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5日，曾经掩埋过无数哲鲜血和罪恶的台北马场町刑场再次响起了枪声，而这一次倒下的是黄埔一期、曾死守长沙立下赫赫战功的李玉堂。
李玉堂的罪名是“掩护匪谍”，而这场处决过后又过了三十余年后，一纸追认其为革命烈士的证书送达山东广饶故里。如此刺眼的反差让人心中一声叹息。
日暮乡关何处是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太史公两千年前的冷峻判词，竟成了李玉堂宿命的预言。
第三次长沙会战可以说是李玉堂成功跻身国民党抗战第一梯队的决定性战役。
在三战长沙之时，李玉堂率第十军寸土不退，以血肉之躯换来珍贵勋章，就连不可一世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撼山易，撼李玉堂难”。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打服日军的猛将在 1948年兖州战役中严重失利，对比蒋介石暴跳如雷，一句“丧师辱国，永不叙用”几乎将他打入万劫不复之地。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蒋介石用人时感叹：“往往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心胸狭窄，令将士寒心。”
蒋如此对待抗战有大功的黄埔一期的李玉堂，不仅让李玉堂心碎，让他其他黄埔将领心寒。
然而李玉堂在被弃置数月之后，老蒋终究因为前线无人可用，又被重新捡了回来。这种用你时恩宠有加、弃你时如敝屣的方式让李玉堂很受伤，好不了的那种。
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败退，蒋氏也只能在海南岛上苟延残喘，做着最后无谓的挣扎了。
与此同时，李玉堂被任命为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实际负责东线指挥。此时刘玉长说是副司令，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太多权力，手中都是些残兵败将。而作为总司令的薛岳，对这位曾经跟他在长沙时期共事过的将领也颇多猜忌。
因此，在这风雨飘摇之际，李玉堂也只能是赶鸭子上架，百感交集。
也就在这个时候，黄埔一期的李玉堂内心也发生了动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究竟为谁而战。
很明显，自己一直以为纲领的黄埔精神已经轰然倒塌。打退日本军队之后，三年解放战争，百姓没有迎来想象的和平，反而再次陷入动荡之中。
很明显，这不是他想要的。
敢问路在何方
此时，李玉堂的妻子陈伯兰与内兄陈石安保持着隐秘的联络，而陈石安与中共华南分局已建立通道。
几经辗转，我军方面传回明确口信：若能率部转向，不仅生命财产予以保全，所部亦可保留建制。
李玉堂在卧室内反复踱步，陈伯兰红着眼眶只说了一句：“我跟你走，死活都认了。”他最终下决心，准备在我军大举登陆时，令东线部队让开防区，以战场实际行动完成阵前转换。
如此惊险的计划，知情者仅限最核心的数人。
然而，偏偏是这极小的知情圈里，崩出了致命的裂缝。
一名叫李刚的连长，因调职问题与上司积下私怨，无意中嗅到了这紧张异常气味，于是他直接向保密局海南站站长李运成告密。
大特务李运成如获至宝，他以最快速度将情报编成密电，直发台北毛人凤的案头。据保密局后来流出的零星档案记载，蒋介石阅罢电报，当场摔了杯子，只撂下一句：“去把他给我弄回来！”
蒋介石随即口授手令：立即将李玉堂及其妻逮捕，押送台湾候审，行动须绝对隐秘，不得有失。
1950年4月，海南岛战云密布，狡猾的李运成以“紧急军务会议”为名，通知李玉堂赶赴海口。
然而李玉堂毫无觉察，他带着副官刚迈进会场，门口便被数名特务封死。李运成亮出老蒋的手令，随后命人卸下李玉堂的配枪，将他与随后被抓来的陈伯兰一并塞进军舰底舱。
在看守所近十个月的审讯中，李玉堂始终咬紧牙关，未承认“通敌叛变”，坚称李刚是挟私诬告。
可是军法审判并不依赖完整的证据链，仅凭李刚的供词和几封截获的模糊信件，便草草判定“连续掩护匪谍，意图颠覆政府”。
蒋介石提起朱笔，在判决书上亲批“枪决”二字。据说身边有人低声劝了一句：“玉堂在长沙有过大功，是不是……”
蒋介石冷冷打断：“有功又怎样？心思不在，留也是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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