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围绕“四叶草”图形引发的商标争议，引起了知识产权圈和普通消费者的共同关注。

这类案件之所以容易出圈，是因为它同时击中了两个公众直觉。

一方面，花卉、四叶草、几何图案、重复纹样，似乎都属于生活中常见的视觉元素，不应轻易被某一主体独占。

另一方面，一个品牌如果长期、稳定、反复使用某种图形组合，也确实可能让消费者一眼识别出商业来源。

于是，争议很快被简化成两个问题：

“四叶草能不能被垄断？”

“消费者真的会混淆吗？”

但从商标法和调查实务的角度看，这两个问题都还不够精确。

真正需要回答的，其实是，相关公众看到的，到底是一个普通花形，还是一个已经形成商业识别的图形组合？

如果消费者只是觉得“有点像”“风格接近”，这更多是一种视觉感受。

如果消费者进一步认为双方存在授权、联名、合作、同一集团或者品牌延伸关系，才可能真正进入商标混淆和关联误认的判断范围。

这正是公众认知调查在此类案件中的价值。

一、商标法保护的，可能不是一朵花，而是一套组合

在图形商标案件中，最容易出现的误区，是把争议对象拆成一个孤立元素，然后围绕这个元素讨论权利边界。

一旦争议对象中出现四叶草，讨论就会迅速变成：

四叶草是不是自然图形？

是不是传统纹样？

是不是公共文化资源？

既然属于公共元素，是否就不能主张任何权利？

这些问题当然重要。

公共元素不能被任意封闭，商标保护也不应变成对自然形状、历史纹样、基础几何图案和常见颜色的抽象垄断。否则，后来者的正常设计空间会被过度挤压，公共视觉资源也可能被不当私权化。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商标识别从来不只发生在单个元素上。

相同的花形，单独看可能只是装饰；但当它被放入特定比例、固定排列、连续重复、特定色彩、特定商品位置和长期使用语境中，就可能被消费者理解为某一品牌的识别系统。

也就是说，公共元素本身不当然属于某一主体，但公共元素经过特定选择、组织、排列和持续使用后，也可能形成具有来源识别作用的商业秩序。

所以，此类案件的核心不应停留在：

这个元素是不是公共的？

还要继续追问：

这个元素在具体组合中，是否已经形成来源识别？
被诉使用是否借用了这种组合识别？
相关公众是否因此产生来源混淆或关联误认？

商标法保护的，不是“四叶草”这个抽象图形，而可能是四叶草与其他元素共同形成的具体识别系统。

二、组合可能有识别力，但不能只靠品牌自己证明

很多成熟品牌的图形资产，都不是依靠某一个元素独立完成识别，而是依靠一整套视觉秩序完成识别。

字母、花饰、网格、间距、颜色、材质、商品表面、包装形式、广告传播和门店陈列，经过长期叠加，逐渐降低了消费者识别品牌的成本。

因此，单独一个四叶草图形未必能够指向某一特定商业来源，但多个元素形成稳定组合之后，确实可能产生较强识别力。

不过，这里仍然存在一个关键问题：

组合具有形成识别的可能，不等于消费者已经实际形成识别。

品牌方可以讲述图形谱系，可以说明设计演变，可以提交长期使用、广告投放、销售规模和市场传播证据。

这些证据能够说明：

为什么这一图形组合有可能形成识别。

但在商标混淆案件中，还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

相关公众是否真的这样认？

同样，被诉方也不能仅仅因为某个元素属于公共领域，就当然推断消费者不会发生联想。

公共元素不自动排除组合识别，也不自动排除关联误认。

因此，图形谱系、长期使用和公众认知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

图形谱系解决的是：图形从哪里来，哪些属于公共语汇，哪些组合可能产生新的识别增量。

使用与传播证据解决的是，某一方是否长期、稳定、规模化地使用了这种组合。

公众认知调查解决的是，消费者是否已经把这种组合识别为商业来源，以及看到被诉图形时是否产生来源联想或关联误认。

三者共同构成证据链，不能相互替代。

三、公众认知调查不能只问“像不像”

图形商标调查最常见、也最容易失真的问题是：

您觉得两个图形像不像？

但“像不像”只是视觉比较，并不等于商标混淆。

两个图形可以存在一定相似，但消费者未必认为它们来自同一主体。

两个图形也可能在细节上并不完全相同，却因为使用场景、整体风格和商业语境，让消费者误认为双方存在联名、授权或者合作关系。

所以，一份真正有价值的公众认知调查，应当把“组合识别”拆解成四个层次。

第一层：单元素认知

先单独展示一个四叶草图形，不出现品牌名称，不放入完整图案，也不放在具体商品场景中。

然后询问：

看到这个图形，您首先想到什么？

这一层测试的，是单个四叶草本身是否已经具有较强来源识别作用，还是仍主要被理解为：

普通花形；

四叶草；

幸运符号；

装饰图案；

珠宝纹样；

传统图案；

不知道。

只有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受访者自然、主动地提到某一品牌，才具有较高认知价值。

第二层：组合图形认知

随后展示由多个元素构成的完整图形组合。

观察当四叶草与其他花形、字母、颜色、网格、间距和连续排列共同出现时，受访者是否会联想到某一品牌。

还要继续追问：

您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品牌？

受访者的回答可能来自：

四叶草本身；

字母元素；

整体排列；

图形节奏；

颜色关系；

商品表面；

过去接触过的广告或商品。

这一层可以帮助区分，识别力究竟来自单个公共元素，还是来自整体组合。

第三层：被诉标识联想

再向受访者展示被诉图形或实际使用形式。

询问：

您第一反应想到什么？
是否会想到某一特定品牌？
是自然想到，还是在给出品牌选项后才选择？

这里要区分“自然联想”和“提示后识别”。

自然联想更接近真实消费状态；提示后选择则可能受到问卷设计和品牌知名度影响。

第四层：关联误认

即使受访者想到某一品牌，也不能马上得出混淆结论。

还要继续询问：

您是否认为双方存在授权、联名、合作、同一集团或者品牌延伸关系？

现实中的商标混淆，并不只有“把A商品买成B商品”这一种。

尤其在品牌跨界、联名、快闪和限定合作频繁出现的市场环境中，消费者更常见的误认可能是：

认为双方存在联名；

认为被诉方获得授权；

认为属于同一集团；

认为是品牌延伸；

认为是官方合作；

认为是限定活动。

消费者未必会认为“购买一杯茶饮就是购买奢侈品”，但可能认为“这是某个高端品牌与茶饮品牌的合作”。

这类认知，才真正接近关联混淆。

四、调查顺序必须控制提示效应

公众认知调查不能一开始就告诉受访者，这是某知名品牌与另一经营者之间的商标争议。一旦受访者知道双方身份，后续回答就很容易受到品牌知名度、媒体标题、案件立场和舆论信息的影响。

因此，调查顺序应当遵循“从无提示到有提示”的原则：

第一步，询问受访者看到了什么。

第二步，询问是否想到某个品牌。

第三步，询问为什么想到。

第四步，才进入商品来源、授权、联名和合作关系判断。

不能一上来就问：

您认为这个图形是不是像LV？

更不能直接把两个品牌名称摆在一起，让受访者二选一。

否则，调查测量的就不是自然认知，而是提示后的比较判断。调查的关键，不只是问题问了什么，还包括问题以什么顺序出现。

五、真实消费场景比白底图形比对更重要

商标不是挂在空白背景中供消费者欣赏的。

图形通常出现在门店、杯身、包装、小程序、外卖平台、社交媒体、广告海报和线下空间中。

同一个四叶草图形，放在不同场景里，消费者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

单独看，它可能只是一个普通花形。

放在商品包装上，它可能被理解为一般装饰。

放在连续重复的满版图案中，它可能产生更强的品牌感。

如果再叠加特定颜色、材质、商品位置和宣传语言，消费者的品牌联想可能进一步增强。

如果同时出现“联名”“限定”“经典”“高定”等表达，又可能强化商业关联判断。

因此，调查不能只有一张白底图。

可以设置不同的对照组：

单独四叶草；

四叶草与其他图形组合；

完整重复图案；

商品包装实景；

门店或外卖平台页面；

加入或不加入联名、限定等文字；

改变颜色、密度、间距和排列方式。

调查的关键，不是不断叠加信息，而是每次尽量只改变一个变量，观察消费者认知究竟在哪一步发生变化。

如果单独图形识别率很低，但组合图形识别率明显提高，说明识别力主要来自组合结构。

如果组合图形可以被识别，但被诉图形在真实消费场景中并不引发来源联想，说明视觉相似未必转化为混淆。

如果被诉图形在真实场景中显著引发联名、授权或者合作误认，说明混淆风险可能已经超出抽象相似层面。

六、公众调查不是制造一个百分比，而是拆分五种可能

公众认知调查的价值，不在于提前证明哪一方应当胜诉，而在于把几种不同可能性区分开。

结果一：单一图形识别低，组合识别高

这说明四叶草等公共元素本身未必具有较强来源识别作用，真正的保护基础可能在整体组合，而不是单一元素。这样的结果有助于划清，保护组合，不垄断元素。

结果二：权利图形识别高，被诉图形联想低

这说明权利图形可能已经形成市场识别，但被诉使用未必足以造成混淆。

商标法保护商业识别，却不应把所有风格接近和元素相似都直接纳入侵权范围。

结果三：存在品牌联想，但不存在商业关系误认

消费者可能觉得被诉图形“有点像”某一品牌，但并不认为双方存在来源、授权或合作关系。这说明“像”尚未上升为“有关”。

视觉联想和商标混淆之间，仍然存在距离。

结果四：真实场景中出现较高比例的关联误认

如果消费者在真实消费场景中，较高比例地认为双方存在联名、授权、合作或品牌延伸关系，说明混淆风险可能已经进入实际交易认知。

尤其在跨界合作高度常见的市场环境中，关联误认不能被忽视。

结果五：不同人群之间差异显著

例如，品牌高熟悉人群联想较强，普通消费者联想较弱；涉案商品消费者认为是普通装饰，交叉消费人群更容易产生联名误认。

这些差异本身就是重要证据。

它提醒我们，不能用一个总比例掩盖相关公众内部的认知结构。

八、从图形谱系到公众认知，证据链才算闭合

包含公共元素的图形商标争议，往往需要四类证据共同支撑。

第一类：图形谱系证据

回答：

这些元素从哪里来？

它帮助识别哪些部分属于公共视觉语汇，哪些属于历史纹样、自然图形或行业常见表达，哪些部分体现了品牌的具体选择和组织。

第二类：使用与传播证据

回答：

是否长期、稳定、规模化使用？

它证明某一图形组合是否经过持续使用、广告传播、商品销售和市场投入。

第三类：公众认知调查证据

回答：

消费者是否实际形成识别？

它判断相关公众是否已将该图形组合理解为商业来源，以及看到被诉图形时是否产生来源联想或关联误认。

第四类：真实市场反馈证据

回答：

是否已经产生现实影响？

包括消费者评论、误认咨询、错购错认、平台搜索、加盟误询、社交媒体反馈和其他市场反应。

这四类证据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谱系证明来源，使用证明投入，调查证明认知，市场证明后果。

只有这几类证据相互衔接，公共元素与商业识别之间的边界，才可能被更准确地呈现。

九、公众认知调查的真正价值，是把“像不像”变成可审查的问题

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很多争议本质上都围绕公众如何认知。

商标近似如此，商品装潢如此，反不正当竞争如此，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工业品外观识别和服务品牌混淆也如此。

但“公众如何认知”不能只靠想象，也不能只靠个别评论，更不能靠预设立场。

它需要被转化成一组可以回答的问题：

谁是相关公众？

他们在什么场景下看到标识？

他们第一反应是什么？

他们是否想到某一品牌？

为什么会想到？

他们是否认为存在授权、联名、合作或其他商业关系？

他们的判断是否影响购买、咨询、信任或选择？

他们的认知是否会因提示、场景和组合方式发生变化？

这些问题，才是公众认知调查真正的工作对象。

在知产宝过往参与的商标近似、商品装潢、公众认知和市场替代性调查中，我们越来越明确地看到，真正影响调查质量的，是有没有把法律问题转化成消费者能够理解、且不会被诱导的问题。

一份合格的调查报告，不应替法院直接写出“构成侵权”或者“不构成侵权”的结论。

它应当提供清晰、可复核、可审查的数据事实，让法院能够看到相关公众认知的真实结构。（本文由知产宝市场调查项目组负责人撰写，并由知产宝MCP提供资料整理与分析支持。）

知产力判断

四叶草、花卉、几何图案和传统纹样等公共视觉元素，不应被任何主体抽象垄断。

但公共元素经过特定选择、组合、排列和长期使用，也可能形成受到商标法保护的商业识别。

因此，类似争议最终要回答的是，相关公众是否已经把某种具体图形组合理解为商业来源，并在被诉使用中产生来源混淆或关联误认。

专业的公众认知调查不能替代法律判断。但它可以让法律判断建立在更真实、更可审查的市场事实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