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杨苡先生回忆巴金的未刊稿，此前从未公开发表。现由《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撰文者余斌先生独家授权刊发。
巴金去世
巴金先生是2005年去世的。对我而言，巴金去世和其他熟人朋友的离去是不一样的，你想想，从十七岁开始，他就是我的人生导师。不是之一，是唯一。不过这次倒没有特别剧烈的震动，照套话说，毕竟早就有“思想准备”了。
巴金晚年饱受帕金森病的折磨，丧失行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不能写作，到后来甚至也不能说话，无法与人交流了。当然，也不能看书了，文章或是友人来信，只能由李小林念给他听，再往后连听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最后一次去探望是1997年11月底，那时他还能坐轮椅，还能颤巍巍地手抖着翻几页书；还能说话，至少想说话还努力发出声音。我告别时他抓着我的手说，多写，多写。其实这么说也是猜，他张着嘴发音已经很含混了，我们只是根据他的口型判断。忘了在场的哪位说，巴金说的是“多谢，多谢”。从口型上说，是差不多的。但我认定，他说的是“多写”。这几乎是每次见他，他都要对我说的。有的时候是鼓励，有的时候是督促，有的时候是肯定，有的时候是批评。从年轻时他就这样教导了，应该做有益的事，不能消极。
那次从上海回来不久，李济生就在电话里告诉我，巴金先生已经只能卧床，坐不起来了。我问他，你四哥还能回到轮椅上吗？济生叹口气说，哪能啊？——不可能了！再后来说话、与人交流也别想了。我从此再没去过上海。
也不知是不是冥冥中知道以后不会再来，最后探望的那一次，我除去医院之外，还去淮海中路淮海坊59号巴金的旧居转了转（武康路的家是常去的），就像一场完整的告别，虽然这时主人早已以医院为家了。转了一圈，想到当年在这里和萧珊的彻夜长谈，还有再早些时候客厅里的热闹。我早就不切实际地给李济生出过主意：应该陪四哥回武康路一趟，既然他那么想回家看看。这时在淮海坊旧居一带转，又给他打电话——更是想入非非了——，说不妨陪他四哥去一趟淮海坊，毕竟他和萧珊在那儿住了十几年哩。当然，不可能的。
我没再去探望，不仅是因为巴金不能交流，还因华东医院管理严格，探视不方便。但不去探望我还是不放心，——说不放心有点滑稽，去了什么也帮不了，除了因看到巴金现在的样子难过，给小林他们添麻烦，还有什么？也许就是心血来潮乱出主意了，——这些年探望巴金已经变成固定的事项，不去就好像有什么事没办。2000年年底，赵苏夫妇、赵蘅都回南京一聚，我让赵蘅又专门跑了一趟上海，代表我去看望巴金。是事先预约好的，小林陪着去医院，只能待几分钟时间。巴金躺着的房间是不让进的，只能隔着玻璃往里面看。赵蘅回来跟我说，小林大声说，杨阿姨让赵蘅代表她来看你了，巴金听到了，慢慢地，很艰难地把头转向这一面，像是还能认得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我听了很不是滋味，甚至庆幸自己没有去上海。
从1997年到2005年，有八年时间，巴金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他的身体状况不断地走下坡路，我最后一次探望可能就是这么长时间里最好的时候了，最后的几年，基本上就是靠药物、机器维持着，进食靠鼻饲，每天唯一的活动就是医务人员喊他让他反应一下时，他动一下胳膊。可以想象他的痛苦。他也只好说，我愿意为大家活着。前几年徐蓓拍西南联大纪录片（《九零后》）采访我，拍好了给我看片子，我在里面讲：巴金说，长寿是一种折磨，我说，活着就是胜利！这一段，我看了又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我记不起具体的时间了，只记得是在武康路家里，肯定不是1997年在医院那次，既然他还能说话，还能表达他的意思。我说活着就是胜利当然是“正能量”的话，换了别人，也会这么说。他听了，只有苦笑，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苦涩的表情。
梦李林
见巴金最后一面时他嘱咐我“多写”，至于写什么，倒没什么要求，随便写什么（甚至我想翻译也是算在内的），只要写了，就是有意义的。我想起当年陈学昭的一本书，书名是《工作着是美丽的》，真好，写作就是工作，工作着，就没有虚度。
但也有巴金很具体地希望我写的内容。他不止一次说，你可以写写三哥（即李尧林），还鼓励我，说我能写好的。他最后给我的信（那时写字已艰难，不再写文章了）里说，他后悔没多写写三哥。那是说他自己的遗憾：李尧林当年为了那个家牺牲自己，让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三哥贫病而亡当然是时代的悲剧，但巴金认为他自己没有更多承担对家的责任。他是有许多自责的。只是巴金说他的追悔，我看了也像是对我的一种提醒。
事实上大李先生一直在我心中，只是我从未写过，甚至没想过要写出来（不发表，写给自己看的诗是另一回事）。与大李先生的交往，在记忆里在想象中来来回回不知多少遍。人生的许多事是没办法假设的，我早过了想入非非的年纪，不再会遐想大李先生当年若是如约去了昆明，那会如何如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避免想起相关的事，特别是一想起，便会一直想到他的结局，想到他最后的叹息：他在重病之际留给巴金的一句，“还有好多话要说，来不及了。”想到这些，等于在一直未愈合的伤疤上擦酒精。通常都是有些具体的因由，才引我去想起往事。
去虹桥公墓扫墓，当然会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去过一次，那时才修好他的墓没多久，墓碑是一本打开的大理石制成的大书。上面刻着：“永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用的是他翻译的冈察洛夫小说《悬崖》里的句子）这部书安放在一片碎石上。大概是六十年代，又去过一次，这次是我和赵瑞蕻，与巴金、萧珊同去的。墓地修整过了，没有了碎石，好像是铺上了黑色的大理石。我们在新添置的石瓶中插了一束鲜花。过了十来年，一场浩劫毁了这一切，那里已铲平变成一片菜地与荒野，埋在地下的孤独者失去了他那“真正的家”。
再比如，曾有传言，说巴金先生和我谈过恋爱，甚至有鼻子有眼说他拿着萧珊、我，还有什么人的照片在选择。李家的哪位晚辈因此问到他头上，他哈哈一笑说，杨阿姨和我没有谈过恋爱，和你们三爷爷有一段。话再传到我耳朵里，当然又勾起我许多的回忆和感想，想得最多的是我发泄情绪、大李先生再不回复的那封信。我在那封信之后过了两年，又开始给他写长信，他没回，连一张敷衍的贺年片也没寄过。巴金先生曾经做过说客，即使是这个他极看重的弟弟也无法改变他的冷漠。巴金只好替他做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一次信里还说，他这位三哥有点像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里的帕威尔。帕威尔是“父”的代表人物，爱情上受过伤，是守旧的，我不知道巴金拿他来比李尧林，是不是说大李先生比较矛盾，思前想后犹豫不决的性格。
还有更偶然、更突如其来的，是做梦。有一次我梦见我竟去了我从未去过的成都。和他真正的小妹瑞珏在一起，我们走进早已不存在的李家大宅院，跨过一进又一进，忽然看见李先生静静地掀开门帘走进来，他看见了我们。瑞珏高兴地叫着三哥，我惊叫：“李先生，你没有死！”他微笑着说：“我本来就没有死，我回到了老家。——是四弟说我死了！”醒过来，我恍惚了好一阵，迷迷糊糊的我还在用劲分辨是真是假，还推理，想他的“四弟”向来是不说假话的，更不会骗我，那么大李先生的确是不在了。我倒宁愿巴金先生是骗了我！这是一个令人泪如雨下的梦！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梦最终让我写了《梦李林》（李林是李尧林的笔名，译《悬崖》，署名就是“李林”，他的译著前些年搜罗到一起出版，叫《李林译文集》）。之前悼念挚友，写过《梦萧珊》，和写大李先生的这篇一样，都以梦为题，也真是做过不少梦，不是比喻的说法。梦到大李先生，远不止这一次，在昆明、重庆时可以说是频频梦到的，光是我和他站在海河边看着大轮船远去的情景，就出现过好几次。有一次更是梦到过他和我一起上船，轮船的汽笛一遍遍鸣响，提醒乘客就要启航，他身手矫健，像在溜冰场上那样，牵着我的手一下就跃上了甲板，我大笑着领着他去我住的特等舱富丽堂皇的“大菜间”，而后又一起到高层甲板上去看落日，背景里似乎还响着我们熟悉的音乐……还有一个画面也出现过好多回：他抱着双臂站在一个高高的山顶上，我在往山上爬，他微笑着，也不出声，只是看着我往上走。只有这么一个孤零零的片段，不像上面说的那个梦，有对话，很具体。事实上除了大李先生、瑞珏和我，梦里还有其他人。写《梦李林》时我八十四岁，做那个梦是我整八十岁的时候，四年过去，我还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就想牢牢记住，后来回想过好多遍。我想永恒的友情是可以永远存在的，在记忆里，在梦里。
写这篇文章，也是完成巴金先生的嘱托吧。其实我早就想写了，但有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最想写下的，往往最难下笔。我怕写不好，那对大李先生是一种亵渎。当然也不是没有别的担心，我不知道别人看了会怎么想。我还怕杨敏如（杨苡姐姐，编者注）看到，怕她说，写这些干什么？而后还要问这问那，说这不应该那不对的。不过文章最后还是写出来了，这是积在心里多年想说的，我想，又没乱编，对大李先生没什么不好，大不了承认是我的一场暗恋呗。你说现在的人看来很平常的内容，怎么会一副豁出去的架势？也许现在的人和我那辈人不一样了吧？反正对我来说，写出来还是要花力气才能迈过去的一道坎。更早的时候怎么没写呢？是不是因为赵瑞蕻还在？也许吧。不过，文章是2003年秋天写的，那时赵瑞蕻已去世四年多了，单只是这个原因，也不必等那么久，我想更多的还是过我自己的坎。
杨敏如是怎么看到文章的，我不记得了。要是登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她自己也许会看到，事实上是发表在《收获》上，这是她没订也不会看的。没准还是我复印了寄给她看的：我挺矛盾，又怕她说我，又想让她看。毕竟她和母亲还是不一样，母亲不在了，要是她还在，我一定不敢让她知道。
杨敏如读了《梦李林》，果然很吃惊，说，你还有过这么一段，我怎么不知道？！还问我：你当时怎么不说呢？大李先生那时窘迫，我们可以帮他呀！我心里想，母亲正防着我和异性接触哩，我哪敢提这茬？
《梦李林》是在《收获》上发表的。巴金一直是《收获》的主编，过去我在上面发表文章，都是要他亲自看了才算数，认可了才登，但这时小林念给他听他也没力气听了。对于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像是给了自己一个交代，好像一直悬着的什么事有了一个了结，真的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另一方面，我因当年幼稚不懂事加上任性，曾经给大李先生写过那么冒犯的信，他不再回复是我活该，我对大李先生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歉疚。写出来先要在心里将往事过一遍，偶尔想起的话有些地方是可以含糊过去的，写的话就不一样，过往的细节一一想起，要去面对，就像没愈合的伤口还拿酒精去擦它。
不管怎么说，写出来了，也发表了，还是释然的成分多一些，至少我不再怕提到、想到大李先生和那一段往事了。隔了不长的时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从梦中出走》，写下《梦李林》中没写到的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当然，还有我的敬仰和悔恨。还好过了那个“坎”，回忆好像也不全是苦涩了，有时也带出了几分轻松。比如我想起他带我们去溜冰时的欢快，想起大李先生和我如何津津有味地聊音乐，聊唱片。喜欢音乐，也就喜欢各种乐器，但有一种乐器他不喜欢，就是口琴，不喜欢的理由，他说吹口琴像在“啃馒头”，说罢就大笑。我也跟着大笑，吹口琴被他形容得有几分滑稽，但真的有点像。我原是有点想学口琴的，买过精装两册的《口琴吹奏法》，经他这么一说，我就放弃了。想起这些琐细，我不觉间会微笑起来。
（杨苡/口述 余斌/撰文）
原标题：《记忆｜余斌：杨苡忆巴金（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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