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整顿德国乱世用重典，他要向中国证明，德国人不是欧洲病夫。
最近，德国总理默茨搞了一件大事，在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宣布要对德国的病假制度发起一场激进改革，核心措施有两条：第一，从2027年1月起，德国打工人从病假第一天起就必须持有医生开具的病假证明，不再享有3天缓冲期；第二，德国将彻底取消在新冠疫情期间引入的“电话病假制度”，从今往后不能再打个电话就把病假给请了。
消息一出，德国舆论一片哗然。德国工会强烈反对，德国医生协会声称这是“绝对的灾难”，连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内部都有人提出了批评。但即便如此，默茨也还是铁了心要把这次改革推进下去。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德国的高病假率已经成为巨大的竞争劣势，“我们不能再承受这种由长期缺勤造成的竞争劣势了”。
根据柏林智库IGES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这届德国打工人平均每年都要请19.5个工作日的病假，和2018年相比足足增长了50%。2022年，德国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人均病假天数排名第一，达到了24.9天。德国人的年均病假天数，比欧盟平均水平2.5倍还多。据德国经济研究所测算，超高的病假率每年会给德国企业带来820亿欧元的额外成本。
德国人的病假率之所以如此高，主要原因还出在德国的病假制度上。德国现行的病假制度堪称全球最慷慨。德国员工在生病之后，雇主需要在前6周向其全额支付工资；6周之后，法定医疗保险将会接手，为其支付相当于基本工资大约七成的毛工资，最长可持续78周。在这样的制度下，德国人请病假几乎没有经济成本。
默茨如今提出的改革方案，核心就是要堵住这两个漏洞。默茨将其称之为“恢复德国劳动力市场公平性和功能性的关键一步”。他说，德国超高的病假率不仅损害了企业的利益，也损害了那些真正生病、真正需要休息的员工的利益。因为病假制度被过度滥用，已经导致了德国社会对政府整体信任度的大幅下降。
话虽如此，但改革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德国工会认为，新规本质上就是在歧视德国的打工人，破坏了德国的劳资信任关系。德国家庭医师协会则警告，默茨的改革会导致大量轻症患者涌入诊所，而德国基层医护缺口已经达到15万人，新规可能让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另外还有经济学家指出，默茨的改革可能会迫使轻症员工带病上班，引发同事间交叉感染，最终反而导致总病假天数的增加。
况且，就算默茨本人有意将这项改革推行到底，他本人那并不充裕的政治资本恐怕也不允许。目前，默茨所在的执政联盟支持率已经跌到了22%，甚至落后于一向被德国主流政坛视为异端的德国极右政党选择党。德国民众对默茨满意度的民调也跌到了13%，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差纪录。
面对这样的政治处境，默茨还要推行如此激进的改革，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他真的急了。今年2月，默茨曾率领过一个包括30家德企高管在内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访华期间，他亲眼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运转效率。回国之后，深受刺激的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中国的效率和经济发展，并将其与德国的经济现状进行了对比。
这种对比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德国曾经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是欧洲乃至全球制造业的标杆，是高效和品质的代名词。但如今，中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多个高新领域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德国却还在为请病假的人太多这种“小问题”发愁。默茨着急是正常的，不急才奇怪。
除了整改现行的病假制度之外，默茨此次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还有其他30多项措施的，还包括将德国人的退休年龄从67岁逐步提高至70岁、放宽德国企业裁员管制、精简德国的官僚程序等等。用默茨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德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个改革方案。这一揽子改革的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驱动力，那就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近年来，德国经济增长乏力，而德国对华贸易逆差又屡创新高，这让急于降低对华依赖的德国感到忧心忡忡。
此次默茨选择从德国的病假制度开刀，根本诉求是要提高德国的产业竞争力，长期目标还是和中国进行竞争。默茨不希望德国被世人，尤其是被中国人视为“欧洲病夫”，因为在德国的历史上，被“欧洲病夫”的年代，往往是德国经济十分窘迫的时代。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德国就曾因为经济发展停滞而一度被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后来是施罗德政府推行了“2010议程”改革，大幅削减福利开支、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最终才帮德国重拾了竞争力，迎来了21世纪初的经济复苏。
默茨现在的改革举措，其实就是想要效法施罗德当年的措施。他想告诉德国人：现在的阵痛，是为了将来的复苏。但问题时，今天的德国和20多年前的德国，已经大不相同了。人口老龄化更严重、产业竞争更激烈、社会分歧更巨大，更重要的是，德国民众对改革的接受度也远不如从前。默茨想当改革者，可德国人未必想当被改革的人。中国的效率刺激了德国，但德国能不能学会中国的效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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