县涂井乡卧马凼崖墓群出土铜摇钱树多株，其中5号墓出土钱树上有佛像6尊，14号墓出土钱树上有佛像8尊，均均匀分布于钱树主干之上。佛像造型一致：头顶高肉髻，面容清瘦，身披通肩式大衣，衣领呈U形垂落，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
关于涂井崖墓的年代，原发掘简报据出土的蜀汉钱币（直百五铢等）定为蜀汉时期。其后学者对此多有讨论：有学者根据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认为其年代可晚至六朝早期；亦有学者坚持蜀汉说。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其年代范围约在东汉末至蜀汉时期，下限不晚于西晋。
无论具体年代如何判定，涂井崖墓佛像数量众多、分布密集，说明时至三国时期，佛教在忠州地区的传播已相当普遍，不再是稀见的外来信仰，而成为民间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丰都延光四年佛像一脉相承，涂井佛像同样铸于摇钱树之上，延续了"仙佛同树"的信仰模式，反映了佛教与本土神仙信仰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四）佛教南传路线的印证
综合丰都、忠县两地的考古发现，可以得出两点重要认识：
其一，忠州是巴蜀地区佛教最早传入的区域之一，其佛教初传的时间不晚于东汉中期（公元2世纪前半叶），至蜀汉时期已形成相当规模。这一结论修正了传统认为"巴蜀三国前无较发达佛教"的看法。
其二，长江水道是早期佛教南传的重要路线。过去论佛教入华多强调北方陆路（丝绸之路）的作用，然三峡地区一系列东汉佛像的出土，表明至迟在东汉中期，佛教已从长江中游溯江西上，传入巴蜀腹地。忠州正处于这条传播路线的枢纽位置，其早期佛教遗存具有典型的"南线"特征——摇钱树佛像、崖墓造像等，与北方以石窟、寺塔为中心的传播形态判然有别。
三
两晋南北朝：佛法传布的活跃期
（一）时代背景与整体格局
两晋时期，巴蜀地区黄老信仰与天师道盛行，巴蜀的成汉政权李氏亦崇奉道教，佛教发展相对缓慢。然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中原高僧多避乱南下，沿长江进入巴蜀，佛教因之渐兴。东晋以降，道安、慧远等大师弘法于荆襄，其弟子多经三峡入蜀，忠州作为必经之地，佛法浸润日深。
南北朝时期，重庆地区佛教以涪陵相思寺（今北碚缙云寺前身）与缙云山为中心，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刘宋文帝元嘉年间，罽宾禅师畺良耶舍经荆州入蜀弘化；道汪禅师亦于元嘉中入蜀，于三峡地区建寺传法，或曾驻锡忠州。高僧玄畅经忠州赴成都，僧林于梁大同年间经忠州入蜀至潼川，阆中宝海、龙渊寺智方等亦经忠州下江南。往来高僧络绎于途，忠州实为巴蜀佛教对外交流的门户。
（二）经行高僧考述
昙摩蜜多（356—442），罽宾国人，以禅律闻名，号"连眉禅师"。刘宋元嘉元年（424）入蜀，于成都建寺传禅，后沿江东下，经忠州至荆州，住长沙寺大弘禅业，译出《禅经》《禅法要》等。其经行忠州虽无驻锡建寺的明确记载，但对于当地禅法的传播当有开启之功。
慧持（337—412），庐山慧远之弟。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慧远遣慧持入蜀传法。慧持由荆州溯江而上，必经忠州地界。入蜀后，住成都龙渊寺，大弘佛法，"巴蜀之僧，望风推服"。其途经忠州时，或有短暂停留与弘法活动，开启当地义学禅修之风。
明达（462—516），姓康，先祖为康居国人。梁天监中入蜀，"深入巴峡蛮夷之地，登其堡垒招引群盗"，在三峡地区弘法教化，深受当地民众敬信。忠州地处巴峡之中，当在其弘化范围之内。
（三）"忠州刘元真"辨伪
唐代神清撰《北山录》卷三载："竺法潜，王敦之弟也。先事忠州刘元真，崇德务学，誉满西朝。"同书卷四慧宝注亦云："竺潜字法深，姓王，晋大将军敦之弟。事忠州刘公之弟子。"若据此，则西晋高僧竺法深曾师事"忠州刘元真"，似可证西晋时忠州已有名士弘扬玄学佛法。
然详考史实，此"忠州"当为"中州"之讹，可从三方面证之：
第一，从地名沿革看，重庆忠州在西晋时尚称临江县，属巴东郡，至唐贞观八年（634）始有"忠州"之名。西晋人不得预称"忠州"，此为最有力的内证。
第二，从人物籍贯看，刘元真为西晋中州名士，早有才解之誉，深为孙绰所重，元、明二帝及王导、庾亮皆敬重之。竺法深为琅琊王氏子弟，年十八出家，师从中州刘元真，亦属情理之中。
第三，从更早文献看，《高僧传》卷四载竺潜"尝遇沛国刘元真"，沛国（今安徽淮北一带）属中州范围，与重庆忠州悬隔千里，了无干系。
故《北山录》所见"忠州刘元真"实为传写之讹，不足为西晋忠州佛教之证。辨明此点，方可免混淆史实之弊。
（四）白云山道教碑与佛道关系
据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山川》卷一载："白云山，在州西北七十里，俗名新开路。……山半有洞，额石塔留记四字。洞内石壁刻宋延光二年已酉道人何清显新开路碑记，词不雅训。"
此条记载需作两点辨正：其一，"延光"为东汉安帝年号，延光二年为公元123年，甲子为癸亥，而非己酉。志文"宋延光二年已酉"当为"汉延光二年癸亥"之讹。其二，此碑为道教碑记，而非佛教遗存，是目前所见忠州地区最早的道教石刻史料。
由此可知，东汉时期忠州地区佛道二教并行，佛教与本土道教、民间信仰同步发展，相互影响。佛教摇钱树佛像与道教新开路碑并存，正是这一历史格局的反映。
（五）隋代律学传统
隋代佛教因文帝倡导而大盛，文帝曾于奉节（信州）建舍利塔，颁赐佛舍利，其影响波及忠州。《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一载有"东川僧云法师住宝明寺"故事：隋代东川僧云法师改变说戒旧制，废布萨说戒，后遭冥报，忏悔十年，临终异香来迎。
此故事虽涉感应叙事，然反映出隋代川东地区对戒律的高度重视，律学已相当发达。此处"东川"概念需略作辨析：唐至德二年（757）始分剑南为东川、西川，东川治梓州（今三台），辖川中之地。然在广义使用中，"东川"亦常泛指川东、重庆一带。就僧云法师故事而言，其"东川"所指虽难以确指，但忠州地处川东，受此律学风气影响则无疑义。
四
唐代：鼎盛时期的官寺与士僧交往
（一）官寺制度与寺院体系
有唐一代，忠州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其重要标志是官寺制度的确立与寺院体系的完备。唐代曾先后四次诏令天下诸州统一设立官寺：高宗乾封元年（666）、武周天授元年（690）大云寺、中宗神龙元年（705）龙兴寺、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开元寺。官寺由朝廷敕建，承担国忌行香、祝圣祈福、接待高僧、管理地方僧务等特殊功能，是国家控制佛教的重要制度依托。
忠州境内至少有两座官寺：
龙兴寺——位于城东门外，为中宗神龙元年敕建的官寺，是忠州规模最大的寺院，也是管理地方佛教事务的僧官驻地。龙兴寺承担国忌行香、千秋节祝圣等官方宗教功能，地位尊崇。杜甫永泰元年（765）出蜀东归，途经忠州，寓居龙兴寺月余，题壁诗云："忠州三峡内，井邑聚云根。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闭门。空看过客泪，莫觅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赖独园。"南宋陆游亦曾至龙兴寺凭吊杜甫遗踪，作《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诗。入宋以后，龙兴寺改称治平寺，清康熙年间敕赐"振宗禅寺"额，为忠州首刹。
开元寺——位于州东一里，为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敕建的官寺。开元寺在中唐以后地位上升，成为事实上的僧务管理中心。白居易贬忠州刺史时，常游开元寺，有《开元寺东池早春》《留题开元寺上方》等诗作。
此外还有龙昌寺，分上下两院，位于城西，虽非官寺，亦为名刹。白居易曾于龙昌寺底开山路，方便百姓通行，有"龙昌寺底开山路，巴子台前种柳林"之句。龙昌上寺后亦获赐额治平寺（与龙兴寺后身之治平寺为两处不同寺院，方志记载多有混淆），龙昌下寺则延续至明清。
忠州临江崖还有唐代摩崖造像，为三峡地区较早的佛教造像遗存，反映了唐代佛教艺术的传播。
（二）佛经翻译的史迹
唐代忠州不仅寺院兴盛，亦有佛经翻译活动的记载。据《一髻文殊师利童子陀罗尼念诵仪轨》卷一附记，《一髻文殊童子速成就无尽宝藏经》于贞元十七年（801），由翻经沙门在"八硖内忠州萨使君宅"与天竺僧人共同勘定入藏。
此事虽仅一见，然足以说明忠州在唐代佛教文化网络中的地位——地处长江要道，常有梵僧、译经师往来，地方官员（萨使君）亦参与佛教文化事业，成为民间译经的外护。这与唐代"译经不在两京即在地方"的特点正相吻合。
（三）贬谪名臣与佛教因缘
唐代忠州为朝臣贬谪之地，先后有刘晏、陆贽、李吉甫三位宰相及诗人白居易被贬至此，史称"忠州四贤"。诸人皆与佛教有深浅不同的因缘，对忠州佛教文化的提升有重要推动，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士大夫佛教传统。
刘晏（716—780），字士安，唐代著名理财家。建中元年（780）贬忠州刺史，旋即赐死。《酉阳杂俎》载刘晏曾于径山向道钦禅师乞心偈；《南岳总胜集》亦载其与衡山道士王十八往来，坐事贬忠州，多言神异。可见刘晏于佛道二教皆有涉猎，贬谪期间当与忠州僧人有所交游。
陆贽（754—805），字敬舆，德宗朝宰相。贞元十一年（795）贬忠州别驾，在忠州十年，顺宗即位后征还，未至而卒。契嵩《镡津文集》卷十五云："陆贽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门绝人事，不复为私书。"陆贽居忠州期间，闭门静居，罕与外界交通，唯集录古方撰《陆氏集验方》五十卷。其学本于儒家，然身处逆境十年，杜门禅居的生活方式与佛教禅悦之风不无相通之处。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元和十三年（818）授忠州刺史，在任两年。白居易为虔诚的佛教居士，好习禅法，早年即参访马祖一系禅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其《戏赠萧处士清禅师》云："三杯嵬峨忘机客，百衲头陀任运僧。又有放慵巴郡守，不营一事只腾腾。"诗中"清禅师"为忠州当地高僧，与白居易交往甚密。白居易在忠州期间，常往龙兴、开元、龙昌诸寺，与禅师谈禅赋诗，对当地佛教文化的繁荣有直接推动。其"腾腾无事"的人生态度，亦成为忠州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乾元二年（759）第五琦贬忠州长史。第五琦为唐代重要理财家，曾受禅宗北宗神秀系弟子降魔藏（抱玉）影响，其贬居忠州期间，对当地禅宗的传播亦有一定影响。
（四）薛严诵经与民间修持风貌
《金刚经受持感应录》卷二载："唐薛严，忠州司马。蔬食长斋，日念金刚经三十遍，至七十二，将终，见幢盖音乐来迎。其妻崔氏，即御史安俨之姑也。属纩次见严，随幢盖冉冉升天而去，呼之不顾，一家皆闻有异香之气。"此事亦见于《报应记》《金刚经灵验传》《居士传》等多种文献。
薛严的修持方式——持斋、诵经、求生净土，反映了唐代忠州佛教的民间面貌：以禅法为核心，兼重持诵与净土信仰，呈现禅净合一的趋势。士大夫阶层普遍奉佛，将佛教作为精神安顿的重要途径，此与整个唐代巴蜀佛教的整体风尚相一致。
五
宋元：战乱中的承续与转型
（一）宋代蜀禅盛况与忠州禅门
宋代巴蜀禅宗极盛，有"言禅者不可不言蜀"之谓。全国知名禅师半数出自巴蜀，临济宗杨岐派、黄龙派皆有蜀僧活跃于大江南北，其中以圆悟克勤、大慧宗杲最为杰出，影响遍及全国。忠州虽历经五代战乱，佛教有所衰微，然禅门传承并未断绝。
南宋临济宗杨岐派高僧石溪心月（？—1254），眉山王氏子，历住蒋山、灵隐、径山诸名刹，为临济宗松源派掩室善开法嗣，一代宗师。其《石溪心月禅师语录》卷三有《跋观音颂轴》一文，题赠"忠南圭禅人"：
忠南圭禅人出示赞偈一卷，余方阅半偈，见善财谒观自在于海岩之间，一莺不啼，风景悄如。终阅之则相与理融，境与神会，曾不觉知。……奇哉诸禅人，睹是相而作是赞。余读是赞，而睹是相。于一四句中，了然无余矣。尝谓得句不若得意，得意不若得句。使句意俱得，难矣哉。敢不加额顶戴，扣齿赞善，此今日大光明法幢也。
"忠南"即忠州之南，为宋代对忠州的习称。圭禅人为忠州当地禅师，所作观音赞偈深得石溪心月赏叹，至以"大光明法幢"相许，可见其佛学造诣之深。圭禅人虽史传失载，然此跋足以证明南宋忠州禅门仍有高僧活跃，且与江浙主流禅林保持密切交流。
（二）夔州卧龙破庵祖先法系
宋代川东禅门的核心在夔州（今奉节）。破庵祖先（1136—1211），广安王氏子，临济宗杨岐派虎丘绍隆法孙，历住夔州卧龙寺等处，大弘禅法，为一代宗师。其法嗣无准师范为径山住持，影响遍及中日。
忠州与夔州同处三峡地区，山水相连，法脉相通。卧龙禅系的影响自然波及忠州，成为当地禅门传承的重要源头。至明清之际，忠州聚云法系犹尊奉大慧宗杲宗旨，正是宋代蜀禅传统的延续。
（三）元公东山与藏经复振
宋末巴蜀战乱频仍，蒙古军队数次攻入四川，佛教典籍多遭兵燹。《希叟绍昙禅师语录》卷一载《重庆府元公东山印藏经归蜀》一文，述重庆东山元公禅师慨然以复兴蜀地教法为己任，万里南行至江浙，刊印大藏经，携归巴蜀。希叟绍昙禅师为作跋以赠，深加赞叹。
此事反映了宋元之际巴蜀佛教的困境与努力：经论散佚，教法衰微，有赖高僧发愿弘护，远赴江南请藏回蜀，方使法脉不绝。文中提及"东川希革侍者"，为希叟禅师弟子，东川人，将归乡里，禅师殷勤叮嘱。此"东川"即指川东重庆一带，与忠州相邻，亦可侧面印证川东禅僧在江浙丛林的活跃。
（四）元代缙云法系的辐射
宋元鼎革之际，巴蜀兵祸惨烈，人口锐减，佛教受到重创。合川钓鱼城抗元长达三十六年，忠州亦为兵家必争之地，寺院多毁于战火，唯偏远山区稍有遗存。
元代重庆佛教的中心在北碚缙云山。缙云山如海真公大弘佛法，其弟子金碧峰（宝金禅师，1284—1372）为元代著名神僧，俗姓石，乾州永寿人，六岁出家，后至缙云山参如海真公，得法后出世弘法，受元顺帝赐号"寂照圆明大师"。金碧峰后至五台山、普陀山及京都弘法，影响遍及全国，为元代最具声望的禅师之一。
缙云法系虽以缙云山为本山，然其影响辐射整个川东地区，忠州佛教亦在其笼罩之下，渐得恢复。此外，中峰明本大师弟子南诏僧玄坚，曾派弟子普福至重庆传播禅宗。普福建寺传法，"其土感悦遂笃信禅宗"，对元代重庆佛教的复兴亦有贡献。
六
明清：两大禅系并峙与忠州禅门之盛
（一）明代前期的禅门传承
明代巴蜀佛教复兴，先有东普无际悟明（1372—1442）倡禅于安岳，下出楚山绍琦、西禅如瑞等大师，将临济宗法脉传遍西南。楚山绍琦为明代中叶最具影响力的禅师之一，住成都天成寺，授徒甚众。西禅如瑞为重庆綦江西禅寺住持，弘法于川东。
忠州佛教一方面承续宋代夔州卧龙破庵祖先的法系余脉，一方面受无际悟明、西禅如瑞一系的影响，禅门渐兴。至明代中后期，临济宗在川东地区蓬勃发展，最终形成聚云、双桂两大法系并峙的格局，忠州正是聚云法系的发源地。
（二）聚云吹万广真与聚云法系的创立
吹万广真（1582—1639），俗姓李，叙州宜宾（今四川宜宾）人，为明末临济宗一代宗师。其早年慕道，遍参名宿，后得法于幻有正传一系（临济宗大鉴下第二十九世，虎丘派）。万历四十七年（1619），吹万禅师行脚至忠州，为致仕官员田一甲所挽留，遂于三目山创建聚云寺，开堂说法，驻锡二十载，创立聚云禅系。
吹万禅师禅风峻烈，以棒喝接人，兼重著述，有《吹万禅师语录》行世，其思想远承大慧宗杲看话禅传统，强调顿悟本性，不拘一格。其法嗣众多，著名者有三目慧芝、铁眉慧丽、铁壁慧机等，皆为一方宗匠。
聚云法系以忠州三目山聚云寺为根本，辐射丰都、涪陵、石柱、万县、梁山等地，弟子弘法遍及大江南北，成为明末清初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禅门派系之一。近人研究认为，在中国禅宗史上，吹万广真的地位可与临济义玄、大慧宗杲并列；在巴蜀禅宗史上，更是宋元以来"未有能或之先"的杰出人物。
（三）聚云法脉世系
聚云法系传承有序，据《续灯正统》及相关语录记载，其主要法脉如下：
第一代（开山）：吹万广真（1582—1639），住忠州聚云寺。
第二代（嗣法弟子）：
三目慧芝（？—1654），俗姓刘，忠州人，自幼出家于东明寺，后嗣法吹万，继席聚云寺，历住万松、高峰诸刹，法嗣有云岩灯古、聚云灯世、岫崖灯燎等。
铁壁慧机（1603—1668），俗姓罗，四川营山人，吹万上座弟子，为聚云系最具影响力者，详见下节。
铁眉慧丽，住宝峰山三巴掌，法嗣有天宁灯嵩、提督陈世凯居士等。
第三代及以下：竺峰幻敏（慧机弟子）、云岩灯古（慧芝弟子）等，代有传人，绵延至清中期。据统计，吹万法嗣及再传法嗣共36人，其中出家僧31人，在家居士5人，分布于川东、川北及鄂西、黔北各地，影响甚广。
（四）铁壁慧机与聚云法系的光大
铁壁慧机（1603—1668），俗姓罗，四川营山人，家世业儒。八岁随母持斋，天启二年（1622）于大竹掩关三年，二十五岁出家，后至忠州参礼吹万广真，力究数载，三十三岁大悟，得吹万印记。
崇祯十二年（1639）吹万示寂，慧机继席聚云寺，后历住丰都地藏院、涪陵吟翁寺、石柱三教寺、万县云来寺、梁山庆忠寺等刹，所至皆兴废起坠，宗风大振。其禅风峻烈，机锋迅捷，有"铁壁"之号。
明清易代之际，忠州为"夔东十三家"抗清基地之一。所谓"夔东十三家"，为明末农民军余部与南明地方武装联合组成的抗清力量，以三峡地区为根据地，坚持抗清二十余年。其中谭诣、谭弘、袁宝善等地方武将皆笃信佛教，礼请慧机禅师说法护持，佛教成为战乱中军民的精神支柱。
康熙五年（1666），谭诣重修治平寺（即唐龙昌上院，明赐额治平寺），延请慧机住持。慧机晚年居忠州治平寺、开禧寺，康熙七年（1668）示寂，世寿六十五，建塔于忠州高峰山，又分爪发塔于浙江普陀山，可见其影响之远。后康熙帝追谥"妙光"，并敕改治平寺为"振宗禅寺"。
慧机著有《庆忠铁壁机禅师语录》二十卷，收入《嘉兴藏》，为研究明末清初巴蜀禅宗的重要文献。其法嗣竺峰幻敏继席治平寺，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奉敕迎请舍利还蜀，治平寺获赐"振宗禅寺"额，聚云法系至此达于鼎盛。
（五）破山法系与忠州
与聚云法系同时，破山海明（1597—1666）开创的双桂法系亦影响及于忠州。破山为明末临济宗巨匠，俗姓蹇，大竹人，住梁山双桂堂，法嗣八十七人，法脉遍及西南诸省，有"西南禅宗祖庭"之誉。
破山法系与忠州渊源甚深：其弟子云幻宸、燕居德申，再传弟子丈雪通醉一系的懒石聆、敏树如相一系的空谷澄、圣可德玉一系的三渊惺等，皆为忠州籍高僧，于巴蜀、滇黔、陕鄂、湘赣诸地弘法，对各地佛教重兴贡献甚巨。
聚云、双桂两系虽皆属临济宗，然禅风略有不同：吹万一系承大慧宗杲看话禅传统，机锋峻烈，偏重向上一路；破山一系则融贯诸家，禅净合一，更注重教化普及。两系并峙于川东，相互激荡，共同构成明末清初巴蜀佛教的繁荣局面。
（六）玉印山崇圣寺与石宝寨
忠州玉印山（又称石宝寨）为著名佛教道场，四面绝壁，南临大江，形势险要。明末为夔东十三家谭弘、袁宝善所据，二人笃信佛教，大力修复山中寺院。玉印山崇圣寺为聚云法系重要寺院，三山灯来禅师等曾驻锡于此。清代以后，石宝寨逐渐演变为兼具佛道信仰的民间宗教圣地，延续至今。
（七）晚清民国以降的衰微
清末以来，社会动荡，庙产兴学之风盛行，佛教整体衰微。聚云法系因传承乏人，渐趋式微，至近现代几近湮没无闻。破山法系因双桂堂一脉传承不断，影响延续至今。
聚云寺、治平寺、玉印山崇圣寺等历史名刹，或毁于兵火，或改作他用，唯遗址尚存，有待考证与复兴。近年本人组织华岩佛教遗迹考察组，对忠州佛教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搜集碑碣、访谈乡老，整理出版《重庆忠州佛教研究》《聚云禅心——忠县佛教遗址碑拓辑录》等著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七
结 语
纵观两千余年忠州佛教发展史，其兴衰嬗变与整个巴蜀佛教的脉络高度一致，又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约而言之，有四端最可注意：
其一，传入之早。以丰都延光四年（125年）摇钱树佛像为标志，忠州是中国佛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其年代不晚于中原地区。这一考古发现不仅改写了巴蜀佛教初传的历史认识，也印证了长江南线在佛教东传中的重要地位。佛教沿长江自东向西传播的路线，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二，区位之重。忠州居三峡门户，为高僧往来蜀地的必经之地。两晋南北朝至唐宋，历代高僧多经行此地——昙摩密多、慧持、玄畅、僧林等，或入蜀或出川，皆取道忠州。虽未必长期驻锡，然佛法的浸润与传播从未中断，忠州实为巴蜀佛教的东部门户与交通枢纽。
其三，宗派之盛。明末清初，吹万广真于忠州三目山开创聚云法系，成为西南禅门两大主流之一，与破山双桂法系并峙，共同奠定了近代西南佛教的基本格局。聚云法系人才辈出，法脉绵延百余年，此为忠州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最突出的贡献。以往研究巴蜀禅宗多重双桂而轻聚云，实则两系各有千秋，不可偏废。
其四，士僧交融之深。唐代刘晏、陆贽、白居易等名臣贬谪忠州，皆与佛教结缘，提升了当地佛教的文化品位，形成士大夫佛教的传统；明清之际谭诣、袁宝善等地方武将护持佛法，使佛教在战乱中得以延续。士大夫与地方势力的外护，是忠州佛教持续发展的重要助力。
时至今日，忠州佛教的历史遗迹多已湮没，然其作为巴蜀佛教重镇的历史地位，不应被遗忘。整理忠州佛教史料，厘清其发展脉络，不仅可以补巴蜀佛教史之缺，对于深化长江流域佛教传播史、中国佛教地理格局的研究，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道坚法师：《重庆忠州佛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
2. 道光《忠州直隶州志》，清道光六年（1826）刻本。
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
4. 邹后曦等：《重庆丰都槽房沟东汉墓葬发掘简报》，《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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